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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曹军庆 写作 写作于我，最好能是一件永远无法完成并且永远都在进行着的事情。那样的话，意味着我始终在书写当中并且始终和我的书写对象在一起。那是一种真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美妙时刻，人生难得有这种时刻。在我的思想和感官里面有我的文字，而在我的文字里面也有我的思想我的感官。当然还会有各种情绪，各种体验。我们水乳交融彼此相依。这种时候，无论语言图景还是人物，我几乎还能保持最初的真实。但是书写总有结束之时，手中的书稿也终有交出之时。每次交出书稿都是真正的远离，我将和我的作品分开。一旦完成写作，我所交出的书稿将不会是存留之书，很可能只是一部“消失之书”。事实通常都是这样：所有的“消失之书”都不会突然消失，而是会像流沙般毫无察觉地慢慢消失掉。 这世上曾经有过多少本消失之书啊，以及遗忘之书，难以计数。即便现在，已经出现了或者还将继续出现多少本消失之书啊，仍然难以计数。流沙，全是流沙而已。但这不是我的本意，不是我短暂的书写恐惧所能抹掉的记忆。 我将记住我在这本书里写下的那些面孔，当我这样想，我并没有把握真能记住他们，甚至好像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曾经朝夕相处，“我”中有他们，“他们”中有我。我紧握着他们的手已从我手中滑落。他们的面孔也会沉没，如同沉船，如同坠机，如同地陷时突然被埋于地底的植物昆虫或房屋基座。所谓像流沙般消失，很可能最先消失的就是那些面孔。我说过，我父亲的衰老“是从他的眼睛开始的”，那么这本书的消失则肯定是从那些面孔开始的。但是我父亲已经去世，他逝于二〇一七年十月一日国庆节这天。虽然我非常希望他能看到我这本书面世，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在一所强制戒毒所待了几个月，陆陆续续进出差不多有一到两年时间。我采访了大量戒毒学员公安干警和学员家属。那段时间我才明白，其实就在我们生活中间，或许就在我们身边，还隐藏着另外的生活。我们称之为邪恶的生活。我们不能因为没看见，就当他们不存在。就像光线在黑暗中蛰伏，或者就像黑暗在光线中绽放。时间的锈水会把很多东西洗旧，洗白。生活只是一张底片，犹如窥视之镜。就像被焚烧过，留下火焰的痕迹。胶质的视觉感受覆盖着灰烬，黑白错置。不知道哪些线条来自现实，哪些来自梦境或另一个世界。没有什么顿悟，没有启示，更没有什么神迹。通天大道正是跟陷阱和深渊连在一起。走上什么道路或者得到什么结果，可能只是极其偶然的幸运。我长时间和他们交谈，交谈的时候我经常走神。他们的语气和神态能带给我更多东西，我当然不是指道德忏悔或救赎意义上的东西。不是这些，事实上他们在为我建立另外的叙事逻辑。他们每个人关于自我的讲述都是一场宏大叙事。个人叙事也有宏大的一面，它们在很多时候如出一辙。我相信适度的谎言跟编造比真实更重要，对他们是这样，对我同样如此。但是我对所谓谎言的甄别也未必可靠，我性格中有些多疑，多疑有时候会影响到我的直觉。因此你可以想象一下我采访时的情景，一个多疑者在和戒毒者（即曾经的吸毒者）交谈：我们共同讲述某些真相、虚构某些谎言或者猜疑某些破绽。 交谈者保持着默契的共谋关系，或许我们都是在照搬生活。但是我终究还是要写出这本书。这时候，我唯一能做的是牢牢盯住讲述者的面孔。我以为无论他说什么不说什么，他的面孔不会欺骗我。有个故事这样说，最初的照相术可以把人的魂魄摄入照片，并保存在底片里面。这个故事在很久之前就令我迷惑，它让我对写作曾经抱持着永难抵达目标的好奇和期待。写作也许在此意义上与最早的照相术确实存有相似之处。面孔或许才是打捞灵魂的入口，文字和影像都能恰如其分地由此进入或镶嵌。去分解一张面孔，就像打开一只盒子，打开钟表或某个头盖骨。 所以我采访每一个人，写出每一个故事之后，都要尽可能地保存一张这个人的底片。我不能带相机，也不能带手机，我只能以我的观察为他们留下底片。并且我需要像最古老的照相术那样，把他们的灵魂放在底片里面。这是一种很笨拙的方法，它使得我的采访现场有时候就像是一场极其紧张的哑剧。我就像猜谜一样，必须跑到对话之外去寻找某些并不存在的应有之义。我需要延展某些东西，砍掉某些东西或者补齐某些东西。 如此说来，我还在采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写作。这本书的完成时间是在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刚好是平安夜。次日我发了条微信朋友圈，我说全书在平安夜完工只是个巧合。我还说，在我的写作生涯里，这本书是旁逸斜出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此书不在我有预谋的写作计划之列。之前我一直想写一本东湖故事集，会见日的故事是自己横插进来的。 