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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桂林︱明媚湖山写意浓:中国画研究院忆往

http://www.newdu.com 2020-10-28 澎湃新闻 胡桂林 参加讨论

    在中外闻名的颐和园里,有一处从未对外开放过的地方,它地处偏僻、隐蔽神秘,这就是藻鉴堂。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为了便于交通,小岛和陆地修了一条长堤,准确说应该是三面环水了。岛上有一座两层中式小楼,依稀掩映在绿树间,门庭清幽,花木扶疏。藻鉴堂虽在颐和园公园里,却不归公园管辖,据说,建国后就一直作为某机关的内部招待所使用,是显赫人物休憩的地方。本来这和普通人水米无干,谁能想到,这处权贵人物的别馆禁地,在“文革”后有一段时间,曾是中国画研究院的所在地,是现在国家画院的发祥地。因此,藻鉴堂就有了不同的意义。
    先交代一下,这篇小文的标题“明媚湖山写意浓”,是借用叶剑英元帅的诗句。不是有意拉大旗,这是有出典的。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1979年,一个蝉鸣幽静的夏日,时为国家副主席的叶剑英来藻鉴堂垂钓休憩,无意间遇到了在这里创作的画家。叶帅以“鱼叟”自喻,留下了 “画家鱼叟喜相逢,明媚湖山写意浓,清代兴亡昨日事,匠心钩出万山松”的诗句,落款题:“请四市三省画家指正 叶剑英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一日。”这首诗后来收入《叶剑英诗集》,题目就叫“藻鉴堂赠画家”,可算是现代艺苑一段佳话。当时,中国画创作组刚搬入藻鉴堂。此后,这处神秘的别馆禁地,变成了名家大师寄迹书画之地、啸歌觞咏之所了。
    从1979年到1984年,先则叫“中国画创作组”,后则名“中国画研究院”,大约有四年多的时间,几乎所有的画苑名家都在藻鉴堂留下过印迹。如李可染、刘海粟、朱屺瞻、叶浅予、吴作人、关良、蒋兆和、谢稚柳、陆俨少、亚明、黄胄、黄永玉、黎雄才、李苦禅、吴冠中、何海霞、关山月、程十发、宋文治、方济众、王雪涛、梁树年等,还有不以书画名世的张伯驹、赵丹等,可谓灿若星辰,极一时之盛。有人说当年的藻鉴堂是中国画的创作中心,代表了那个时期画坛的最高水平,此话绝非虚誉。可以举几个硬数字,以见一斑。中国画研究院在藻鉴堂的四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数以万计的礼品画、陈列画和出口画等创作任务,还为国家收藏了近四千多幅珍贵藏品。作者都是一时之选的名家,这些作者现在大多已去世了,可见其珍贵难再。
    藻鉴堂的实寄封
    藻鉴堂始建于清乾隆时期,是清漪园时期重要的景点建筑。与昆明湖上的冶镜阁、南湖岛鼎足而三,象征神话中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乾隆皇帝有“昆明湖泛舟至藻鉴堂”诗:“视事馀清暇,昆明一泛舟。棹穿锦绣浦,堂据凤麟洲。到此暑何有,于焉兴每留。”乾隆时期的藻鉴堂老建筑,早已毁于英法联军之役。启功先生在《启功韵语》里,有一组《藻鉴堂即事十二首》。诗前序文简要介绍了藻鉴堂的历史:“颐和园西南角有藻鉴堂,前有石凿方池,殆堂所由名也。堂构已拆,改建小楼,妖姬曾居之,蹄迒可辨。今改招待所。一九七九年酷暑,余借寓数日,苦蚊不寐,口占短咏。”所谓“石凿方池”,就是乾隆时期藻鉴堂的遗迹。文中“妖姬”者,江青也。所谓“蹄迒可辨”,指江青居住过的遗迹。江青被捕那年的夏天,她曾到藻鉴堂避暑疗养,秋风渐凉的10月,则已身入囹圄矣。距启先生来藻鉴堂小住,仅过了三年的时间。
    雨后遥青入小楼,藻鉴堂招待所可见“石凿方池”
    启功先生当年是应创作组之邀,来藻鉴堂小住的。现在国家画院还珍藏有他当年创作的丈二巨制。当年来藻鉴堂有那么多书画名家,好像只有启先生留下了这组即事诗。通过“藻鉴堂即事诗”,后人可以了解藻鉴堂的历史风物,想见画家在藻鉴堂生活的情形。这组诗可作当代艺坛掌故来看。限于篇幅,不便全抄,选录几首看看:“佛香高阁暮云稠,雨后遥青入小楼。咫尺昆明无路到,真成廷尉望山头。”“人巧天工合最难,匠心千古不容攀。宜晴宜雨宜朝暮,禁得游人面面观。”“旧凿方池迹已荒,心成邃宇树千章。凋零帷薄依稀在,过客尤窥武媚娘。”“满池秋水纳秋晴,石栏临流韵倍清。暂豁双眸贪远眺,偏聋左耳任蛙鸣。”“昆明池映甕山阿,秋月春花阅几多。今日午晴逢我倦,松风无语水无波。
    《启功韵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藻鉴堂即事十二首》
