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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军：汪教授好！非常有幸邀请到您与《生态文化》的读者见面，向我们读者朋友们谈一下生态文学这个话题。您可能也注意了，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再次提到了“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话题。公报明确要求要全社会“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修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我学习公报全文特别是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感觉很振奋，提高了做好推进生态文化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想听听您这方面的感受。 汪树东：谢谢冯老师的访谈，也很高兴和读者朋友们谈谈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发展历史和发展前景这个有意思的话题。您所说的《公报》中关于生态文明的阐述，我也注意到了。我认为，这是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指导性意义的、高屋建瓴的阐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长期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我们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中生态环境的破坏就是代价之一。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强调生态文明的建设，就是对以往那种片面地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生态保护的国家政策及时而英明的调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智慧正指引着中国经济社会的生态转型。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当然，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不单单需要经济、政治、制度的力量，同样也需要文化的力量，甚至生态文化的建设是首要的、领先性的。唯有通过生态文化的全面普及，让国人普遍接受了生态文明的基本常识和理念，文明转型才有可能。因此你们的《生态文化》杂志恰恰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文化杂志，是具有生态文明引领意义的好杂志！ 冯小军：我了解到您是长期专注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工作的年轻学者，我很想了解一下您所受教育的背景，还有您是从哪一年开始从事生态文学研究的，您为什么选择了这个领域？ 汪树东：好的，我本科、硕士、博士均在武汉大学文学院就读的。本科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硕士读的是文艺学专业，博士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从2004年博士毕业后我就一直坚持从事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系统研究。为何会选择这个研究领域呢？我想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与我个人的出身有关。我出生于江西上饶的一个山区农村，从小生活在青山绿水中，对大自然具有天然的亲和感。我也希望以生态文学研究的方式在学术中重建这种与大自然的亲和感。二是生态问题的现实刺激。我成长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但是我看到身边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例如我故乡就面临着森林遭伐、石头被开采、河流被污染的惨状，由于农村过度使用各种剧毒农药，我故乡那里一度连麻雀都绝迹了。刚到武汉大学上学时，东湖被污染得臭不可闻，到了夏天往往死鱼飘满湖面。更不要说长江的水污染了。这些都令我感到极为痛苦、迷茫。我想通过对生态文学的研究了解一下为何现代人会遭遇如此可怕的生态危机。三是和古典思想与西方生态文学的启发有关。我个人非常喜欢老子、庄子的道家哲学，喜欢古典中国山水田园诗歌，它们让我们对大自然心存敬畏。此外梭罗的《瓦尔登湖》让我意识到简单生活、自然生活的魅力，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让我们知道剧毒农药对生态环境的残害，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断头台》《花狗崖》等小说让我领悟到其他自然生命的神秘魅力。 冯小军：据我了解，王诺先生是较早研究生态文学的学者，多年前他出版的《欧美生态文学》就已经对生态文学给出了定义。他认为，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您认可他这样定义生态文学吗？能否给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它与美国自然文学和中国古典山水田园诗歌、散文的差异和区别？ 