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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城市特别是中国城市快速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段，也是中国城市发展对全世界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时段。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就曾经指出：21世纪影响人类生活的有两件大事，一个是新技术革命，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在现实语境下，城市研究亦须加强传播学向度的建构、解读与阐释。将城市视为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传播体系，研究以最佳的投入形式、投入规模以及科学的开发手段组织城市传播活动，实现城市传播系统的良性运行，并使相关利益主体的需求获得相对满足，也应该成为传播学领域研究一个十分重要且非常迫切的任务。由此，城市传播的一系列问题所形成的问题域，亟需建构一个现代城市传播研究的新学科。而迄今为止，现代城市学（Urbanology）理论由于缺少传播范式的介入，基本把城市视作纯粹物质性载体加以解读，不可避免地陷入某些研究误区，从而遮蔽了对于一系列城市发展关键性问题的有效剖析。另一方面，传播学创立于现代性的城市空间，研究焦点亦主要集中于城市场域中，传播学对于城市问题研究的学理性进路，必然推进到总体性把握之城市传播学的系统研究范式建构和实践。对此，西方传播学界有所意识，蒂莫西·吉布森（TimothyA.Gibson）等主编的论文集《城市传播：生产，文本，语境》（UrbanCommunication:Production,Text,Context）于2006年底出版，编者意图勾勒出"聚焦于多个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城市和传播研究之间的总体性地图"，但是，此论文集并未完成城市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建构，相反更加突出显示城市传播学系统性建构的高难度和紧迫性。正是对于上述一系列问题的有效回应，中国学者王安中、夏一波"构思五载，数易其稿"的城市传播学学科的拓荒之作--《C时代：城市传播方略》于2008年由新华出版社正式出版。该著作初步厘清城市传播的域值轮廓关涉的问题域，并系统界说、阐释、实践例证了城市传播学的研究路径与方法。作为中国学者"第一部系统论述'城市传播'的专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从学理的角度系统论述"城市传播"命题的重要著作，该书既在学理层面完成了作为全新学科之城市传播学的系统性建构，某种程度上在世界范围推进了传播理论的切实发展；又始终贯穿紧密联系中国现实问题的实践应用导向，从而达到了重构性运用传播学的研究范式和出场路径为我们思考并试图解决我国当前诸多城市问题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研究视角和现实途径。 城市传播学系城市研究和传播研究的跨学科研究，其贯通之基点何在？吉布森和马克·洛斯（MarkLowes）初步设想，把城市视作"生产-文本-语境（production-text-context）"的循环而加以解读，即城市作为文本处于此文本的生产关系和具体语境中。而王安中和夏一波则明确指出"城市文本"的符号学学理基础，称"城市文本不仅仅是一个个物质性的客体，又是一系列意义的集合体。……城市特别是现代大都市或区域中心化城市……已经是'文本化城市'。"城市传播学将城市视作文本，重新照亮了城市本身作为符号意义生产传播的重要价值，而此点长期遭以遮蔽。在《C时代：城市传播方略》一书中，作者提出"C时代"的原创性命题，指出"人类在21世纪将整体性地迈进'C时代'，即迈进了城市（City）的世纪、创意（Creativity）的世纪、消费（Consumption）的世纪和传播（Communication）的世纪。"在此基础上进而指出，空间文本化延展消费的重要问题，即城市"无形"空间的符号在场和指涉，启示城市文本媒介接触策略的方法论确定。