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回答这些问题，语言是个关键。在我看来，一个作家选择什么样的语言来讲故事，绝不仅仅是写作技巧的改变，而是写作者文化立场、身份认同的最佳证明。自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直在走一条不断西化的道路。文学体裁、审美标准、叙事技巧、语言风格无不取法于欧美。发端于欧美的种种文学流派、思想潮流，轮番在中国上演，并被视为至高无上的标准。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史，几可看做是欧美文学的“副本文学史”。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这样的集体无意识当中，争当“副本”以为最高的荣尚，几乎一直是当代文坛的主调。很长时间以来，自觉不自觉的欧化翻译腔，一直是中国文学的致高典范。成一兄当年就曾尖锐地批评过中国内地文坛到处泛滥的“副本文学”。并非别人的文学不好，别人的文学非常好，而是在一味的模仿中丧失自己不好。并非别人的主体性不好，别人的主体性很好，而是在一种别人制造出来的全球化等级中自我殖民非常不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已经一个多世纪，我们是否可以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能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吗？我们能写出一部地道精彩的中国小说吗？ 在我看来，“建立现代汉语的主体性”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未能完成的历史命题。或者说，一百多年来，这是一个一直处在完成过程当中的历史命题。而所谓主体性的建立首先要具备的就是对现代汉语的自信心。在成一的晋商小说中，在成一从容不迫、淡定自信的叙述中，我不但看到了感人的故事、湮没的沧桑，更看到了一个写作者对母语坚定不移的自信。 以新白话回答当下的全球化语言淹没，以历史人物的人性探索对照“普遍同质的消费时代”的人性溃败，借此而把被历史湮没的存在演变成此时此刻的当下叙述，演变成一种当下的参与和批判，这是成一晋商小说背后不断翻涌的最为可贵的精神激流。 毕竟，小说不是理性判断，故事不是真实再现。凡俗琐碎、生生不息而又包罗万象的生活，有如我们头顶深邃的星空，谁也无法料想出它到底能给我们怎样的幻灭和重生，谁也无法料想出它到底能给我们怎样的绝望和启迪。 二十五年前，凭着一股年轻的热情和勇气，我和蒋韵踏上了“走西口”的路程，沿着当年晋西北农民走西口的路线，在荒村野岭中徒步踏勘，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等到行程结束时，站在察右中旗广昌隆公社，黄羊沟村起伏辽阔的旷野里，面对着后大滩的张家老坟，面对着百年前黄羊沟的拓荒者，所有关于“走西口”的浪漫和简单想像，都变成一种难言的自惭和羞愧。两个猎奇者，被历史的真相，被黄土掩埋的沧桑深深地震撼，深深地打动，久久不能平息。 来到实地我们才明白，所谓广昌隆、广义隆，当年都是以山西商号的名字命名的“地庄子”，山西商人不断地从蒙古贵族的手里买地，顽强地北上、西进，于是才有了广昌隆、广义隆这样的地庄子，随之也才有了走西口的拓荒者，有了内地的农耕技术、风俗习惯、方言口语的慢慢渗透和相互交融。历史这两个字，真不知湮没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实。因为有这一层切身的感受，才愈发觉出《茶道青红》的难能可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