汪树东：王诺老师的《欧美生态文学》是国内研究生态文学的开创性大作，我本人就深受该论著的影响。我认为王诺老师对生态文学的定义是非常完善、科学的。对生态整体主义的强调，是生态文学的立身之基。他同时强调了生态文学的生态责任、文化批判、生态理想、生态预警和生态审美等特点，这已经相当完备了。我研究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基本上是立足他对生态文学的这个精准概况之上的。那么生态文学与美国自然文学的差异何在呢？美国自然文学往往是指那些描绘大自然的写实性的散文作品，例如梭罗的《瓦尔登湖》，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约翰·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等。如果从生态文学角度看，美国自然文学可以归入生态散文一类。但是生态文学还包括生态小说、生态诗歌、生态报告文学乃至生态戏剧等。因此自然文学的范围比生态文学小。至于中国古典山水田园诗歌、散文虽然也写大自然，但是那是在工业文明以前，是在生态危机出现以前的文学，虽然有不少古典山水田园诗歌、散文也表现出鲜明的亲近自然、尊重自然、爱护自然、融入自然的生态意识，但是它们普遍缺乏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整体观，因此算不上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不过，古典山水田园诗文对于现代人的生态意识的培育依然具有一定的价值。 冯小军：我感觉我国当代生态文学发展势头很强劲，突出表现是创作者越来越多，理论研究不断深入。但是我也有那种“茫茫九派流中国”的感觉，很热闹，却没有那种标志性的人物和事件凸显出来，您作为专门研究这方面的年轻学者，感觉我国生态文学发展的整体状况怎样？请为我们梳理一下它的发展脉络，谈谈它的特点？ 汪树东：您的感觉是比较准确的。其实，当代生态文学的标志性人物和事件还是有不少的，只不过我们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概括还没有来得及跟进，导致许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被历史风尘湮没了。例如就生态作家而言，徐刚、苇岸、胡冬林、古岳、于坚、雷平阳、雪漠、迟子建、姜戎、刘亮程、韩少功、张炜、陈应松等都是标志性的作家；而徐刚的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苇岸的散文《大地上的事情》，胡冬林的散文《山林笔记》，古岳的散文《谁为人类忏悔》，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韩少功的散文集《山南水北》，于坚的诗歌《哀滇池》，雷平阳的诗集《雷平阳诗选》，雪漠的长篇小说《猎原》，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姜戎的长篇小说《狼图腾》，张炜的长篇小说《刺猬歌》，陈应松的长篇小说《森林沉默》等都是标志性的作品。 整体看来，从1978年以来，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经历了3个较为清晰的历史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的发生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阶段和21世纪以来的繁荣阶段。 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生态文学的发生期。该阶段大致出现了3种思想倾向的生态文学，即对破坏生态的错误行为进行历史反思的以部分知青小说为代表的生态文学，以对当时愈益汹涌的现代化浪潮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全面性破坏行为进行力所能及的严厉批判的以生态报告文学为代表的生态文学，以及把生态意识作为理想追求的生态文学。以历史反思式的知青小说为代表的生态文学中，典型文本有孔捷生的《大林莽》、阿城的《树王》、老鬼的《血色黄昏》等小说。生态报告文学有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徐刚的《伐木者，醒来》等。生态小说有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张炜的《三想》、邓刚的《大鱼》、刘醒龙的《灵犭是》等。 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生态文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关注生态问题，生态文学作品体裁齐备，数量众多，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1999年10月由国际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和作家参加的“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在海南省召开，随后在《天涯》杂志上发表了由李少君执笔的座谈会纪要《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环境-生态》，该文对我国乃至全球完全不顾生态问题奉行的发展主义方向提出了批判，措辞激烈，思辨深入，感情充沛，影响深远，也是中国作家生态意识的成熟表现。 20世纪90年代的生态小说中，重要的有哲夫的《天猎》《地猎》《人猎》“黑色生态浪漫系列”长篇小说，张抗抗的《沙暴》，郭雪波的《沙狐》《沙葬》，胡发云的《老海失踪》，方敏的《大迁徙》《大拼搏》《大毁灭》，哈尼族作家朗确的《最后的鹿园》，张炜的《九月寓言》等。