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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的学问只是资料罗列,缺乏思想吗?王水照先生新书出版,大量一手材料首公开

http://www.newdu.com 2020-11-25 中华书局 钱江晚报·小时新 参加讨论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宋浩

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中华书局推出了王水照先生《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一书。钱锺书先生被誉为“文化昆仑”,著有《管锥编》《谈艺录》等影响力巨大的著作,小说《围城》也长盛不衰。此外,他更有体量庞大的《钱锺书手稿集》尚未得到充分解读。他的许多人生经历,他的学术有没有思想体系等问题,也一直备受关注。

这些问题,在王水照先生在《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中进行了探讨。王水照教授是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泰斗,他自1960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期间,长期跟随钱锺书先生治学与工作。书中多一手材料,多真正的学术传承以及学者之心的体悟。

在本书自序中,王先生讲述了他为何撰写此书的心路历程,以及对“钱学”体系的一些思考。小时新闻授权刊载王水照先生的序,原标题为《走进“钱学”——兼谈钱锺书与陈寅恪学术交集之意义》。限于篇幅,未能全录,标题为编辑所拟。

今年(2020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一位朋友在病中与我通电话,建议我把这些年来所写的有关钱先生的文字汇辑成集,以作纪念。我十分犹豫。我和钱先生相识相交算来共有38年:前18年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跟随他治学和工作,承他耳提面命,不弃愚钝,对我的成长花费不少心力,他是我学术道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后20年虽分隔京沪两地,仍不时请益,常得教言。

值此冥寿之际,理应奉上一瓣心香。然而,自审已经发表的文字,对钱先生的人生经历了解不深,对他的学识涵养、格局眼界更尚未摸到门径,好像一份不合格的作业,如何拿得出手?我曾经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钱锺书与宋诗研究”,虽已结项却未成书;打算撰作的《钱锺书学术评传》仅只完成第一章,真是愧对先生。

但毕竟曾亲炙于先生者,至今日已为数不多,我还是有向年轻学子述说自己感受的冲动,似乎也是一种责任。

钱锺书先生赠王水照先生的《宋诗选注》
本书内容大致包含钱先生其人、其事、其学三项,厘为四辑:

第一辑涉及生平经历和日常学者风范,第二辑记述与学术有关的事件,第三、四两辑则关于“钱学”,又大致依《宋诗选注》《宋诗纪事补正》《钱锺书手稿集》几部著作为重点展开,尤倾力于《手稿集》的研读,特立专辑,内容均集中在宋代文学,兼及唐代文学。为便于读者阅读,每篇均增设若干小标题,以醒眉目。

这一设计希望能使原先零散无序的文章,略具条理性和系统性。各辑分类容有不当,钱先生的人生本来就是有学术的人生,他的学术又与生命息息相关,是不容截然分离的。

这次编集,除了文字的修订外,我新写了此篇《自序》《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及两则附记,都是近年来萦绕脑际的问题。衰年作文,既力不从心,又不吐不快,只好期待读者的“了解之同情”了。


有位年轻朋友当面对我说:“你写的有关钱先生文章是‘仰视’,我们则认为应该用平视的视角。”我欣赏他的直率,更佩服其勇气。我也听懂他话外的意思:一是切勿随意拔高,二是力求叙事真实。这确应引以为戒。

我曾作过一次《记忆中的钱先生》的讲座,题目是主办方出的。这个题目,钱先生在世一定不能认可:他既反对别人研究他,又对“记忆”做过调侃:“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重印本序》,《钱锺书集》之《围城人·兽·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鲁迅也写过回忆性散文,就是《朝花夕拾》。他在《小引》中说:“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鲁迅的“现在只记得是这样”,不失为可以践行的一条原则,也不算违背“修辞立其诚”的古训吧。

本书所记不少是我亲见亲闻,自信力求真实,即使是传闻之事,也经过一些考查。至于“仰视”云云,则情形比较复杂。我不能花两个星期温一遍《十三经注疏》;不能看过宋人三百多家别集,一一做过笔记;不能读遍明清人别集(钱基博《〈读清人集别录〉小序》中言:“余父子集部之学”可与钱大昕史学“后先照映”);不能按照图书馆书架一整排一整排地海量阅读;更不能留下多达四十几卷的手稿集……

仅此数端,“仰视”视角自然形成。装作“平视”甚或“俯视”,不是太不自然了吗?当然,不要因“仰视”而影响论析的客观性、科学性,这是很好的提醒。

早在2006年白露节,一位研究宋代文学卓有成就的朋友给我来信,郑重而认真地对钱先生学问提出全面质疑。信函多达四页,畅所欲言,略无避讳,“自来与兄坦诚相见”,令我十分感动。

他讲了六点意见,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是钱先生只是资料罗列,知识堆积;二是缺乏思想,更无体系,“纵观全部著述,没有系统”。这两条实是互为表里、互证互释的。我一时无力作答,延宕至今,有愧朋友切磋之道。

但在我以后所写有关钱先生的文字中,内心始终悬着这两条,循此而与他进行讨论和探索,只是没有明言罢了。这次编集本书时,我踌躇再三,决意全文公布钱先生给我的一封论学书简和两份学术档案,也是为了继续讨论和探索这两个问题。

……(记者注:中间有钱锺书、陈寅恪二先生论学的比较)

以上五例,观点歧异,泾渭分明,都有钱先生的文字为依据(我不取耳食之言,甚至不取面谈之语),表明陈、钱两位论学旨趣的差别。钱先生也是主张“打通”的,他说过:“吾辈穷气尽力,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参禅贵活,为学知止。”(《谈艺录》第352页)所说五例,论韦庄、论杨贵妃入宫、论杜诗三例属于“诗史互证”,论韩愈、论门第排斥进士科,则各与哲学、社会学有关,借用钱先生自己的话来概括其旨趣和方法,就是他在《宋诗选注·序》中的一段论述:

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这是对文学研究与历史考订区别的说明,其精神也同样适用于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社会学研究。文学是“人学”,必然与各个学科发生关联,因而,单纯地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路线是不足取的,必须同时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但最重要的,必须坚持文学的本位,文学始终是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坚持从文学—文化—文学的路线,不能让其他学科代替文学研究本身,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对当前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界,更有着特别迫切的启示作用。

王水照先生
序言末尾照例要表达感谢之意。除了前面所说的三位朋友外,还得提到我的学生们,费心劳力校核了全书,尤其是《钱锺书手稿集》的校对难度颇大;他们都有“弟子服其劳”的精神,我就不一一列名了。承蒙中华书局接受本书出版,备加关注,责任编辑郭时羽女士为此书花费很多精力,克服新冠疫情期间的种种不便,一并在此表示言轻意重的谢忱。

王水照
2020年6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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