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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的新作《农民帝国》，笔端奔流着作者炽烈的、心疼的、悲欣交集的江河水，似苦泪四溢，其间纠结了一团团农民式狡黠而天真的“幻像”。 在奏过1980年代工业改革的强音之后，蒋子龙在小说领域虽偶有斩获，却渐渐淡出了读者视线。而这次的《农民帝国》，他将视线转向土地，“把土地看作一册巨大的历史文本，一方由历史遗骸积压成的文化化石”（赵园：《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我们知道，乡村既是人类最古老最牢固的根系所在，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缩影。乡村总是不断被作家所解读，所诠释，成为资源基地和精神原乡。蒋子龙和笔下的农民郭存先等数代人一起，营造了一种新的“幻像”———在对自己建立的强大经济实体的把握和控制中，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统治者”、土皇帝。 郭存先最初的人生目的只为活命，后来变得富甲一方。在发迹的漫漫长路上，他什么活儿都干过，什么招儿都使过。他本是一个本质善良而勤奋的普通农民，不计名利、甘苦，这样一个好人，在从贫穷到暴富的过程中，却无法抑制自身的欲望在权力和财富中无限膨胀，终至深陷囹圄。 蒋子龙把笔插得很深，他描写了蕴涵着农业文明形态的乡村和农民，在面对几十年纷繁变幻的现代化历史时所作出的必然反应。这种反应带来什么结果？我们该持什么态度？郭存先的悲剧恰恰提醒人们，现代化所栖停的原点不是肉体的狂欢、金钱的攫取，人作为一棵树，应该用智慧的绿叶烘托出精神的金果。对于郭存先们而言，“幻像”实际上更像一个患了偏执症的孩子的乌托邦，一个农民想像中的辉煌帝国，轰然坍塌、寂然不音才是最好的结局。 回想当年，郭存先肩上背着一个帆布做的大木匠兜子，里面除了斧、凿、锛、刨等，就放了6个棒子面和高粱面掺和的饼子，一只搪瓷大茶缸子，手里提着一挂大锯———走南闯北砍棺材，只为活命。郭存先的“活命”哲学，像血肉触发的欢愉痛楚。而在此对照下，郭存先晚年的富贵则像个谶语，触动人心。对郭存先的人生迷失和精神错位，蒋子龙没有回避矛盾，他沉静而悲哀地发现，从迷乱的心到迷失的身份，虽然郭存先式的农民实现了从贫穷到富裕的现实转换，但骨子里的“土财主进城”的幽灵未洗，并最终走向畸形人生的不归路。在此，《农民帝国》具有了一种触动转型期社会“痛点”的穿透力。他的批评是建立在对几千年旧农村和近十年新农村的深刻把握上，他希望救赎人性，他企图伸手挽留人心飞快向下坠落的速度。 农民帝国的悲剧根源何在？是体制、文化使然，还是农民的本性作祟？作家没有回答。我想，蒋子龙仅有悲欣交集是不够的。只能说，他抛出了一个难题，所有被遮蔽掉的“意思”，在等待读者自行解答。 （《农民帝国》，蒋子龙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