    中国画研究院的前身是中国画创作组。这个创作组的设立,是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的。1977年,大革命风停雨霁,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需要大量的国画来装饰政府机关和大型公共场所,经济建设更需要书画出口外销来创汇。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为满足这些实际需要,国家用行政手段成立了这么一个专门创作单位。画家应邀来创作组,不转关系,不办调动,实行经费包干,任务完成后还要各回各家。创作组由文化部管理,老漫画家华君武出任组长。创作组开始租住友谊宾馆,后来搬迁到门庭清幽的藻鉴堂。不久创作组就更名为中国画研究院,首任院长是李可染,副院长黄胄、蔡若虹、叶浅予,都是大名鼎鼎的一时之选。中国画创作组,多少有些像前清的“征调供奉”,给人有临时的感觉,更名为中国画研究院,则显得正规化、现代化了。
    蔡若虹手札,用的是藻鉴堂时期的公文纸
    中国画研究院正式成立,能在藻鉴堂风生水起、名震美术圈,关键人物就是黄胄先生。黄先生是大名人,头上有各种各样的桂冠,其中“社会活动家”的帽子,是最引人注目的。据说,当年的文化部长黄镇说过这样的话:“要办好中国画研究院,就要选一个能力强肯办实事的人,所以我选了黄胄。”中国画研究院就是黄胄先生的“画家之家”的梦,他也确实让这个梦想在白塔庵下落地生根了。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藻鉴堂时期发生的轰动美术界的黄胄、黄迴的“二黄相争”,最终导致黄胄去职,中国画研究院成为他的伤心之地。
    黄胄提及黄迴的批文,此时他们还相安无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商业街上,有一座不起眼的小楼,这里曾是荣宝斋第二门市部,也称东城荣宝斋。一楼是门市,楼上则别有洞天。“置办精雕细刻的家具,以及琴桌棋桌、书画台等,并有舒适的房间作为招待所”。经常邀请各地书画家来此笔会雅集,荣宝斋收取外销画件,画家们也得到了润笔之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外面常常风急雨骤,这里却翰墨飘香,俨然世外桃源,所以被称为“画家之家”。黄胄先生以他善于交际的天性,成为这个“画家之家”的实际组织者和联络员。大树底下好乘凉,“画家之家”得益于黄胄的高官朋友邓拓,以邓拓当年的政治地位,为“画家之家”的生存带来了许多便利。所谓“福兮祸之所伏”,到大革文化命的时期,黄胄沾“三家村黑老板”邓拓的光,首先被揪出批斗。“画家之家”判定是资产阶级“裴多菲俱乐部”,也被彻底砸烂。所以 “画家之家”成了黄胄先生一个永远的梦。
    近年来,黄胄先生的一些手札流入拍卖市场。有一封黄胄当年写给文化部长朱穆之的信函,透露出“二黄”矛盾之深。信函转自网上,内容如下:
    穆之同志:
    黄迴同志的问题,我已向巍峙同志书面和口头汇报,也向起扬同志书面汇报。领导很重视并指示黄迴同志要搞好团结不能继续对着干。部领导抽时间解决研究问题。黄迴同志接到部领导通知后,仍继续乱来,引起蔡若虹同志气愤,他近来住院动手术,情绪很容易激动。请指示。  
    此致  
    敬礼   
    黄胄 
    十二月十二日
    巍歭同志即周巍歭代部长,起扬即赵起扬,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事实证明,这封信没起什么作用,“二黄”矛盾只是序幕,最后终于上演了重头戏,是“惊动了最高层”,险些酿成新的冤假错案。神仙打架,惊动天庭,我等凡人自然不明就里。几十年的阶级斗争教育,使人性之恶放大化了。有人借题发挥,闹得惊天动地,其过程曲折跌宕。因涉及高层,诸多敏感,事后大家都明哲保身,又好像什么事没发生过一样。“二黄相争”的另一主角黄迴,原是中央歌舞团副团长,据说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身在漩涡里的人,现在大都已往生。黄胄先生画画得好,天资厚,造诣深,并不稀见。稀见的是他传奇的经历,曾受过两代最高领导人的点名,人生大起大落,易箦之际应该是悲欣交集吧。
    我来画院工作时,身边大多是从藻鉴堂过来的同事,听他们聊藻鉴堂时期的往事,也是很开心的。那个时候国家领导人常到藻鉴堂来,领导关心,经费充足,生活优越。藻鉴堂四围荷塘弥望,柳荫下悠然垂钓。工作餐堪比吃饭店(也不奇怪,招待所是给首长做饭的,伙食肯定差不了)。他们每天坐班车,逛半个颐和园去上班,藻鉴堂岛上遍植桃树,花事烂漫,收获时节的大蜜桃是永远的记忆。岁月不居,四十年过去了,花树微茫,朱栏寂寞。藻鉴堂里还有多少当年的痕迹可寻呢?恐怕连知道这段历史的人都不多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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