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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能否接近历史 杜近都：你文学方面的启蒙读物是哪一部作品呢？ 杜文娟：首先感谢你对我的访谈。我至今记得父亲坐在石桌前看《资治通鉴》的样子，那时候我还小，刚刚记事。能够安安静静地读书，是多么幸福和快乐的事啊。我最早读到的文学作品，是《苦菜花》和《闪闪的红星》，没有封面，当时并不知道书名。《苦菜花》中姐妹挖野菜充饥和《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出逃的情景。时隔几十年，这些细节历历在目，使得我在以后的文学创作中，特别注重细节描写。另一部文学作品是《武则天传》，这是我刚工作的时候读到的。这部作品让我懂得了什么叫韬光养晦和从头再来。 杜近都：你第一次对文学产生清晰的认知，是什么时候呢？ 杜文娟：我觉得应该是这几年吧。从文学爱好到专业创作，认知的过程有些长。一方面与阅读有关，另一方面与生活阅历，以及年龄的增长密不可分。所谓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是很有道理的。进入不同的年龄段，如同进入某种不同的磁场，强力不同，产生的作用不同，意义也是有很大区别的。最初的阅读和创作，是为了成名。成为名人，是我曾经的梦想。每发表一篇文章，就希望周围的人都知道。走在路上，由于长期在秦巴山区的工厂企业工作，闭塞的环境压抑得我有时候喘不过气来。远方，极大地诱惑着我。我开始主动旅行，旅行让我增长了见识，逐渐意识到一个人是否成功，取决于环境和性格。如果一直挣扎在底层，锐气很快会被磨损。我的众多同事，二十岁进入一个企业班组，六十岁在同一岗位退休，很少走出去，即便是旅游都很少。这让我想起《百年孤独》中七代人的重复与衰败。我憎恶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说教，说这种话的人，一定没有过长期身陷生活泥沼的经历。 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也是在阅读大量世界名著之后，才创作出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受此启发，我读了《罪与罚》《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等长篇巨著。这些文学经典，让我受益匪浅。这个阶段，我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自以为在文本方面有所意识和追求，却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散文化叙述。 2010年，我有幸到鲁迅文学院学习，这无疑是我文学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山外青山楼外楼。文学原来是如此的广博丰饶，意味无穷。我受邀写过两部商业文学作品，即《苹果 苹果》《祥瑞草原》。好心的文友和老师因此严肃地批评过我。阅读是创作最重要的途径，书海茫茫，从何读起。古典名著要读，借鉴和解读国内外同时代重要作家作品，很有必要。我们的西北作家吸收外来文化和观念迟缓，被广泛认为迟钝和晚熟，尤其是一旦思维定型，很难改变。江南的作家们，三四十岁就名满天下，有的还获了大奖，有飞鸟型作家之称。西北作家四十岁以前很少写出大部头作品，一旦写出来，也是敦实厚重的。但是，这样的西北作家，毕竟少了些。 杜近都：你的新作。《岩兰花开》已经于2020年5月出版，这部作品在题材、结构等方面，与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有相似之处。你是否对此有所借鉴？ 杜文娟：坦率地说，是借鉴了。这几年有意读过一些非虚构作品，包括《哈佛非虚构写作课》，从如何采访到故事架构，略有了解。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中国多家杂志开辟了“非虚构”栏目，有的省还成立了报告文学学会，非虚构写作受到空前推崇。在欧美文坛，非虚构写作同样受到尊重。随着小说于我国近代以来逐步取得文学价值方面的提升，现当代的中国作家几乎人人怀有长篇小说梦；创作生涯中如果没有长篇小说作品，便觉低人一等。我当然也不例外，创作出好的长篇小说是我的重要目标，当然也不排斥创作出尽量接近历史真实的、优秀的非虚构作品。 对《岩兰花开》这部作品，成品与理想还是有差距的，如果再增加三五万字就好了。出版以前，就意识到素材还不够丰厚，裁剪修改以后，就显得单薄了。