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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实行和平赎买土地的政策，各解放区的领导人多表示怀疑。冀晋鲁豫中央局的意见最具代表性，他们表示，“抗战胜利后各地农民通过减租减息、清算等方式已经基本把土地平均分配了，何须再用和平赎买的方式呢？”为探究竟，中共中央便派康生等人到陇东试点区去实际蹲点考察。1946年12月25日，康生进驻庆阳县高原区六乡王家原村，他发现新堡区干部的办法是下去把地主叫来，然后询问地主：“现在有一个条例要征购你们的土地，你们的意见如何？”更有甚者，环县一个地主土地十一顷，其中三顷是通过典当得来的，三顷是通过高利贷债务得来的。当地干部把这六顷土地分别退还给原来的所有者，结果使得一户地主变作了三户地主。康生对此大为不满，他认为和平赎买政策是一个由上而下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而事情要搞好，就必须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用他的话说就是“成为群众运动，用群众斗争的力量，去取得土地”。可是康生发现，即使采取这样的办法，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农民缺少土地。经过当地农民的提醒，他才知道，县政府为解决教育经费问题还占着三百六十亩好地，于是便要求县政府拿出这些土地分给农民。这下可苦了县政府，他们埋怨道：这些土地分给农民，全县的教育经费从哪里来呢？ 除了四处奔波、忙于寻找剩余的土地之外，康生还很关注土地改革对于改造党政群各个组织的作用。他向一位村干部询问党员党组织情况如何，村干部回答：“党员啊，我去年已经负担了一个，今年无论如何不能再负担了！”发展党员居然像交纳公粮一样成了农民负担，康生自然非常疑惑。村干部接着解释道：“当党员要耽误生产时间去开会，还要做工作，又没有报酬，谁都不愿意当啊！”还抱怨说：“村干部不富裕的家庭当不起啊，上面派干部下来我们招待不起啊！”康生听罢心生一计道：“那就这样，让富农当村长，花他们的钱；让贫农当副村长，替大家做事情！”（《康生同志关于群众的报告》，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编号：572-1-170-3，第21-22页） 这次调查尚未结束，1947年3月胡宗南的军队占领延安。中共中央决定一分为二，以毛泽东为首的部分人员继续留在陕甘宁根据地，以刘少奇为首的一部分中央领导人退往晋西北等安全地区。这时因战局吃紧，毛泽东忙于全国范围内的军事指挥，无暇顾及土改，便由刘少奇负责这项工作。很快刘少奇到达晋西北地区，经过一路走访并听取汇报，他发现晋绥地区实行“五四指示”后很多贫苦农民依然衣食无着；而冀晋鲁豫一些地区突破“五四指示”的框架，采取了更激烈的土改行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赤贫问题，还大大提高了农作物产量。这些情况大大刺激了刘少奇，与此同时，他从当时晋绥分局领导人的汇报中得知，晋绥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由上而下都问题多多。熟读联共布党史纲要的刘少奇马上将其归因为党内不纯，并提出土改不彻底是因为干部自上而下阻挠所致，必须整党。（《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65-68页） 1947年4月，刘少奇由晋绥地区来到晋察冀，随即在这里派驻工作团进行试点调查，获取了土改整党的经验。紧接着，1947年7月至9月，他在河北省西柏坡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这个会议决定实行更加激进的土改政策——土地平分政策。除此之外，会议还大张旗鼓地决定由上而下进行整党，实际整顿的重点就是村干部。当时各地是派驻工作队进村组织贫农团来进行土改整党工作的。 此后各地的土改整党更趋激进，中国农民的“创造力”也得到惊人的展示。在冀晋鲁豫地区，农民发明了对付地主的“望蒋杆”。所谓“望蒋杆”，就是在场子中央竖一根十几米高的杆子，把绑着胳膊的被斗者滑上杆顶，下边的人问：“看没看见老蒋？”上边的人喊：“没看见——”下边的人就喊：“娘的，没看见就再升一回。”说着把绳子一松，杆上的人就“砰”地摔了下来。接着又把人拉上去，又问：“这回看没看见老蒋？”上边的人不敢回答没看见了，只好说：“看见了——”下边的人就喊：“还真盼着老蒋来哩！你下来迎他去吧！” 说着又一松绳子，上边的人又摔了下来。早在1946年夏天李新刚到永年县任县委书记时，就曾遭遇类似事件。当时永年县群众召开处决曾任日本宪兵大队大队长宋品忍的斗争大会。一大娘因儿女双双被宋所害，故对宋仇恨甚大。大会刚一开始，她便走上前去掏出一把刀，将宋的右耳齐齐切下。李新看到这里觉得不妥，去电话请示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要求枪决宋品忍，不必施行肉刑。他刚刚得到薄一波的肯定答复，回到会场发现，宋品忍早已被挫骨扬灰。全国土改会议之后这种情况更趋普遍，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中共对地主采用的统战政策称为“一打一拉”，本意是打击地主后还要团结他们，现在经由农民们予以创造性地理解为：对地主先施一顿棍棒，名之曰“打”，再放到田地里套上牲畜拖拽，名之曰“拉”（李耀宇：《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216页）。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土地被分掉了，商铺和药铺也被分掉了，很多村干部也都躺倒不干了。 幸运的是，由于陕北领导人习仲勋等人的报告，土改整党的种种过火情形，很快为毛泽东获知。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改弦更张。1948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的工作指示》，决定纠正土改整党前此的种种错误。从此各地土改整党的过火现象开始慢慢得到遏制。土改落潮不久，韩丁在《翻身》一书中讲到过一个例子：1948年2月，山西潞城县张庄土改整党之初县委召开会议，会议遵循上级指示，认定当时村干部绝大多数都为地富反革命分子或不纯洁分子窃据。随后遵循这一指示的工作队，刚进村工作不久就遭遇一起“奇袭”事件。工作队中年龄最小的张全，一天在天黑以后返回区公所，忽然有人从背后窜出来，将他撂倒，掐住他的脖子。幸好被人听见，凶手便匆匆逃离了。这下整个工作队愤怒了，虽然缺乏确凿的证据，还是认定平日作风不好的村干部是此案的罪魁祸首，因此将他们押送给派出所。然而不久上级对村干部看法的指示发生改变，县委的态度也随之一变，严厉批评工作队在这一案件上犯了过左的错误，命令他们立刻释放这些村干部。这一转向让工作队纷纷抱怨：前面让整顿村干部的是你们，现在整顿了说我们错误的还是你们！历史的反复和顿挫于此可见一斑。 中共通过土改，在给予农民利益的同时，又可从土改运动中招募积极分子建立基层政权，进而牢牢地渗透并控制这些区域。但需要注意，土改亦是一把双刃剑。一旦上级形成误判，激烈土改造成的扩大化亦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失；事实证明，土改演化成土改加整党后，在一些地区导致了基层政权的“塌台”。主流叙事对此往往漠然视之，李新回忆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展示了历史事件与主流叙事相悖的一面。除了土改整党之外，《李新回忆录》还讲述了诸如抗战前夕地方学生运动、抗战时期的反扫荡和北方局整风事件、建国后人民大学“三反”与反右运动以及五六十年代编写近代史的情况，为现代史和国史研究提供了一份宝贵史料。 延伸阅读 《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李耀宇口述，李东平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 《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 [美]威廉·韩丁著，韩倞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1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