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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浙江 青年作家 近年来，浙江文坛涌现出一批“八〇后”“九〇后”的新生力量，他们逐渐褪去了青春写作的矫情与伪饰，又不同于某些作家试图以书写艰难苦恨而转型，反而始终葆有江南文化滋养下的灵动与诗意。从本期的几篇文本来看，虽然文体不同，但这几位年轻作家都对自身或具体或抽象的经验展开合理想象，并专注于文本审美世界的营构。这显示出他们难能可贵的创作旨趣和艺术追求，即没有陷入当下迎合批评家理论趣味的创作怪圈，而是不断找准、调适自己的文学感觉，立足文学的审美本质和艺术技巧而展开创作。他们能贴近日常生活入乎其中，但又未曾陷入现实琐碎的泥潭，而是借助想象的翅膀和语言的力量，在文本中实现对生活表象的情感超越，并在对幽微人性的洞察中寄予严肃的精神思考。 一方面，这批作家的想象力各具特色，使作品既不晦涩难读，又不失审美的层次感。作家的想象力并非凭空而来的，它源自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深入理解。高上兴的短篇小说《收月光的人》是一篇天马行空的作品，想象力极为丰富的同时，又有着鲜明的现实忧思，这主要体现于小说中的月光的隐含意蕴较丰富。作家也许赋予了它特定的内涵，但它又可以使读者依据自身的经验，在开放性的阐释空间中理解。在小说中，收月光的人和多一爷爷的不卖月光形成了隐秘的精神联系，念兹在兹的是流失的美好。而陈锦丞的《身份》，则显示出想象的诗意气质。在群众演员的身份转换中，“我”对“她”那份建立于轻盈泡泡上的美好想象，被人物角色的身份限制所打断。演员身份的信念感，使“她”从生活中的“泡泡女孩”变成了剧情中的“地下党”，而无聊琐碎的生活中原本那一抹亮色，也就随之消失，最终改变了“我”对环境的感知角度和想象方式。谢青皮的《欢喜》是一篇带有软科幻色彩的作品。作家的想象力却不止于表面上对浓积云掉落的描写，更在于那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结尾被“欢喜”二字轻描淡写地带过。小说不乏作家生活经验的审美转化，但其审美意涵集中于精巧的转折。它使原本平面化的生活书写，因尸体的出现而向人性与情感的纵深挺进，也令人理解了女主人公母女之前的言语和行动逻辑。 余静如的《夜班》，用极其细腻的笔法写出两代人之间的代沟，从日常生活出发抵达亲情深处而令人动容。小说所用的情节结构并不罕见，不过于年轻作家而言，能用如此规范的方式写出一篇引人入胜、不落窠臼的小说并不容易。在小说中，作家的想象力在于她能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引出被鸡零狗碎的生活遮蔽的心底深情。在新世纪文学中，特别是青年人的作品中，代际冲突并不罕见。然而，这样从激烈的冲突而流转于代沟背后的爱，却并不多见。亲情是一种主流情感，写亲情要抓住读者的心是有难度的。故而，作家的想象力不限于情节，更在于情感穿透了代际冲突的表象，在反差中让人感到坚硬的外衣下那未曾被发掘的柔软。 余退的几首短诗充分发挥了自由联想的现代诗技。虽然几首诗歌的主题各不相同，但诗人的诗风已较为成熟。其诗歌的张力来自日常化的意象经过自由联想而转为抽象的意象。这对作家的想象力的考验不仅在于意象择取，更在于捕捉两类意象的关联点，将之有机融入诗歌的意境之中。如《锯齿状》中从“微刺进入我的指尖”到“从地底嵌入天空的芒草”，抑或者《断裂的预警》中，从打火机点着枯叶，到期待“失真的孤焰”“映照出野蛮”。可以说，诗人总能以自由联想为抒情主体的移情提供逻辑支撑，从而激活意象的能指，将具有隐喻或象征意义的意象置于诗歌的合适位置，较为自然地延展意义空间。子禾的长诗《逝去的春夜——读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在当下的图像时代，别具一格。诗人以诗“读”图，不仅透过静止的历史画面，回想风云诡谲的南唐政治，还读进人物内心，读出浮华背后的隐痛。