生态诗歌方面，于坚、沈苇、李松涛、宗鄂、韩作荣、李琦等诗人都创作了大量的生态诗歌。生态报告文学方面，徐刚创作一系列长篇报告文学，如《倾听大地》《谁在谋害大地母亲》《大地备忘录》《长江传》《地球传》，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王治安的《人类生存三部曲》（包括《靠谁养活中国》、《悲壮的森林》和《国土的忧思》）、《三峡大移民》等也非常重要。生态散文主要有苇岸、周晓枫、刘亮程等人的散文。生态话剧方面，主要有过士行的《鸟人》、《鱼人》和杨利民的《大荒野》等。 世易时移，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人们的生态意识日益觉醒，更兼网络资讯发达，信息传播迅捷，越来越多的作家投入生态文学创作中，更有不少知名作家加入生态文学创作阵营，因此屡有典型的生态文学作品引起全国性的轰动，而且学术界对生态文学的研究开始真正启动，开始为生态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由此当代生态文学真正进入了繁荣鼎盛的阶段。 此阶段取得最大成功的是生态小说。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郭雪波的《大漠狼孩》《乌妮格家族》《青旗·嘎达梅林》，雪漠的《猎原》，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猎人峰》《森林沉默》，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杨志军的《藏獒》，张炜的《刺猬歌》，阿来的《空山》《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赵本夫的《无土时代》，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李克威的《中国虎》，胡冬林的《野猪王》，赵德发《人类世》，王族的《狼苍穹》等长篇小说，叶广芩的《老虎大福》《山鬼木客》等小说集，漠月、赵剑平、欧阳黔森等人的相关小说，都是曾经产生过较大影响的生态小说。生态散文方面，李存葆的生态散文尤其值得一提，如《鲸殇》《大河遗梦》《绿色天书》《最后的野象谷》《净土上的狼毒花》等可以说是当代生态文学最美的收获之一，称得上真正的绿色大散文。此外，李娟的《我的阿勒泰》、蒋子丹的《动物档案》、韩少功的《山南水北》、詹克明的《空钓寒江》、杨文丰的《自然笔记》、王族的《动物精神》《兽部落》、胡冬林的《狐狸的微笑》、沈苇的《植物传奇》、林宋瑜的《蓝思想》、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的《银说话》《羊的样子》、藏族作家古岳的《谁为人类忏悔》、艾平的《倾听草原》、阿来的《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任林举的《玉米大地》、傅菲的《深山已晚》等散文集在风格上魏紫姚黄，但在彰显生态意识方面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生态散文的大丰收，极大地丰富了当代生态文学的百花园。至于生态诗歌，于坚、华海、侯良学、红豆、吉狄马加、鲁若迪基、倮伍拉且、张二棍、哨兵、徐俊国、津渡等人的生态诗歌更是美不胜收，争相斗艳，把生态意识渲染得灵性十足。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诗人华海，他以生态诗歌创作为志向，新世纪后相继出版了《华海生态诗抄》《静福山》等生态诗集，编辑了《当代生态诗歌》《生态诗境》等当代生态诗歌读本，对于推进当代生态诗歌的创作具有很大的贡献。此外，还有雷平阳的《山水课》、哨兵的《蓑羽鹤》、徐俊国的《自然碑》、津渡的《山隅集》、张二棍的《入林记》都是格调鲜明的生态诗集。生态报告文学有哲夫的《长江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淮河生态报告》《世纪之痒——中国生态报告》等，李青松《林区与林区人》《大地伦理》等，还有徐刚的《国难》《大森林》，李林樱《啊，黄河——万里生态灾难大调查》，冯永锋的《拯救云南》《不要指责环保局长》《环保——向极端发展主义宣战》《没有大树的国家》《边做环保边撒谎——写给公众的环保内参》，汪永晨的《绿镜头——大自然的昨天与今天》，朱幼棣的《沉默的高原》《中国世纪大灾变》《我们家园的紧急报告》《后望书》等。生态话剧有过士行的话剧《青蛙》、杨利民的话剧《大湿地》等。中国当代生态文学表现出鲜明的三重价值诉求：第一重价值诉求，是对现代文明中泛滥的欲望化、城市化、科技崇拜和人类中心主义等倾向的无情批判，为受伤的大自然发出深情的呼告，企盼现代人摆脱自然冷漠症；第二重价值诉求，是充分呈现大自然的优美与壮美，承认自然生命的主体性和内在价值，为饱受侵凌的大自然复魅；第三重价值诉求，是重建生态整体观，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为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型鸣锣开道。 冯小军：就您掌握的情况看，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有哪些？他们的作品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文学界有怎样的影响？ 汪树东：近40年来，虽说中国当代生态文学还谈不上名家辈出、经典荟萃、家喻户晓、影响深远，但参与的作家济济一堂，作品数量汗牛充栋，生态意识日益显豁，文学体裁众美齐备，艺术质量持续攀升，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大众对生态文学的认知度连续攀升，还是有目共睹的文学景象。