看到样书的第一眼，我酸楚得泪流不止。这部作品还没有在当当网上销售，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二十二万字，一个是十五万字。令人不堪的另一件事是，我从出版社购买了一百五十本书，书款从稿费中扣除，货单上赫然标有几个字：低稿费图书。由此可见，这是一部多么不受待见的图书啊。如同一个孩子，刚褪去胞衣，裹上小被单，胸前就挂上便宜的牌子。幸存者、非主旋律、低印量，决定了这部作品的命运，进不了排行榜，与奖项无关。在每年数万部出版物市场，多一本不多，少一本不少，自生自灭，小众读物。幸好，这是我起心动念，决定创作之前，就清楚的结果。 2018年5月至6月，我第四次入川采访，随身带着《来自切尔若贝利的声音》，家里还放有一本；10月到12月，在广西北海完成初稿的时候，写累了就靠在沙发上翻阅《锌皮娃娃兵》。《岩兰花开》结构上受其影响，并不奇怪。阿列克谢耶维奇涉猎的题材，都是重大历史事件，而且多属人为灾难。如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等，她直面灾难的勇气令我敬佩，从题材选取上，有野心更有担当。汶川大地震属于天灾，几分钟改变万千生命，颠覆众多观念。遭此罹难，让无辜者更无辜。每一场大灾过后，灾难创伤造成的应激障碍会持续二三十年，甚至代际传递。作为当年的志愿者，震后第一个春节和周年的亲历者，我完成这部作品，应在情理之中，题材上并无刻意效仿之嫌。 杜近都：《岩兰花开》一书，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复调书写特征。你可以从创作的角度，谈谈如何完成这种复调书写吗？部分篇章由受访者个人表达和你的转述组成，你认为这种形式或体例能否接近历史？ 杜文娟：这部作品的确运用了多声部书写，也就是你理解的复调书写。这既是我有意为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比如第一章“感谢双拐”的主人公小宋，因为失聪，长期无人交流，没办法正常聊天。写她的时候，我辗转反侧不知从何下手，完全由我来讲述，不能完全表达她的心声。讲述主角交给她吧，不现实，也失去了真实性，就是你说的不能接近历史。琢磨了大概两天，才采用了文本中呈现的样态。“画眉雨”也是一个例证，主人公是失独的中年夫妇，又都重度伤残，单靠采访者和受访者讲述，无法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主人公痛到骨髓、每个毛孔都分泌的哀伤。这部作品尽管是非虚构，却采用了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多种手法，这是一种尝试，也是多年写作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否接近真实的历史，似无需赘述。史学家聚焦于灾难的史实，是一种宏观叙事；文学家关注于受难者的心灵，微观的细节更能激发创作者的表达欲望。《史记》之所以被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因为司马迁运用了审美的形象思维，使历史人物栩栩如生，文学性和史学性兼具，由此文学界与史学界都很青睐此书。 人类历史也是一部灾难史，人民的经历就是时代的经历。一部关于灾难题材的文学作品，应该尽可能真实再现普通人的心理路程，却不以灾情纪实为第一要务。当然，我不能百分之百肯定《岩兰花开》熨贴幸存者的内心世界，毕竟我与震区相隔千里，十年间只四次入川采访，对当地民风民俗知之甚少，尤其对羌藏文化了解不够。世上最沉重的是人的心，积蓄那么幽深的苦难，不可能对一个只接触几个小时的外乡人敞开心扉，滔滔不绝。 盖伊·特立斯大约用了九年时间，走进花花公子宅邸、最高法院、按摩院等地，身体力行成为特殊俱乐部一员，创作完成的《邻人之妻》，被尊为非虚构作品的丰碑。杜鲁门·卡波特为采访一桩灭门凶杀案，花费了六年时间，狱内狱外四处奔波，非虚构作品《冷血》毫不逊色于经典长篇小说。这便是非虚构的魅力，也是非虚构作家的荣耀。对此，我望其项背，深感不足。 杜近都：你认为在采访过程中，采访者通过问题进行引导是否必要？受访者的口语表达与《岩兰花开》所呈现的文本，语言之间是否有差异？纪实文学一般强调创作者应在作品中缺席，可这部作品中不时仍会出现你的声音和形象，这是为什么呢？ 杜文娟：采访者通过问题进行引导是否必要？回答是肯定的，是必须的。呈现在文本中的文字与最初的口语表达肯定有差异。文学作品与流水账的最大区别是，凝练、优美、有指向。语言是作品的外衣，是华美还是粗糙，一目了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文学作品，大多简洁肃然，光鲜亮丽。成书之前的一地鸡毛，堪比大卖场。