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 [美]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 孙龙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8年1月出版 这本摆在书案卷帙浩繁的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巨著，是浙江人民出版社“政治与社会译丛”最后一本出版的书。难以想象能为这样的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巨著写任何评论，本书原汁原味的阅读胜过了任何作者进行评论的语言叙述。林茨和斯泰潘合著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可以说是国内政治学与社会学界继1999年翻译亨廷顿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之后的又一比较政治学巨著。 两位作者均是民主化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本书作者之一的林茨是美籍西班牙人，青年时飘洋过海来到美国求学，师从政治社会学大师西蒙·马丁·李普塞特（Lipset），依靠洗碗打工完成学业，写出了哥伦比亚大学最长的博士毕业论文，但还不觉得满意。1964年，他发表了《西班牙的威权政体》，以他的母国西班牙为理论模型，从多元化、意识形态、动员和领导权四个方面描述了西班牙的威权政体形态，由此奠定了威权主义研究的权威学者地位。1973年，在《威权主义体制下的反对：西班牙个案》一文，提出了体制内反对和体制外反对：体制内反对又称“半反对”，不存在对现政体的攻击；而体制外反对则是对政体的直接攻击。1975年，在美国出版的8卷本的《政治科学大全》收录了林茨的《极权与威权政权》（1982年，台湾幼狮文化有限公司翻译了中文版），林茨为了区分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两个概念，洋洋洒洒写了几百页，2000年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在《极权与威权政权》的长篇论文中对威权政体的变体作了类型学意义上的划分，以军人官僚威权主义、动员式威权主义和后极权期的威权主义三种类型较为常见。林茨毕生的学术生涯围绕着威权主义、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等议题做研究，以漂亮的知识果实飨食读者，而读者通常能够体验到智力上的征服感和阅读的愉悦感。本书的另一位作者斯泰潘是林茨的长期合作者，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府学教授。 林茨和斯泰潘合著本书之前，1978年编著了《民主政体的崩溃》。林茨和斯泰潘认为，需要把民主转型的文献和民主崩溃的文献整合为总体的现代民主理论文献。《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是民主化理论三大学派中的转型理论的代表作，转型理论注重从政治行动者的角度观察民主化的发生模式。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全书共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框架，其他三个部分为案例分析，分别涉及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林茨在第一部分提及了民主转型与巩固的五个场域，公民社会、政治社会、国家官僚机构、法治和经济社会，这五个场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例如，林茨认为在一个民主政体，公民社会需要法治对结社权加以保护，也需要国家机器的支持，以对那些试图以非法的方式妨碍人们行使的民主权利以组织起来的人，施行有效而合法的制裁。 国家性、民族主义和民主化的探讨具有开创性意义，这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往往是一个被忽视的变量。民族国家被看作“想象的共同体”，但世界上的国家并不是由完全的单一民族构成，有许多国家存在多个民族，或者说是一个主体民族占主导地位的多民族国家，有的则是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国家。这些国家民主化时会不会面临严重的国家性问题呢？林茨认为，在多民族国家，需要建立以非多数票、非公民投票为基础的多样性制度。比如实行联邦制、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媒介和学校可以使用不同的语言，尊重文化符号的多样性，允许成立代表少数民族的政党，使用比例代表制而不是单一选区制代表地域分散的少数民族，在选举程序上最好在国家层次上举行选举，如果先进行地域选举，可能助长地域性民族主义，引起国家性危机。美国和瑞士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国家-民族。南斯拉夫和苏联是两个面临严重国家性问题的国家。民族主义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种族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国家民族主义。南斯拉夫解体的原因在于实行的是种族民族主义而不是国家民族主义。同样，我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1905年梁启超先生创造了“中华民族”，形成了国家民族主义。美国和瑞士均是国家民族主义，所以国家性的问题没有南斯拉夫和苏联那么突出。国家性和民族主义是国家民主转型的重要变量，将会影响到民主转型的质量和民主巩固的完成。 林茨在传统政体的三种类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种。非民主政体有四种（极权主义政体、后极权主义政体、威权主义政体、苏丹式政体）加上民主政体，共五种政体，这是林茨政体类型学扩展后的五分法。当然这五种类型的政体均是理想类型，它们还有各式各样的变体。其中，后极权主义政体作为后共产主义欧洲国家民主转型前的初始政体类型，与威权主义政体等初始政体类型相比，更为复杂和困难。它又有三种变体，分别是早期后极权主义、僵滞的后极权主义和成熟的后极权主义。 民主转型除以上变量条件外，还有合法性与强制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与民主存在三种关系，分别是冲突论、兼容论和怀疑论。其中，怀疑论以吉里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的“官僚威权主义”模型为代表，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普遍的经济增长，而70年代民主政体纷纷倒退回了“官僚威权主义”政体。合法性与强制的政治经济学涉及合法性与有效性问题，李普塞特在《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第二章专门论述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问题，有效性的衰减会在某种程度上侵蚀合法性，比如巴西。 民主转型后，需要重新进行制度设计，也就是制订宪法，以保障民主在宪政框架下有效的运转。在高级军官建立的军人政权，民主转型前军官与民主反对派协商谈判时，军人通常以保留特定领域或权力作为民主转型启动的条件。民主转型后，这种特定的保留领域和权力将成为民主巩固的阻碍。西班牙的制宪变量是一个有广泛社会共识的宪法，而不是诉诸多数决，共识性宪法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同意性，有利于社会的整合。 1989年，苏东剧变后，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引起了广泛关注，中东欧国家民主转型后，同时面临着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问题，他们没有南欧国家那样较为有利的政经条件。这里比较两个区域的政经改革涉及改革的序列问题。林茨认为，先进行政治改革，后社会福利政策改革，再结构性经济改革是一种较好的改革序列。而中东欧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条件，面临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同时性问题，所以改革前景变得艰难和复杂化。在南欧、南锥共同体和中东欧国家三个区域，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较为困难，作为参考系研究的价值重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