在我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持续10余年的阅读视野中，于坚、雷平阳、张炜、韩少功、叶广芩、贾平凹、姜戎、迟子建、胡发云、陈应松、雪漠、阿来、徐刚、苇岸、刘亮程、李存葆、李松涛、过士行、杨利民等作家，都已经确立了较为自觉成熟的生态意识，都进行过相应的较有影响力的生态文学创作。要列举生态性、艺术性两全齐美的当代生态文学作品，笔者也许会推荐这些作品：于坚的《于坚的诗》、雷平阳的《山水课》、李松涛的《拒绝末日》、华海的《静福山》等诗集，张炜的《九月寓言》、姜戎的《狼图腾》、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雪漠的《狼祸》、阿来的《空山》、雪漠的《猎原》、赵德发的《人类世》等长篇小说，胡发云的《老海失踪》、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叶广芩的《老虎大福》、阿来的《蘑菇圈》等中篇小说，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李存葆的《绿色天书》、蒋子丹的《一只蚂蚁领着我走》、韩少功的《山南水北》、艾平的《倾听草原》、杨文丰的《自然书》、傅菲的《深山已晚》等散文集，徐刚的《伐木者，醒来》、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等生态报告文学，过士行的《鸟人》《鱼人》、杨利民的《大湿地》等话剧。 无论是茅盾文学奖还是鲁迅文学奖在社会上和文学界的影响都非常大，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张炜的《你在高原》就获得过茅盾文学奖，陈桂棣的《黄河的警告》、李松涛的《拒绝末日》、周涛的《中华散文珍藏本·周涛卷》、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温亚军的《驼水的日子》、李存葆的《大河遗梦》、于坚的《只有大海苍茫如幕》、韩少功的《山南水北》、次仁罗布的《放生羊》、雷平阳的《云南记》、叶弥的《香炉山》、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刘亮程的《在新疆》、周晓枫的《巨鲸歌唱》、鲁枢元的《陶渊明的幽灵》、阿来的《蘑菇圈》、徐刚的《大森林》等较为典型的生态文学作品获得过鲁迅文学奖。 如果您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有较多的了解，您还会发现凡是在当代文坛上有较为重要影响力的作家都曾创作过较好的生态文学作品。而且阿来、张炜、迟子建、陈应松、徐刚、雷平阳、华海等作家还保持着对生态文学的长久创作兴趣。 冯小军：任何事物的兴亡都有主客观原因，文学流派也不例外。请您谈谈我国当代生态文学的产生与西方生态文学、中国传统生态智慧，详细谈谈它们之间的关系。 汪树东：好的，无论是西方生态文学还是中国传统生态智慧，都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我们先谈谈西方生态文学和生态思想。迄今为止，西方文学中具有生态意识的大量代表作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有些作品还产生了巨大影响。以梭罗的《瓦尔登湖》为代表的大量美国的自然文学作品，列昂诺夫的长篇小说《俄罗斯森林》，拉斯普京的小说《告别马焦拉》和《火灾》，艾特玛托夫的小说《白轮船》、《花狗崖》和《死刑台》，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鱼王》，瓦西里耶夫的小说《不要射击白天鹅》，还有普里什文的随笔《大自然的日历》等。除了文学作品外，许多宣扬生态意识的学术著作也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比较重要的有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展望二十一世纪》、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等，这些学术著作极大拓展了国人的生态视野，对中国作家确立生态意识具有巨大的启示作用。 徐刚在对中国大地上现实和历史的生态危机做出充分的关注时，总是尽可能地汲取世界各地的生态智慧，例如他对甘地的生态思想、印第安人的生态思想的兴趣。在散文《门与边界及行者》中，他曾说：“大地以仁慈为怀抱，怀抱所有生命，无分贵贱。大地是万类万物的休养生息之地，大地之气为元气。大地伦理学应是，以生命家园取代人的王国，人与大地之上所有生命，一切存在物互为关联、生死相依的伦理学。”他所说的大地伦理学也就是美国生态思想者利奥波德的重要创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梭罗思想对当代中国生态文学的发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徐迟翻译的梭罗名著《瓦尔登湖》于1982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此后还多种译本，并一再出版，尤其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反响巨大。诗人海子就深受梭罗的《瓦尔登湖》的影响，他对乡土世界挽歌式的吟唱，对大自然的痴迷，就表现出浓郁的生态意识。他还曾经写过诗歌《梭罗这人有脑子》，对他的简朴生活和归隐自然的举动大加赞誉，自杀前带在身边的书中就有《瓦尔登湖》。在海子的推荐下，生态散文家苇岸也对梭罗的作品极感兴趣。需要注意的还有，自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出现了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还有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等思想家，对西方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不息批判，正是他们的批判为西方生态思想的诞生和发展准备了极好的资源和土壤。