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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韦伯对德意志统治阶级发出的诅咒，不幸曾一语成谶。这会令人不由得想到，在现代民族国家，如果仍然空谈“社稷兴亡，匹夫有责”之类的政治逻辑，就实在是本末倒置了，换句话说，即便匹夫有责，责亦在于要求自由地表达相反的政治诉求:“匹夫兴亡，社稷有责。”“德国议会与政府”、“德国的选举权与民主”、“帝国的总统”、“俄国的立宪民主形势”等文便集中论述了威权主义国家的这种变革路径，即实现平等公民权，摈弃歧视性选举制度，有效推进议会制生活，让官僚机器回归它的工具性，总之，厉行宪政民主，只有在这种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不例外的政治教育过程中，一个民族才有希望生发出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政治大智慧，这样的民族就断不至于误把练达狗苟蝇营的“潜规则”当做政治成熟。 事在人为。谈政治就不能不谈政治人。有关政治人的论说已不知凡几。但韦伯的著名演讲“以政治为业”，即便在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源远流长的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无疑也是独具匠心的重要文献。尽管不难看出当时欧洲的强权政治背景对韦伯的影响，然而，韦伯那种冷峻的客观精神却始终不为所动，这使他对政治人的剖视具有了无可辩驳的普遍意义。他对政治人的二分法，即可奉为圭臬，这一点已是广为人知。一类是“靠政治为生”，另一类则是“为政治而生”。他们都可能“以政治为业”，尽管两者的行为方式未必总是截然分明，但精神本质却不可同日而语。 前一种情况下，政治人多以政治为职业，也就是靠政治混碗饭吃，无论那饭是寒酸还是阔绰、是洁净还是龌龊，也无论那吃相是下作还是高雅，终归是把政治当成了食槽子；相应地，“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他才能成为一个具有崇高境界的政治家”（p.190），因为，这种人是以政治为志业，是把从事政治当做一种使命的召唤。 毋庸置疑，韦伯这里谈论政治家的“崇高境界”，当然不是对他们进行简单的道德评价，而是说他们具有三种“前提性的”素质，这些素质对于有权参与转动历史车轮的人来说是决定性的——“激情、责任感和眼光”（p.352），这种激情是真诚投身于一项事业的观念激情，与癫痫性的浪漫主义亢奋毫不相干，这使他们与常人有别，与政治官僚、行政专家和政治半吊子有别；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上帝与恶魔之间纵横捭阖，没有理由奢望借助权力去冒充天使或圣徒，同时更没有理由堕落到滥用暴力去掩饰弱智、怯懦和虚荣，无疑，在一个已被除魅的世界上，“政治不是一桩伦理买卖，但是，羞耻心和正派做人的义务还是有一道底线的，不能突破这个底线而不受惩罚，即使在政治上也不例外”（p.83），因此，他们知道，必须随时准备面对手段和目的之间那种固有的紧张关系，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竭尽全力把握“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平衡，或者说，必须为自己的行动后果承担责任，韦伯铿然指出，“这需要眼光”。而且，惟有将这三种素质熔铸在同一个灵魂中，才能造就一副政治家不可或缺的强大政治人格（p.353）。 不过归根结底，韦伯念兹在兹的仍然是，只有一个自由的民族，一个“习惯于通过它的当选代表为自己的政治命运共同负责”的民族（“毕竟，这是一个民族有可能在政治眼光方面得到训练的惟一途径”）（p.144），才能锤炼和选择出“为政治而生”的政治家以担负民族政治的领导权，不管当时的现实多么愚陋不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