我在“学者己见”“碰不得的北川人”等章节中，素材摄取跨越十年，以前经历的，目前见到的，电话采访的，微信往来的，转述的，洋洋洒洒数万言，从中挑选可用之材，加工结晶成几千字，有的观点和个案，还被编辑大刀阔斧删减。 纪实文学强调创作者应在作品中缺席，我不赞同这个说法。作者主宰作品，文中无不渗透作者的思想。彼得·海斯勒的《寻路中国》、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等，处处游弋着作者的影子，并且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志愿者角度分析，我也是地震伤员，曾经被广元市第二人民医院120救助过，回到陕西以后做了甲状腺手术。地震过去十二年，尽管不常在川，似乎也没缺席过，一直在场；忽然在作品中缺席，既不符合生活逻辑，也不符合艺术逻辑。 杜近都：《岩兰花开》在篇章顺序的安排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呢？这部作品体现了你对自然灾害及亲历者的人文关怀，那么你是否认同文学即人学这一命题呢？ 杜文娟：全文二十五个章节，加上后记，共二十六篇章，分五个小辑，分别是：长大了的伤残孩子、失独父母、重度伤残人员、地震孤儿震后宝宝、灾难反思。每个作家对自己的文字都高度负责，尤其是长篇作品，在素材积累时期，就反复推敲内容和框架，也就是谋篇布局；有的还会请教高人，多方论证。创作一部作品好比打一场硬仗，对于非虚构作品，篇章顺序就是故事框架。我对《岩兰花开》的排兵布阵，还是用心良苦的。 汶川大地震幸存者中，不同年龄段心理障碍持续时间不同，轻重有别；心理创伤最重的，是当时的青少年。所以，我把长大了的男孩女孩放在第一兵阵，即开篇，然后依次是失独父母等，压轴戏是灾难反思。 《岩兰花开》并不是卖惨，堆砌一大堆悲戚故事。我的目的是通过幸存者心理成长或陨落经历，向外界呈现繁荣富庶的大环境下，还有另外一个群体，坚韧、无奈、疼痛、孤寂。人类历史不全由扛鼎之人支撑，更有普通凡人奠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互相勉励，呵护环境，尊重万物生灵，预防自然灾害，降低次生灾害，倡议更多人长期关爱幸存者，记住灾难，才会避免和应对灾难。一座电站照亮千家万户，一句问候温暖一颗受伤的心。 越来越赞同“文学即人学”的说法，年少的时候根本理解不了，觉得这个话题大而无当，现在则亲切可人。一切从人出发，有人就有生活。人的爱恨情仇，人与万事万物的争斗和妥协，才有村庄、民族、国家、战争、兴衰、新生。人在生活中将喜怒哀乐歌之舞之足之蹈之，将心中的话吟诵出来或述诸笔端，就有了诗词歌赋，延宕开去，就是文学。文学来源于生活，文学由人书写。文学不但写真实的你我他，也塑造人物形象。一个作家的高度，由他塑造的人物决定，历经大浪淘沙，依然璀璨若星、如雷贯耳的众多人物，组成了世界文学瑰丽的画廊，哈姆雷特、堂吉诃德、冉阿让、安娜·卡列尼娜、于连、阿Q等等。文学不能立竿见影为地读者提供衣食住行，但能激励他们勇往直前，去往幸福光亮的地方。《岩兰花开》的人文关怀，大概就在此吧。 杜近都：《岩兰花开》中受访者的重要话题，是地震前后生活的差异与对比。那么十年后重返震区的你，感受与体验有什么不同吗？ 杜文娟：这部作品的话题跨度十年，有的更长久，如对灾难史的回溯、个体生命的前世今生描述等。当时做志愿者的时候，无论是幸存者还是外来者，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抗震救灾，所有人爱心满满。从一个救助点到另一个救助点，见车就上，不管是摩托车、小汽车或者大货车，甚至是直升飞机，没人问你要钱，给也没人收。公益作用的凸显，民间力量愈显强大。 当时的震区，确实满目疮痍。记得夜宿北川中学对面的灾民家时，那晚的月光异常皎洁，走在坑洼不平的公路上，两侧的山体斑斑驳驳，裸露处泛着白森森的寒光，如同进入丹霞地质公园；风过时，能闻到阵阵碎石粉末的味道。心中顿时冒出一个词：山河破碎。在北川县擂鼓镇，工作人员登记遇难人员名单，需填报户口注销申请，并且有时间限定，政府会发放一部分补助。许多工作人员也有遇难的亲人，加之日夜加班，眼睛熬得血红，随时都会倒下去。有人反复念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咋狠心填这个表噢，这哪是人干的活嘛。从这一刻起，我才明白，这种纠结才叫纠结，这种痛才叫痛。 震后第一个春节，震区成了庞大的建筑工地，人人灰头土脸。去往九寨沟的路上，有人求助搭车。司机停车准备帮助，两位女乘客却大声抗议。我不敢声张，心中暗忖，她们一定没有接受过援助，没有经历过苦难。后来我发现，几乎所有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无论本地人，还是外来的志愿者，心都特别柔软，都乐善好施、温和谦让。