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Eagle Sgnal公司的女员工聚会抗议FBI滥用《史密斯法》
    林 达
    维诺那计划
    每一次美国社会在危机面前，焦虑都是对立双向的。除却对危机的焦虑，有应对危机引发“非常态”带来的反向焦虑。每一次，后者会渐渐压倒一切，最后，一根稻草压倒骆驼。人们便不顾一切，要求回归正常。据说军队律师代表韦尔奇后来奇怪:我也没说什么特别的啊。在英语中，他击中大家那个词是“decency”，简单却含义丰富。Decency是正派，是庄重得体，是待人有礼举止得当，是行为符合道德感受、适度有分寸。在这一事件中我把它译为“人之常情”、“常理常情”。一个时代的负面声名全压到麦卡锡头上，就是人们感觉他是悖常情之道，走得最远的那个。这是美国现实:危机压力下，整个社会正常观念从未改变，没有被一个非常思潮洗脑而认“非常”为“正常”，只是在危机压力下，暂时在极小范围让步，容忍却极其有限、很容易反弹。
    军队投诉的国会听证结束，麦卡锡大势已去。不久，参院通过对麦卡锡的一个行为不当谴责议案，主要指他对维克准将态度“过分”。1954年共和党失去在参院多数席位，麦卡锡退出历史舞台。三年后，年仅四十八岁的麦卡锡患急病去世。时过境迁，麦卡锡在历史书里成为一个迫害狂。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共产党、外围相关组织、激进左翼、温和好心左翼等等，当年没头没脑都被麦卡锡扫作一堆，一起质疑进去。这一支在美国变化，最后，激进部分变得很小，温和左翼则很大，在今天被称为自由派。他们是批判麦卡锡的主力，不仅为前辈抱屈，也会想，假如我们在那个时代，不是也……可是，简单痛批、归罪一人并不等同于吸取历史教训，麦卡锡穷追猛打追查的威胁，并非子虚乌有。只是以麦卡锡方式查不出也无法确认，“麦卡锡”只是美国突遇现代间谍战的手足无措，现在就知道，交给FBI、CIA就好。当时麦卡锡就像在街上总是凶巴巴揪住几个人说有贼，可揪半天总是找不出被偷钱包，不是自己找骂吗？
    事情的开端是自首间谍的揭露，而苏联对美国政府渗透的真正谜底，对公众揭晓很晚。1995年维诺那计划（Venona Project）文本解密，都已经是克林顿时代。计划从二战的1943年开始，当时美军情报部门主管官员卡特·克拉克（Carter W. Clarke），担心斯大林再次和德国密约、单方媾和，那会对盟军很不利，就决定截取苏联外交密电破译，意外发现苏联在美布下间谍网。这个截获破译计划，就是“维诺那”。
    计划和英国情报部门合作，美国只有极少人知道，既然罗斯福特別助理柯里（Lauchlin Currie）也赫然在破译的间谍名单上，联邦调查局长胡佛决定对总统也守口如瓶。实际上，计划有效期只是1945年前短短两年。计划失效的原因，也在印证危机的可怕:一个叫危斯邦（Bill Weisband）的美国人参与破译工作，他立即向苏联通报，待美国发现他的间谍身份，已是1950年。
    《史密斯法》的反颠覆条款
    1945年后的间谍发展，当时就断了线。直到苏联解体，公布大量文件，才有进一步了解。可是，仅此两年截获的文件，已经非常惊人。维诺那文件给出了三百四十九个间谍，他们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涵盖美国政府高层，其中还有1994年在中国去世的前美国财政部官员所罗门·阿德勒（Solomon Adler）。文件公布使得一系列历史上争论不休的案件有了定论。
    1995年由两党共组“政府机密议题委员会”，主席是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他写道，平衡叙述这段历史的机会开始展开:“维诺那信息无疑是提供事实的巨大密库”，他解释原先叙述不平衡，是因为:“保密需要曾制度性地否决了美国历史学家接触文件的可能。”他写道:“最近，根据莫斯科的苏联档案，回答了下面疑问:本世纪中叶在华盛顿究竟发生了什么……维诺那破译含有苏联间谍网在美国活动无可辩驳的证据，包括姓名、日期、地点和行动。”中央情报局负责历史情报收集的负责人匹克（Hayden Peake）则指出，“还没有过一个现代政府像美国政府那样被全面渗透。”我看了心想，这家伙一定没有用功读读中国国民政府史。
    大家长期盯着麦卡锡，实际上，更值得关注的是司法审判，就是依据《史密斯法》（Smith Act）的系列审判。它是美国历史上不多的几个有反颠覆条款的立法之一。这些法律通常是应对危机或战争的应急立法。如1861年《煽动暴乱法》，源于南方准备脱离美国，内战就在眼前，立法是试图阻挡南方分离，立法后没有起诉任何案件。直到八十年后首次起诉也没有成功。另有一战中应对煽动拒服兵役的《1917年间谍法》。二战也一样，移民国家参加世界大战总是紧张的，怕间谍、怕后院起火，1940年的《史密斯法》也是危机法律，由小罗斯福总统签署，正式名称是《外国人登记法》（Alien Registration Act），它要求外国人四个月内向政府登记，当时登记的超过四百七十四万人。
    最有名的是它的反煽动颠覆条款:“明知而有意鼓吹、煽动、劝导或者教唆以暴力推翻美国政府和州政府的必要性、可取性和正当性；或建立组织教唆、劝导、鼓励颠覆，加入或附属上述组织”，都属刑事罪的颠覆罪。这和《1917年间谍法》很像。但两次战争差别很大。一战遇到国内宣传拒服兵役，起诉就多。美国参加二战，国内并无强大反战力量。《史密斯法》在二战期间也就很少动用。可二战后涉及间谍的冷战立即开始。此法成为麦卡锡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眼看法庭无力给绝大部分间谍定罪，行政分支的司法部想到以《史密斯法》起诉共产党领袖，作为一个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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