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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谣言即是一种对官方发言的反抗。当官方试图确立唯一正确的声音时，谣言的传播形成了一种破坏性的“反权力”，提供了另一套大为不同的叙述和记忆，从而大大动摇了官方发言的可信度和合法性。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历来越是在官方寻求单独主宰社会声音的紧要时刻（最典型的是战时和瘟疫暴发时期），具有政治意味的谣言传播越是广泛和危险；相反，在一个开放的公民社会的言论环境中，任何谣言反倒很难获取信任和传播。这一事实提醒我们:依靠一套自上而下的系统控制社会记忆的做法，其合法性的效果往往不如公民社会自下而上自发凝聚的社会共识。 在极端的年代里，政治机器会提供一种重构的记忆来取代个人的记忆。1939年苏联在卡钦森林中枪杀2万多名波兰军官，数年后这个坟场被德国党卫军发现，苏联对此矢口否认，并坚持这是纳粹自导自演的污蔑。二战后这段历史成为波兰国内的政治禁忌，受害者的家属要么认同苏联的说法，要么只能将之深埋在心底。这种“有组织的忘却”事实上是政治强权对个人权利和民族意识的剥夺。在这种黑暗年代中，无论是个人、民族，还是一个社会，要维持和坚守自身存在的印记，就必须抵抗忘却。 因此，徐贲在书名中提出的那个问题“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其答案是人本主义的:人需要记忆的原因正在于作为人的那种意义。虽然同是谈论社会记忆的政治哲学，但他的侧重点与王海洲颇为不同:他是在纳粹时代的制度性罪恶的极端条件下，谈论出于维护人的尊严的需要而真实见证个人记忆的必要性。在20世纪的极权机器下，人类历史第一次面临这样的恐惧:再也没有人真实地见证过去。因而个人的真实见证就具备了一种形而上的抵抗意义。如果没有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事件当事人的记忆，这种可贵的集体记忆就将在根本上断绝。我们需要宽恕，但宽恕并不意味着忘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