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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现代化,是一个面相复杂的世纪难题

http://www.newdu.com 2020-10-21 文汇读书周报 佚名 参加讨论

    《下一站:中国》  陈季冰著  文汇出版社出版
    摆在面前的这本谈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著作《下一站:中国》,勾起了我对有关该问题的一些记忆。
    我最初对“现代化”问题的学术兴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上大学的时候,那时我是一个哲学社团的负责人,这个社团不仅有哲学专业的学生,也吸引了一些其他专业的人士参与。我们办活动,也就不能太“专业”,我记忆中比较深刻的一次系列讲座,就叫做“现代化与价值重建”,我们邀约一些沪上名家开讲,常常讲堂爆满。
    我已记不清那些专家都讲了些什么。但在这个系列讲座上,第一次知道“现代化”原来并不等于先前耳熟能详的“四化”——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一个著名历史学者的话,大学低年级的教学任务,是重新安置基础教育带来的知识体系——中国大学的低年级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大抵都有些“洗脑” 的任务在内。
    经历“洗脑”,刺激很深,我因此迷恋了很长一段时间,并打算将来也研究“现代化”问题,就此我还求教于满腹学问的辅导员郁振华先生,得到他的热情鼓励,于是信心满满。他近些年在研究默会知识学,国内也没有几个人懂得,全不像现代化问题,可以随便插嘴。可见得当初的热情态度,纯属鼓励——只要学习便好,管他学什么。
    但随着学养的增进,我的兴趣发生了迁移,转向更为纯粹的形上之学,并开始靠近哲学家冯契先生的学问,终日沉迷于“名言之域”与“非名言之域”等极具有思辨美观的命题,不能自拔。而将那些有关现世的学问比如“现代化”之类,一概束之高阁。
    但冯契先生并非不关心“现代化”,他总结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认为20世纪上半叶,其时代精神是探索“中国向何处去”,下半叶则为“如何使中国实现现代化 ”。在这个一体两面的时代精神之下,近代以来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切争论,几乎都可以归结为“古今中西”之争。这个概括,提纲挈领,一下抓住问题的实质。冯契先生的总结,是在回应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论争,这是一个专业哲学家的职责。
    1995年初春,冯契先生去世,精神偶像就此消失。如今旧话重提,已有“闲坐说玄宗”的味道。
    后来的时间里,我沿着冯契先生的学术理路,断断续续地学习和研究过一些感兴趣的形上问题,自娱自乐,获得难得的安宁。
    然而世俗化生活的磨练,本身也使我经历了一个个体现代化的过程。但这种个体之“救赎”与整体之“落后”,反而加大了现世生活的痛苦。再则,90年代以来,阶层分化的加剧和价值观的多元,使“如何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不再像上世纪90年代以前那样,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话题,而是每个人的具体生活,甚至完全是一场关于利益纷争的活动。而恰恰在这点上,我们的感觉迟钝了——其实除了专业学者之外,很多人并没有自觉意识到,这种利益纷争的过程,同时也在回答 “如何使中国实现现代化”。换言之,每个人在其生活世界中,不管如何卑微,都在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只不过,绝大多数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和必然罢了。
    那么在当下,谁在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情怀,高度关注现代化的所以然和必然?目力所及,刚出版《下一站:中国》的作者、有着多年新闻从业经验的陈季冰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季冰先生曾经是我在东方早报的领导,在相处的日子里,由于日夜不休的争论,他的很多想法我是知道的,其中有很多后来都呈现在这部《下一站:中国》之中,在书稿出来之际,我也是先睹者之一,因此,对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内在机理,拥有相当的发言权。笔者认为,它仍然在延续“古今中西”之争,而要特别注意的是,新世纪的“古今中西”,显示出自己全新的面貌,比如,财经问题,这是整个20世纪被完全遮蔽的话题。季冰先生对此高度关注。
    但笔者认为,季冰先生这本著作的最大特点,还在于彻底打破了有关现代化问题的“我们”叙事。这是一本作者本人周游世界,自己的阅读和思考,因而把“我”放得很大的著作。我的看法是,这不是来自官方的所谓“科研课题”,因而它不需要以“我们”的名义发表见解。尽管作者在书的章节之间,取了不少诸如“中华复兴”、“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等一般人无法拿捏的话题,但字里行间,最精髓的,是那些随处可见的、作者本人的日常生活、人生际遇和价值判断。这打破了一般学院学者谈论问题动辄“我们如何如何”的弊端——其实稍做分析,就知道这个“我们”其实是虚置的,也因此,如今那些谈论现代化的著述,多半空洞无物,不知所云—— 我可以与季冰先生产生同感,但我不能担保与这个“我们”产生同感。
    与上述特点紧密联系的,是这本著作的最大看点——关于社会变化细节的深刻解析,季冰先生关注的问题,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个诞生中的业主委员会”,这个章节,在我看来,其实蕴含了中国现代化的全部信息。这个处在上海——中国最现代化城市的小区,在建立业主委员会的过程中,其所反映出来的各种“乱象”,拿季冰先生的话来说,“代表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典型悖论。”作者从这件事中,领悟到“今后不止在物业管理领域,社会将面临越来越多类似问题”。试问,在今天研究现代化问题的学者中间,有多少能够这样细致入微地观察社会?据我所知,温铁军先生是一个。对类似社会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在本书中俯拾皆是,其分析的角度,往往包含着作者的独到视角。
    还需提到的是,与一般晦涩难懂的学术著作相比,这是一部很好读的书,这与作者的职业身份颇有关系。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很多人做到季冰先生这个程度,就已经放弃了自己“船头瞭望者”的理想,季冰先生不是如此,他仍然在密切关注着中国这条大船在现代化路途上的暗礁和乌云——近些年来的一切社会性辩论,如“左右之争”、“郎顾之争”、改革论争、“原罪”论、抵制圣诞节,甚至对待恐怖袭击的态度,等等,都在这本著作的视野之中。看起来有些杂乱,但有心者自会发现其中的内在逻辑。这些辩论,其实仍然延续了20世纪的时代精神,而且把“中国往何处去”与“如何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这两个问题完全搅合在一起,使中国现代化的面相更加复杂。
    然而也不得不说,季冰先生在回答“如何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时,表现出两个值得商榷之处,其一是把土耳其作为一个中国现代化的“标本”。笔者认为,姑且不论这个“标本”的选择是否妥当,单就解析这个“标本”本身而言,也略显得粗疏,对一个千年帝国的认知,恐怕没有这本著作所描绘的那么简单。其二是对中国现代化前景的过于乐观。季冰先生对当下情势的判断,认为现代化到了“最后一跃”时刻,笔者认为,如果深入并长期观察广大内陆地区,相信季冰先生会改变一些乐观情绪,与之相应,季冰先生把上海树为中国现代化的明天。然而在历史学家朱学勤先生的眼里,整个沿海,其实是中国的外滩。我更倾向于朱先生的观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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