因此，许多当代中国作家是受他们的思想影响才产生了生态意识的。例如诗人于坚受到海德格尔的思想影响，他反复言及大地、存在等思想就是来自海德格尔，他曾说：“伟大的诗歌是呈现，是引领人返回到存在的现场中。伟大的健康的诗歌将引领我们，逃离乌托邦的精神地狱，健康、自由地回到人的‘现场’‘当下’‘手边’。”海德格尔的“人是存在的看护者”和“诗意地栖居”的思想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影响也至为深远，其中的生态意识内涵也自然渗透到当代中国生态诗歌中。 我们再看看中国古典生态智慧。古典中国文学和生态思想是当代中国生态文学发生发展的又一重沃土。从整体上看，中国古代思想的生态维度是较为鲜明的。儒家具有较强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但是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强调对大自然的有节制的取用态度，他们都能够推人及物，恻隐之心遍施万类，到了宋儒张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提出，更是显现出儒家的生态倾向。道家思想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就更为明显，“齐生死，等贵贱”“以物观物”“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等思想，都显示了生态中心主义取向。而佛教的众生平等、灵魂轮回、惜生护生、戒杀食素等教义和规范更是具有生态意识。更为根本的是，中国智慧强调天人合一，反对天人相分，更反对以人征服天，人与大自然的共生共荣是不变的文化理想。而古典中国文学，尤其是受到道家思想影响深远的作家作品，大都具有鲜明的生态意识，可以说，像陶渊明、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苏轼、龚自珍、郑板桥等诗人诗歌的最高理想就是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在现代中国文学中，周作人、废名、沈从文、丰子恺、林语堂、孙犁等一脉相承的文学传统明显地与道家思想关联甚深。到了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贾平凹、阿城、迟子建等作家再次延续了这个传统，他们也充分地把道家思想中的那种深层生态学倾向表现了出来。诗人于坚对古典中国文学和生态思想情有独钟，他曾反复强调敬畏自然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他曾说道：“道法自然，也是道发自然，自然毁灭，道也就没有存在彰显的地方了。大地死去，道将隐匿。对于西方人来说，自然的毁灭也许无所谓，因为复活的意义不在自然，而在上帝、彼岸、真理、主义。美国在伊拉克想的就是这回事情，博物馆被抢掉无所谓的，炸得满地窟窿是无所谓的，大地燃烧无所谓的，只要主义真。对于中国人来说，问题要严重得多，中国人喜欢说身心，有身有心，身在前，心在后，有自然才有道，如果身已经不存，道又如何感悟呢？所以，守着空气污染、江河湖泊死去，没有鱼虾麋鹿、没有‘浅草池塘处处蛙’、没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不自然的世界，主义再正确有什么意思呢？人生又有什么意思呢。”他的许多诗歌是向陶渊明、王维、孟浩然、李白、苏轼等人那种诗意栖居理想的致敬。 当然，我们还需要注意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它们也是属于中国古典生态智慧中的一支。我国少数民族众多，大多数少数民族的生活都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有着较好的融合，如东北大森林中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茫茫草原上的蒙古族，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西藏高原上的藏族，以及西南山区中的白族、傣族、哈尼族、彝族、苗族等。这些少数民族受本民族的宗教文化濡染较深，与现代文明距离较远，难能可贵地保存着与大自然较多的灵性往来。藏族作家阿来、次仁罗布、古岳、尹向东、格绒追美，白族作家张长，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郭雪波、满都麦、黑鹤，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哈尼族作家朗确、存文学，满族作家叶广芩、胡冬林，土家族作家李传锋、叶梅，回族作家张承志、石舒清，彝族作家吉狄马加、倮伍拉且，裕固族作家铁穆尔，哈萨克族作家叶尔克西，普米族作家鲁若迪基等，都对本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做出了较好的描述，其中常常透显出鲜明的生态意识。除了少数民族作家，汉族作家也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中的生态意识寄予厚望，如李存葆、姜戎、于坚、迟子建、杨志军、艾平、敕勒川等。 冯小军：日前，已故作家胡冬林的《山林笔记》出版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等单位召开了作品研讨会，专家学者充分肯定了他在生态文学创作领域的成就，引发了文学界对生态文学创作问题新一轮讨论，一时间生态文学创作更加令人瞩目。