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一个码字的人，最好的方式大概是读他的书吧。比如刚刚过世的季羡林先生，静心读一读十年前出版的《牛棚杂忆》，可能比去谈论他是不是国学大师之类的话题来得有意义。
    季羡林对《牛棚杂忆》极为看重，他说:“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泪写成的。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最大的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物。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
    在我看来，《牛棚杂忆》是记忆之书，是问题之书，是反思之书。季羡林当“文革”爆发之时，身处台风的中心，他在北大以及周边地区的所见所闻，所遇所感，实在是非常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他提出来的问题，他的反思，迄今为止，还那么振聋发聩。这就是今日仍然应该重温《牛棚杂忆》的一大原因。
    首先，《牛棚杂忆》是记忆之书。必先有难以抗拒的遗忘，才能凸显记忆的价值。或许正因为中国人有格外强烈的历史意识，遗忘才成为如此活跃的一种巨大能量。“文革”这样的浩劫理应被深深记住，但我们不时发现有遗忘之手必欲覆盖之而后快。而亲历过“文革”的人也远远没有写出他们应该记录的事实真相。在“文革”中扮演过妖魔鬼怪角色的人们，非常罕有出来公开忏悔的。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是一部纸上的、局部的文革博物馆。他描述了人怎么被“架飞机”、被扇耳光、被打得满地找牙……他介绍了什么叫“牛棚”，什么是“牛棚”中的人生。季羡林的记忆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真实。他不是逍遥派，他也加入过当时的派性组织之一井冈山。他当时并不怀疑这场运动。如果他不是很快就被打成“反革命”并受到非人的对待，他对文革的看法也许是另一回事……因此，他陷入人间地狱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他记录了很多牛鬼蛇神的形状和遭遇，也描述了学生、工人等等是怎么打人的。
    其次，《牛棚杂忆》是问题之书。季羡林的问题不一定以问题的形式出现。有些是我们应该去发现的问题，有些是季羡林自己发现的问题。比如，他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之际，仍然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值得后人好好想想。他说他读书七八十年，也没有看见过一闹派性就夫妻离婚、父子反目、兄弟阋于墙这样的事情，这是什么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还有，季羡林对当年那些折磨人甚至把别人折磨致死的人，有的现在官据要津，他们在灯红酒绿之余，清夜扪心自问，能够睡得安稳吗？在是书结尾时，季羡林说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六七年以来，一直思考有关这次“革命”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教训吸取了没有？季羡林回答:吸取了一点，但是不够；“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季羡林回答: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受迫害者舒愤懑了没有？季羡林回答:没有。他思考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季羡林说，“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以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老实说，这些问题的存在，是《牛棚杂忆》之所以有价值的前提。如果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牛棚杂忆》的价值也就减半了。
    其三，《牛棚杂忆》是反思之书。季羡林之所以要写《牛棚杂忆》，是他发现，人们慢慢不知道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文化大革命”，年轻一点的人听到“文化大革命”，以为是天方夜谭。像他这样一个留学德国长达十年之久的知识分子，那么快就转入到狂热的政治活动中去，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不好好深入反省，“文化大革命”未必不会再来，这是季老极为担心的，因此他必须写作这本《牛棚杂忆》。在季羡林的反思当中，他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那就是:“文革”的受害者跟迫害者其实是一回事。他虽然说的是自己，但未尝不是说的一般人。他说到他后来“飞黄腾达”后为什么不去报复，虽然报复起来很容易，那是因为，当时的受害者和迫害别人者，只是处在不同的位置上而已。他其实是在警告受害者不要转化为迫害者，要结束冤冤相报，要从更为超越的层面上来思考问题。
    这本书叙事的调子也是我们阅读时应该留意的地方，这是一种有着浓厚的黑色幽默意味的调子。比如，在说到住进牛棚也就是“黑帮大院”时，他写道“像十年浩劫这样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的——我但愿它也绝后——，‘人生不满百’，我居然躬逢其盛，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不得不感谢苍天，特别对我垂青、加佑，以至于感激涕零了。”在说到他自杀未遂时，他写道:“对待坏人有时候还是态度坏一点好。我因为态度坏，才拣回一条命。”在说到被两个工人阶级押解到什么地方去批斗时，他写道:“他们是骑自行车来的。我早已无车可骑。这样就走在中间，一边一个人‘护驾’，大有国宾乘车左右有摩托车卫护之威风。”正是有这样的幽默感，季羡林可以重新写出自己的惨痛经历。当然，历史可以笑对，但罪恶不能忘怀。如果悲剧第二次发生，将来再写回忆录的人是绝对不可能再幽默起来的。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