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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统治者恐惧不全是心理变态 作为西方学者的王大为，对于兄弟结拜这种充满东方人情味的人际结合方式是心存好感的。他认为这种结合只是一种互助方式，如果在一个合理的制度下不会产生暴力，不会危害社会。他在书的最后一章里指出，在中国本土以外的东南亚国家的结拜组织，所发挥社会政治作用大体是正面的。天地会在海外或称“义兴公司”，其宗旨、规则、信仰以及入会仪式完全同于天地会，但它成了凝聚华人的组织。“通过建立寺庙、供奉特定的地方神祇（不确，主要供奉关帝——泰按）、庆祝农历规定的节日，满足了同一地方移居而来的人们的宗教需要。公司还可以为新来者提供食宿，帮助寻医疗病，有时还免费安葬身故者，传统互助组织的活动，在公司行事中都能找到。”为什么在国内许多“结拜组织”就沦落为“寄生性盗匪”与政治上的异端了呢？王大为认为这都是“晚期中华帝国特殊政策的产物”。应该说这是本书论述的精彩之处。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大多秘密会党能把“反清复明”的宗旨坚持一二百年而不变（这个宗旨已经与其会众没多大的利害关系了），这就是清政府持续不断地严厉打压的结果。这种打压，等于告诉天地会等秘密组织必须“与我为敌”。是清政府本身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永久的”的反对组织，直至清王朝灭亡。 然而“兄弟结拜”也确有令统治者恐惧的因素，清统治者的打压不全是过度敏感。 结拜异姓兄弟始见于北朝的《颜氏家训》，但其深入人心乃源于北宋以来“说三分”（《三国志演义》前身）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江湖艺人创作的这个故事反映了在游民日增的情况下，他们对结合的向往与需求。这个故事为游民和底层民众“干大事”（造反活动）提供了范本。故事中所强调的义气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成了冒险团体联结的纽带，歃血盟誓就是结拜的仪式。后来的底层武装造反活动和带有冒险性的违法犯罪活动都有结拜义兄义弟的问题。梁启超形容清末的形势是“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说唐》中“贾家楼结拜”的四十六友又给群体结拜提供了范式。他们的誓言是：“我等四十六人，只因义气相投，于山东济南府贾家楼，歃血为盟，誓结金兰。今后，祸福相共，患难相扶，如有异心，天神共鉴。”这些通俗文学在民间极为流行。闽南一带《说唐》尤为畅行，天地会入门的“三把半香”中的“半把”就是从《说唐》来的。要会众记取秦琼等人结拜不终的教训（老五单雄信不降唐而被杀，在唐的义兄义弟没有竭力救助，或与之同归于尽）。被天地会视为人间乐土的“木杨城”也取之于《说唐》。可见“兄弟结拜”本是游民互相结合闯荡江湖，图谋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至于会不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反社会、乃至反政府的力量，则要看当时形势。不像王大为想象的“兄弟结拜”只是反映了底层民众对互助需求那样简单。 当然桃园三结义故事出现后，也影响到其他阶层的人们，法效刘关张。但在明清两代主流社会、特别是上层人士基本上没有用“桃园三结义”互相标榜的，主要还是流行于下层社会和江湖之间。辛亥革命之后，桃园之风再起，连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也要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以桃园三结义相标榜，这正是他们身上有江湖气的缘故。明白了这一点，对于清统治者对于歃血为盟、结拜兄弟的敏感就不奇怪了。《大清律》中对于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兄弟比照“谋叛未行”进行“严打”。这些律条根本模糊了事实与动机的界限，把“图谋犯罪”当作犯罪来打击。从中可以感受到清统治者对于老百姓抱团行为的恐惧： 凡异姓人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不分人数多寡。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其无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结拜弟兄。为首者杖一百。为从者各减一等。（谨案此条雍正三年定）。一、凡异姓人、但有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兄弟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众至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立决。为从者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无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序齿结拜弟兄。聚众至四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年少居首。并非依齿序列。即属匪党渠魁。首犯拟绞立决。为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如序齿结拜。数在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十人者。杖一百枷号两月。为从各减一等。（谨案此条乾隆三十九年改定。以上引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九·刑部》。） 这样过度的打击对于结拜组织正是起了相反相成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