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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便不难理解，作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韦伯何以始终念念不忘的就是德国人如何在“世界政治”这个舞台上安身立命。但韦伯的意义却远不止于这种合乎潮流的民族主义情怀，而且，令同时代人常感意外的是，他毫不掩饰对那种偏狭、浅薄、虚妄的“民族主义”喧嚣的鄙夷和厌恶，因为，不管那是自发的还是被操纵的，背后总有国家主义势力、阶级、政党甚或小集团的私利魅影。一言以蔽之，韦伯的民族主义是理性主义的，而这种理性主义就体现在他一以贯之的价值立场中——德意志民族必须在宪政框架中建构自由主义的公民社会，才能有望走向“政治成熟”，也才能有望以“主宰者民族”（Herrenvolk）的资格参与“世界政治”（p.129）。 从这部文集的字里行间可以明确无误地看出，“政治成熟”的问题始终是韦伯政治思考中的头等关切，尽管其中的大量篇幅是针对德意志民族的当下表现进行的技术性分析论述，但至为重要的是，他所秉持的价值立场的普适性，无疑并不仅仅局限于那个民族本身和那个历史时段。 衡量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性”，韦伯着眼的“并不是某些人、某些阶级碰巧在某一时期进行统治的日常政治，而是整个民族的永久性权力政治的利益”（p.16），在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意义上的政治成熟就意味着“对民族的永久性经济和政治权力利益的领悟，以及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些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的能力”（p.20—21），即使在“经济的发展开始超出国界产生出一种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新世纪，这个标准也仍是不容置疑的，而且理应成为一种本能（p.15—16），惟其如此，一个民族才不至于被内在的价值冲突迫使或诱使去舍本逐末。 同时，韦伯还断然否定了经济发展会促使一个政治幼稚的民族自动走向政治成熟的可能性，他的分析使人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像财产本身不可能自动生成财产权一样，经济发展固然有助于推动政治进程，但这根本就不是个经济问题。那么，有谁具备以及如何具备这种“政治本能”？韦伯毫不含糊地认为，那只能是一个自由的民族，一个抱有“永恒的坚定意志不再像一群羔羊一般被统治”的民族（p.69）。当然，韦伯绝不是个政治浪漫主义者，他看得很清楚，即便在一个自由的民族中，这种政治本能通常也只是“沉淀在大众的无意识层次”，它必须通过“经济与政治领导阶层”得到自觉体现，因为，这种阶层理应承担一种特殊功能，“就是要成为民族政治目标感的担纲者，事实上，这是证明他们的存在价值的惟一政治理由。”（p.21） 俾斯麦的威权主义统治留下了一笔能让我们感到似曾相识的政治遗产——德意志民族迅速地成长为一个骄横的经济巨人，但也同样迅速地沦落为一个猥琐的精神侏儒，这使韦伯确信，可以预见到的德国未来将凶多吉少。一个没有自由政治、缺少价值关怀的大规模现代国家，只是揣着大把来历不明或不雅的银子漫无头绪地得过且过，将随时都有可能一头栽入政治深渊。因此，韦伯明确警告他的同胞，寻求未来的出路，最关键的并不是两眼紧盯着被统治者的“经济处境”，而是要不断拷问统治阶级的“政治资格”（p.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