经历过煎熬的老人们，会更加豁达开朗；年轻人和中年人，常常把痛苦隐藏起来。餐厅吃饭，如果听见轻轻的敲鼓声，千万别大惊小怪地探寻。其实是醉酒者喝到兴处，一时忘乎所以，敲打自己的义肢，发出嘭嘭的声响。如果在街上看见婀娜窈窕的女孩子，穿着长长的阔腿长裤，站在原地不动，别奇怪她怎么不穿超短裙，因为她是截肢者，待人走远，她才一瘸一拐地离开。大灾过后，明伤容易治愈，暗伤处处皆是，如同一条涌动的暗河，下一秒钟可能涨潮。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多年以后，这样的暗伤才会康复。震地如战场，各种矛盾和关系急剧彰显。人性恶与人性美纷至膨胀，既能见到遇难女生的宿舍被偷，又能在无处发邮件的时候受到免费帮助。记得端午节那几天，一位三十多岁的女灾民，将三只受捐赠的粽子送给一位小伙子，他刚从成都一所传媒大学毕业，我们算是志愿者战友，两人便分吃了三只肉粽。之后的每年端午节，我都会接到他的电话。汶川地震十周年的时候，我去北川采访，已经是副镇长的他，对我大力支持。如今，他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个乡，做脱贫攻坚工作。震区的经历和书写，是我重要的生命体验。我拓宽了素材疆域，提升了人事应对能力，充当了战地记者角色。 杜近都：作为创作者，你会有意识地学习文学理论，尤其是创作论吗？《岩兰花开》作为一部关注个人心灵与情感的作品，它在回溯一段充满伤痛的历史。那么，你认为以文学为载体的历史书写有何独特性？ 杜文娟：以前接触文学理论很少，这几年读过一些，也不多。以后的阅读，肯定会庞杂一些，尤其是感兴趣的领域，我要多涉猎。针对这么一场大灾难，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都积极行动，以各种载体和体裁给予关注和书写。十多年之后，不同学科的专著有很多。我创作《岩兰花开》这部作品之前，做了一些案头工作，涉及灾后人们的心理、地震地质、动物和植被、灾后重建、扶持政策、羌藏音乐、婚丧嫁娶等等领域。我认为，《岩兰花开》应该是一部幸存者心灵史，也希望成为写给全人类的一部作品，可以成为人们了解这场灾难的一扇窗口。 杜近都：你有个人的文学理想吗？ 杜文娟：生而为人，都有理想。我的理想越来越现实，既明晰又渺茫。明晰是知道该怎样对待生活、阅读、写作，清楚高山在那里，那山却与己无关，但还要亦步亦趋地去往那里，那山巅，便是文学殿堂。有一段时间，特别渴望能写出惊世骇俗的作品，对史诗特别迷恋，那些气贯长虹的鸿篇巨著，既鼓舞人，也打压人，随着阅读量的增加，方知是幻觉。好在我不拒绝学习，对新奇的事物充满热情，甚至怀有饕餮之心。告诫自己不要固步自封、自以为是。把自己交给文学，如同信徒面对释迦牟尼，只能虔诚，不能抱怨。芸芸众生，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独处的能力。独处是力量和能量的象征，也是思考的开端。有一种自爱叫删除。简单、空灵、笃定、惜时，与阅读为伴，让思维活跃，尽可能有品质地生活。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我没有天赋，知识储备也很窄狭，思想更不深邃，终其一生也成为不了大作家，但我敏感、自卑、真诚、吃苦。即便写不出厚重的作品，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追求。《阿里 阿里》《岩兰花开》《红雪莲》，从题材、体裁、艺术价值，努力做到各有千秋，但缺憾比比皆是，比如《岩兰花开》稍显单薄，《红雪莲》太实。文学之路，孤寂而丰饶，我要执着地走下去，直到终于走不动的时候。 杜文娟，女，陕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成都文学院特邀签约作家。发表作品三百万字，出版长篇小说《红雪莲》《走向珠穆朗玛》、小说集《有梦相约》、长篇纪实文学《阿里 阿里》《岩兰花开》等。作品获第六、七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第五届柳青文学奖，西藏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双年奖，《红豆》双年奖等。个人被授予陕西有突出贡献作家，陕西六个一批人才、百优人才，三秦优秀文化女性。 杜近都，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 (载《朔方》2020年第12期 责任编辑 火会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