诗人以第二人称“你”建立起抒情主体与人物的对话关系，拉开了诗歌的时空结构。这不仅有力地赋予诗歌的时间以流动的节律，还从图中的空间延展至南唐历史，表达了对历史兴替与人物沉潜的喟叹。诗人引入而又跳出了历史传闻，从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出发，延伸至南唐国破后，“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李煜与早逝的韩熙载，写出了他们在风雨飘摇和家国之伤中，那份异质同构的战战兢兢。 另一方面，这批作家的语言有着相通的气韵，又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浙江作家秉承江南文化的温婉，形成独特的语言气韵，具体表现在叙事节奏的平缓与抒情语调的从容，而这批青年作家又增添了这一代青年的风格。在子禾的诗中，抒情主体面对历史，不仅从静态的夜宴图读出了动态的想象，更将自身的情感潜植于精致的意象之中。诗歌靠语言中含而不露的情感与意象的组合，构成意象和意境的层次性。静态画面的意象在语词修饰下而形成了动感，如“鼓点多么迟疑”“减缓了舞姬的激情”。抒情主体所“理解”的画外之音，特别是盛宴背后的苍凉，亦借助“暗淡的夜莺”“夜半的迷雾”等而传达出来。余退的几首诗都指涉抽象的概念或情感，但又基本落点于被忽略的生活意象。这两套意象符号从属于两套语言，却总能自然过渡而水乳交融。此外，破句分行在有些诗人那里是故作玄虚，而在余退笔下，则形成了较为鲜明的抒情节奏。被打破的句子在其诗行中，与前句的语义关系往往比较紧密，比如“思维上的反叛。蓝色的反叛／从未停息过，就算是……”便未因分句而使人感到突兀。 在《夜班》中，作者写的是母女的生活冲突及精神和解。作者并没有在述谓成分中调取情感性词汇宣泄情感，却依然能写出更为感人的作品。自新概念以来，依靠修辞而抒情是青年作家处理语言的重要方式，而像作者这样把情感力量隐藏在看似未经修辞雕琢的语言之中，则充分体现出作家的语言功力。小说逐渐缓和的情感节奏，依靠的是作者准确把握对话和叙事语言的弹性，完成了外部叙事和内心描写间的变奏。从最初的外聚焦对话以及精心选取的动词、形容词，到中间平铺直叙的日常生活和一笔带过的内心书写，再到最后内聚焦叙事时，作者将浓烈的情感凝聚于冷静的细节描写，语中无情胜有情。而在《欢喜》中，作者虽然也有不少对生活的白描，但其语言习惯是用短句写出生活的庸常与琐细，从小说开始的剥橘子便是如此。这样的语言处理未必是刻意的，但从审美效果上看并未给人以破碎感，这是因为作者叙事逻辑的连贯，用密集、短小的述谓成分串联起任务的思绪或行动。谢青皮的语言才华在于他能将语感和生活状态有效匹配，用漫不经心的语言写出无所事事的生活状态，正因这种语言的“轻”，反而能达到以轻击重的效果，加重了小说结尾给人的战栗之感。 相对于此，陈锦丞在《身份》中所用的语言则显得更为复杂。作为“九五后”的散文家，其语言虽轻逸而又不乏深度。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掉书袋式地表达哲理深思，而是充分发挥了形容词的修饰功能，拉长了句子也拉长了文气。其以精致的短语作为主语和宾语，指称性成分的对位修辞，增添了诗意的节奏感，使字里行间流淌着深沉意绪。而在《收月光的人》中，高上兴展现出豪华落尽见真淳的语言功力。小说人物对话语言显示出人物的执着与认真，而叙事语言除了少数几个语词是特别处理过的，大多平实质朴，以生活化的语言写生活场景，反而给人静水流深之感。此外，他围绕“月光”这个特定的意象展开小说凝缩复杂的思想意涵于其中，又让“说到底，我是吃亏的”这句话在小说中反复出现，使读者遐想连篇，使小说余味悠长。 当然，这些青年作家还在成长，他们的创作也难免有不足，如小说请节逻辑偶尔缺乏细节的支撑，个别诗句的技术痕迹略重了些。不过，他们的创作路径是可行的，走下去终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空，从才露尖尖角的“新荷”，成为浙江乃至全国文坛的中坚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