我本人今年与杨文丰和哲夫两位先生已经开展了两次对话，今天再次与您交流这个问题。著名作家李炳银等人在《文艺报》等报刊发表相关文章，更加引起了大家对生态文学的关注。还有，今年我们《生态文化》杂志社和北京羡林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联合举办的生态散文奖征文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征文来稿踊跃。您怎么看当前生态文学创作的形势？请您分析一下我国当代生态文学发展面临的困境以及前景。 汪树东：整体看来，随着我国当前生态文明的稳步推进，国人的生态意识会越来越自觉，生态文学创作也会越来越繁荣，更多的作家会投身其中，更优秀的作品会层出不穷。例如胡冬林的《山林笔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不过，我国生态文学的发展也的确面临着一些问题。概括地说，主要有4个局限。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第一个局限，就表现于大多数生态文学作家尚未建立起真正的生态整体观，尚缺乏全球化的生态视野，从而未能呈现出生态文学应有的恢弘气度、诗意气质。更多的中国作家尚未具备全球化的生态视野，他们书写生态，往往满足于对眼前的一株树、一个动物的悲剧命运的动情展示，或者局部地区的生态事件的详细描述。他们无意去寻觅此时此地的生态危机和全球化的生态危机之间的隐秘联系，更没有意识去反思此时此地看似无害的行为经过全球化的商业交通运输体系传导到遥远的彼时彼地会释放出多么巨大的生态危害，也没有去关注此时此地的生态危机的全球化根源。这样一来，生态文学应该具有的全球化魅力就荡然无存了。第二，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局限，还表现于作家对生态危机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了解，从而出现对现代文明尤其是现代都市文明过于简单化的归罪模式，和对前现代文明过于理想化的美化想象。第三，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局限，又表现于生态作家缺乏足够的生态学知识，缺乏足够的科学精神，而且对生态危机的拷问往往不关注政治体制因素，也很少关注环境正义。第四，中国当代生态文学饱受诟病的局限，表现于生态叙事过于模式化、概念化，艺术魅力稀薄匮乏，人性探索不够深入。例如绝大多数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作品中，作家几乎都是千篇一律地叙述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大肆控诉现代人的欲望泛滥，对大自然的溃败哀婉绝望。例如在郭雪波的那些描绘科尔沁沙地的生态小说中，基本上只有三类人物，即生态破坏者、生态保护者和外来者。生态破坏者是万恶之源，是作者竭力抨击的对象，生态保护者是作者的理想，是人性善的象征，而外来者对生态保护者的认同表达着作者的希望。应该说，这种模式化写作与革命意识形态关于阶级斗争的叙述有内在的一致性，只不过压迫阶级成了欲望泛滥的现代人，而被压迫阶级成了无言的大自然，至于那些生态保护者则是被压迫者的代言人。这明显是对丰富复杂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简单化书写，是对人性更为复杂的真相的遮蔽。 当然，无论如何，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意义始终是重要的、深远的。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最为充分地传承了天人合一的中华古典文化传统，接续了崇尚自然、敬畏天地的传统文脉，对于推进当前中国文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直面生态危机的惨淡现实，充分汲取世界上其他文化、文学传统的生态资源，与全世界作家一起回应21世纪人类生存的最大挑战，对于推进当前中国文学的世界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还有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以艺术的力量激发国人的生态意识，呼唤现代人从消费主义文化的迷梦中觉醒过来，重建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因此其对于推进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具有这样重要的现实意义，生态文学的发展前景一定是非常广阔的。 汪树东：江西上饶人。文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年以来，长期专注于研究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出版有《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天人合一与当代生态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现代性研究》等学术专著，发表有《重塑中国文学的绿色之维——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意识》《当代中国生态文学的四个局限及可能出路》等学术论文，目前正主持2017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史暨生态文学大系编纂（1978-2017）”的研究。 冯小军：《生态文化》杂志社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