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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巴拉德的小说还是柯南伯格的电影，都塑造出一个敌托邦（dystopian）的世界。高速公路和巨大机场组成了我们的社会，对这钢筋水泥交错的世界而言，车早就超出了运输工具的范畴，升格至人类猎取快感的机械。这快感既非娇妻美婢的肉欲之乐，又非高速飚车的刺激之爽，而是一种企图逃脱现代文明主宰的、具有自我毁灭性的黑色快感。小说中的人物将撞车视作快感的源泉，便促使肉体的愉悦和死神的诅咒紧紧相衔。 而书中的物象“车”亦被赋予了更加复杂、深刻的涵义。一方面，作为现代科技的成果，车不仅仅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战利品，而是对身体的致命解构——它不是一个帮助人类位移的中介，而是催命的死神载体。当书中人物为求快感而粉身碎骨之时，其身躯被无数金属支架和铁线缝合一处，成为一个没有器官、更别说残存器官快感的肉体，它完全由机械、轴承、辅助装置和伤疤构成。而恰恰又是这样的金属躯体，断绝了人类逃遁的可能性：当每个人都坐进车的牢狱之后，公共道路便隔离出无数个不相关的小小私有空间，而当他们相撞时，肉体、机器和塑料便会接触、冲撞，最终互相摧毁。此刻，一种怪诞却又致命的联系建立了。这或许是小说家和电影人对现代社会的一种悲观看法。 他们站在人道和反思的基础上，忧虑着人类的现状和道义的未来，最终意识到了一种东西，正是这东西让物质出现问题、让精神出现异化：科技理性。这是一种迷恋，一种狂热的迷恋，迷恋高科技，憧憬现代文明，进而盲从着某种人类秩序。 这部小说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创作的，那时的西方社会正渐渐走进后工业时代。而同时期的英国社会学家Z.鲍曼（Z.Bauman）一直在反思现代性的弊端，他的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曾如是写道：“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基本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种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为（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 车象征着消费资本主义中私人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一度曾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某种观点认为，车既是消费社会的动力所在，又是消费社会的写照，不仅把人们运送到工作地点，更是人们消费欲望的客体。车是理想的消费品，给那些离开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移动的家，既提供了个人空间、私有财产的安全感，又提供了一种被移置的冒险感。而当车祸和堵塞发生时，无论是从机械、交通还是贸易的角度讲，都造成了现代社会体系的混乱，使所有的交换和流通被迫中止。这同时亦象征着车中私有空间的崩溃。当发生车祸时，人们只能走出车辆，开始互相交流，在公路上形成一个短暂的公共空间。这一刹那，某种社会阶级壁垒被打破了。 因此，经历了一场噩梦般的文字狂欢之后，我们简直无法为此书打出一个确定的分数。我们一方面憎恨这放肆大胆的性爱模式破坏了人类的爱和生活，但另一方面，我们却不得不对作者敏锐而尖刻的表达感到难以抑制的尊敬。 对科技情色的探讨，使这本书必然毁誉参半，也注定是一部一些人打满分而另一些人打零分的文学经典。难怪苏珊·桑塔格说这是“当代小说中最具智慧的声音”。巴拉德用歪曲的清醒审视着所有我们想问的，却没有答案的复杂问题。这些社会精英用撞击覆盖的创痛在作者笔下被准确地剥开，它们是他通向真实世界的切入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