而城市媒介文本的路径传播进行，同时即是城市文本符号意识形态消费性的提纯。 城市传播学的新意既在于前瞻性的预见展望，亦在于对于城市问题全新视域的解读。以中国城市发展中的"旧城改造"个案分析为例，一旦进行城市传播学的学术追问，则可廓清同时具有"完成时"和"现在时"的"旧城"本质，揭示社会学、经济学、城市学、建筑学所存在的认识盲区，彰显"旧城"所不可替代的符号价值和代际传播功能。《C时代：城市传播方略》循此对"旧城改造"进行了富于创见的学术阐释，指出"从城市传播的角度来看，旧城是'城市记忆'的空间载体，承载着城市代际传播的功能，沟通城市的历史、现在与未来、彰显者城市'地脉'与'文脉'特征并将之传承与延续。……旧城是城市历史的一种'言说'"，既是久远历史的遗存，又始终活在现实当下，具有当下的"生产性"。由此可见，"旧城"和"新城"的性质界定和价值确定具有双重层次。在第一个层次，古代建筑文物等是历史的"旧物"，似乎欠缺"现代性"，而新兴现代建筑之"新城"则是当下的和现代化的。而在第二个层次，大量现代建筑往往是机械复制式的，有着同质性的单调雷同；而古代建筑相对于现代建筑的异质性，和独有的差异化特征正具有后现代奉为圭臬的"小叙述"。在此意义上，古代建筑是对于现代建筑的一种"间离"性媒介，是具有现代建筑匮缺之特殊所指的"新"能指，始终在进行现代性的符号意义生产和再生产。由此可见，"旧城"作为传播媒介既在进行代际传播，亦在进行现代性关系传播。 与之相对，由于匮缺城市传播学维度的体察，导致其他研究范式的集体性"失语"，进而产生"旧城改造"的盲目化。《C时代：城市传播方略》对此追问导致"旧城改造"盲区的思维盲点：无知于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符号价值及其媒介，无知于"旧城"有效保护的资本效益，更无知于"旧城"中所蕴含的"最先进最科学的因素"，即如北京四合院周围住房、中间庭院植育花草的结构可以保持水分、防止噪音、减少灰尘，自成绿色小气候而远胜现代郊野别墅的建筑理念。基于上述认识，《C时代：城市传播方略》提出"赓续与复兴：旧城现代性利用与开发策略"的启发性思路，指出"旧城"现代性保护与开发的基本原则，促使"旧城"的现代性符号意义得以不断生产和在生产。针对"旧城"的不同生存样态进行多元化应对，该书提出的现实策略则有封闭独立的博物馆式或纪念馆式开放利用、半开放性的历史街区规划、"旧城"空间纳入现代式生存的"意义转场"等具体方法论的选择性运用。由此可见，城市传播学对于"旧城改造"和其它现代城市发展问题，可加以有效的城市文本"症候阅读"，厘清其盲目误区背后的症结要害，从而"对症下药"地道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具体策略，实践其现实应用为导向的理论品质。 《C时代：城市传播方略》沿循爱德华·索亚（EdwardW.Soja）"第三空间"的开放性思路，富于启迪地提出"流城市"（StreamCity）的未来城市形态说，即在当前"实体城市"和"虚拟城市"的基础上形成的"实体城市内部要素、虚拟城市内部要素以及由实体与虚拟城市相互影响所生成的复合要素之间将呈现出高度流动且复合同构的特征，促使形成实体城市与虚拟城市之间的万象流动与深度融合，两者边界日益消弭，从而建构而成的一种新的城市"，进而详加阐释流城市所具有的去地方性、弱结构化、万象流动性、超变异性的四个基本特征，由此提供一种现代城市发展的未来指向，对现实实践予以启示。由此，城市传播学的"城市文本"解读转化至"城市超文本"解读，由而体现出城市传播学研究的持续必要性。某种意义上，"流城市"理论阐述和"旧城"传播读解一脉相承，同样是对于现有思维框架的超越，使之开放流动而始终保持学术关注的敏感性。 需要强调的是，如作者在《C时代：城市传播方略》所指，城市传播学是"一门交叉性、横断性的学科，它既不属于自然科学，也不属于社会科学，而是一门学科横跨性较强的应用性学科。"作为一门前沿性学科，城市传播学既具有与时俱进的实践意识（中国已将"城市化战略"确定为现代化进程第三步走的重要方针），又具有逻辑理据反思下的前瞻性指示，集前沿性/前瞻性于一身。同样沿循于如此之学理穿透性和实践的启发性，书中勾勒出的一系列有待进一步展开论述的城市传播学命题，需要更多学者和实践人士得以进一步充分阐释和省思，而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切实而进亦可由之得以更加深入有效。 （作者系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