我在这本书里共写了二十个故事，二十个故事都与毒品有关。涉毒故事，戒毒所故事。我尽量让每个故事都有完整性，有很好的独立的完成度。放在一起又能构成一个系列，一个迥别于外部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有些故事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和生长性，相同的人物在不同的故事里出现。故事因此自动增殖。而会见日不是唯一可用的书名，戒毒所故事集也可作备用书名。会见日是戒毒所的法定日子，每月十五号，戒毒者家人或朋友可以前来探视他们。像是盛大的节日，又像是乡下集市里赶场的日子。我在这个日子见到很多人。许多戒毒者之外的故事，都是从会见日这天溢出来的。太多互动。太多的登场和退出。我发现，这个日子就像我正在写作的这本书的一个开关，一个按钮。舞台的幕布。巨大的洞穴，在黑夜里的洞穴岩壁上，落满乌云一样黑压压的蝙蝠。这个日子我有时候会躲到外面去，我需要退让。我闭上眼睛也能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那些稀疏的背影。我听到杂沓的脚步声，没有面孔没有身躯的脚步声。那些面孔在火焰中破碎、融化。我把那些面孔想象成我正在书写的文字，而把那些破布一样没有温度正在冰冷焚烧的火焰想象成时间。时间之刃即是冰焰，与流沙别无二致。 交出书稿，拿到校样了。我再次回望那些文字，企图从中找寻我所书写过的面孔和故事。但这是徒劳的，就像从水中捞出人脸那样徒劳。书页中只有痉挛的文字和五官，水纹往四处扩散。眼镜架在鼻梁上，更多人没戴眼镜。没戴眼镜的面孔和戴着眼镜的面孔同样悲怆。嘴唇闭着或者张开。我看不出他们的年龄。年龄和时间可能是本书中不太重要的内容，没有什么是重要的。让时间变得模糊恰恰是时间本身的原因，是它惯有的伎俩。一切只能无始无终。那些五官在文字的面孔上痉挛，在痉挛之前或之后假装平静。但是我认识他们，我在现实和虚构之中老早就结识了他们。 此时，我仍然想记住他们，重新和他们交谈。我的文字表面布满了陷阱。就像我们脚下隐藏着地缝，谁也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裂开。这几乎就是书写常识，书写因此和现实一样危险，也一样不可信。现实不可能简单地区分为哪是谜面哪是谜底，如同因果永远不会黑白分明，善恶也永远不是非此即彼。当然还有生命跟死亡。谜之为谜正如人之为人，既是宗教哲学也是文学永难解开的谜团。正是在此背景下，我写下他们，写下一些生者和死者。罪人和非罪之人。他们在书中现在只是一些文字，一些符号。他们不再是面孔。为了描述他们，我有时候必须借用巴尔扎克式的记录方式。有时候我又将现实想象成一场浩大的诉讼，如同没有围墙的法庭。在庭审之时，我努力于众声喧哗中记下各种证言以及各种辩词。那些声音像水中的潜流相互冲撞。我也被冲撞，我的文字里像伤口那样裂着溃口，我看到时代的身影从那些文字的溃口里逃逸而出。逃逸和溢出，像洪水时越过栏网的鱼群。文字太不可靠，它里面的网洞和暗门比比皆是。我从来只相信文字变成文字之前的那种东西，正像我从来不相信历史，只相信史前史一样。 那么这些故事又有几分可靠？他们依附于我所写下的文字。我其实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说过，我的写作在采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我采访时的状态也是我写作时的状态，我让现实和虚构混在一起。它们自有法则。书中也提到过，戒毒所坐落于城市郊区，对面是监狱，旁边是殡仪馆。我并非要强调戒毒所的地理隐喻意义，只不过碰巧就在那个地方。戒毒所内部的楼房有长长的内走廊，就像医院和学校那样的走廊。有沉重的铁门。我选择在阅览室里和戒毒者交谈。阅览室里摆满了书籍，那些摆放在书架上的书籍也曾倾听过我们的谈话，我为此感到心安。这可能是另一重隐喻，书籍的隐喻比地理意义上的隐喻更和谐体贴。文字和书页是见证我们交谈的地方，也是我们将要抵达的地方。文学经常讲述失败者和误入歧途者的故事，被命运击倒在地的人的故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可以归于此类。文学也经常讲述哭泣、悲诉、哀怨、背叛、忏悔和求救的故事。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应归于此类。海明威说很多人被打倒，并没有被打败，他提供的书写伦理也有隐喻意义。这样的隐喻意义不是我要在文末强加一条尾巴，而是生命本身的韧性和力量。 写完这本书没过几天，就进入到了二〇二〇年。新冠肺炎——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大爆发，在新年开端与这个世界迎面相撞。世界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此事一并记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