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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的身上似乎有一种对“城乡差别”刻骨铭心的领悟，他对某些“知青文学”的作者所谓下乡之后受尽种种人间苦难的痛苦回忆不大认同。因为那时他的家庭恰恰被安排接待来到自己村庄的“知识青年”。现存的“知青文学”，包括那些真正有时代反思价值的“知青文学”，无非就是两种情节，一是在乡下受尽农村的苦，受尽当地农民老乡的鄙视、村干部的欺凌，然后想尽办法逃离农村回城去；另外就是知青之间或者“城乡”居民之间经历了感情生活，留下正常的情缘或者孽缘。或许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人们所共同遭遇的事实吧，无法再被过度挖掘。阎连科的回忆恰在知青们的对立面上，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述知青下乡这件事，直截了当并无讳言这种历史事件也曾给当地乡人带来的苦难，他总是以一种自我意识很强烈的身份来审视甚或有些鄙视那另一种相对优越的身份。 知青的到来这件事并不足以一直影响村庄的人们。真正有那种力量的，是父辈们的一生，甚至是透支过的一生，它留给你的不仅仅是漫无边际的洪荒岁月的记忆，也是一种无形上对未来的安排。读这本《我与父辈》时我经常想起“父辈的旗帜”这几个字，它来自一部美国二战片的译名。父辈的旗帜，这种感觉在这里是很容易体察得到的，因为父辈们就那样做了，一辈辈也就那样活过去，无声地在你心头插这样一柄旗帜，告诉你，你可能的人生就是这样来度过而没有别的选择。 但是，父辈们似乎原本并不希望给你留下什么既定的安排，有时候，甚至他们绝不想你今后走着和他们相仿佛的路。这种感觉的来历绝不仅仅是读一本像《我与父辈》这样的书，而是书的读者成年之后在自己的世界里领略到的——父辈们似乎只是在拼命完成自己的工作，一生已经被安排好的工作，他们只是在完成自己那辈人的使命而已，这没有什么错吧？ 比如这使命之一：耕种。而且是找到一块有潜质的地，开垦它，耕耘它，把它的潜力发掘出来，然后播种在地里的作物就会喷薄而出，旺盛地生长。乡亲们看到了都夸奖它——夸奖它也就间接赞颂了你的眼光和勤劳。这就是像阎连科所说的“作为农民的父亲”的父辈们对于土地的恒久价值体系，它穿越时光且击败时光，传承下来成为天然。书中的父辈们就是这样，找到一块谁也不想开垦的山边荒地，在这里采石且耕种，听凭祖传的常识引导，日积月累，这块地出落得有声有色，惹人夸奖。但是，就在即将收获的时候，土地和作物被划归集体了！地里种的是红薯，老人最后一次去那地里，带回两颗又大又红的红薯。我知道，这是纪念，这是念想，这就是中国老辈人如何对待“失去”这件事经常有的行为方式，他们往往留不住要失去的东西，于是留下一点作为纪念。此种情形异常真实，读之使人心碎。 地里刨出来的石头后来都做了盖房和垒山墙的材料。盖房，这更是中国人传统而神圣的使命。为子女留下一间可以遮风避雨的房子，就像是一代代中国父辈的天职。这件事做成了以后，这辈子最大一桩事业就做完了。最大的事业其实是子女的婚事，有了房子，操持子女的婚事也就有了底气。在阎连科这本具有回忆录性质的书里，父辈几人同样为了盖房而穷尽了心血，就和我们自己的父辈一样，为营造属于子女、属于未来的巢穴，不惜葬送自己没有享受过一天的生命。你可以说这种回忆情节没什么新意，但是过日子要什么新意？真实生活要什么新意呢？父辈们就这样透支了生命，疲惫至极地做完自己一生的工作和使命，早早地到另一个世界休息去了。这种情况作为子女，你无法阻拦，你无法改变，即便你参与其中。这便是我们的父辈。 虽然父辈的旗帜在前，那种已经天然地安排好的人生在前，有些桀骜的人往往会坚持自己的路，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理想，他们还要为自己这种种卑微的理想而挣扎下去，甚至有可能走出父辈留下的长长的背影。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和他们自以为是的使命，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父辈们曾经的生命和他们的劳作、他们的坚持、他们的目标，即便是那些最特立独行的人，也是要脱帽致敬的。(雪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