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 李新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11月第一版 土改是中共成功进行革命动员的一把利器。然而，一旦上级形成误判，激烈土改造成的扩大化亦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失。事实证明，土改演化成土改加整党后，在一些地区导致了基层政权的“塌台”。 李新先生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老前辈。建国之初他已做到西南局秘书长这样的部级高官，但很快就自愿去人民大学从事教育工作，后又调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翻读《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感觉就像是一个耿直而有趣的老人将那些刚刚逝去的往事向你娓娓道来，就像从“一二·九运动”开始参加革命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他也是从学潮、抗日、革命的潮流中一路走来；不一样的则是他以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记录了许多不为人知不为人道的史事。下面的叙述就是其中一例。 1947年，时任河北永年县委书记的李新，在参加完延安的全国土地会议后返回永年视察农村工作。刚到一个村子，一位抱着孩子的中年妇女就赶来哭哭啼啼哀求他：救救孩子，孩子烧了几天，没有医生，没有药！李新听罢皱着眉头向另外一个农民模样的村干部问道：医生呢？药铺呢？村干部无奈地回答：上次土改复查，说我们这里不彻底，于是大伙把药铺中的东西分了，连药都分了。没了药，医生只好走了！李新着急地追问：那能不能让村干部们把医生和药都找回来呢？对方低下头说道：整党中村干部都躺倒不干了，我尽力而为吧！ 为何土改整党竟然搞到“药铺平分，干部躺倒”的局面呢？此事还要从1946年的“五四指示”说起。抗战胜利后，各根据地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农民搞减租减息、清算、反汉奸和反黑地。随着群众运动的节节升温，他们最终冲破了减租减息的政策藩篱，开始分抢地主们的土地。因此，一道难题摆在了各根据地领导人面前：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冷冻群众运动坚持减租减息政策呢，还是打破政策界限发动群众继续高歌猛进？1946年4月中旬，中共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首先向中央报告了华中的情况：淮安县石塘区数千农民集体进城，拘押地主回乡，清算剥削账。中央负责这一工作的刘少奇立即表示：目前的算账运动可以针对大地主、恶霸及汉奸化了的地主，但不要普及到中小地主和富农。听罢指示，邓子恢赶紧电令华中各地要冷静，“不能引起地主阶级恐慌”。可听了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副书记薄一波和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的汇报之后，刘少奇意外地发现，原来冀晋鲁豫、山东等地竟然和华中根据地一样，农民普遍开始夺取地主的土地了！政治上极为敏感的刘少奇，与中央其他领导人商量之后，随即改变了前此的观点，认为：我党不能不拥护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行动。这下可弄得邓子恢手忙脚乱了，刚刚电令群众冷静的他又急忙发电报：华中群众目前要大胆放手，不能束手束脚。 不过土地问题毕竟“兹事体大”，中共中央领导人还是为此在1946年5月4日开会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这次会议的结论后来被称为“五四指示”。此次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康生、林伯渠、徐特立等人。当大家得知各根据地农民纷纷夺取地主土地的情况后，他们头脑中大革命失败时的痛苦记忆马上就被唤醒了。在他们看来，当年大革命失败，就是因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压制了工农运动，特别是压制了湖南农民运动。于是毛泽东等人都表示一定要支持农民。刘少奇也赞同上述看法，但他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心：我们现在虽然在各地与国民党发生冲突，但最终还是希望和平，可一旦允许农民夺取土地，可能会影响国共关系与国际关系，甚至会导致内战啊！这确实是个两难问题，因此讨论的结果就是既要表示完全支持农民夺得土地，又对这种行动加上一些必要的限制。为了照顾当时的国共关系，大家还决定“五四指示”暂时不要公开宣传（杨奎松：《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295页、298页）。在这样的指示下，很快东北等地就开始允许农民用清算的名义向一切地主阶级取得土地了。 然而形势比人强。5月下旬，由于四平战役失利，毛泽东决定在山东地区回击国民党。6月1日，中共中央第一次作出了“全国内战不可避免”的判断。大战一触即发，可中共中央对运用激烈的土改方法却又犹豫起来。毕竟这时毛泽东还是希望以战促和，基本思想是想和而非想战。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五四指示”中一些鼓励农民激烈行动的提法似乎不甚妥当。加之当时许多地方的土改发生了过火现象，且中间派人士怨声载道，于是他开始尝试在各解放区采取赎买的方式来进行土地改革，这意味着土地改革放缓了步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