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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使用第一手材料，是《失败的遗产》能够成为佳作的首要因素。该书大量章节的写作引用了第一手的文献，诸如当时的会议记录、档案文献等等；对于这些原始资料不足的地方，作者又旁征博引地参酌当时新闻媒体的报道，从而使得文献的引用能够比较丰满，进而有效地保证了史论的可靠性。比如该书第五章“利益优先:国会关于宪政选择的争论”，作者通过查阅《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记录》等系列文献，将当时中国宪政选择千钧一发之际各方争执的焦点，全部分门别类概括于纸上，既确保了本书在史料使用方面的圆满，亦给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按图索骥的空间。 比较方法的灵活使用，也使得作者在《失败的遗产》中对于民国初年宪政尝试的研究增色不少。通过阅读本书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得心应手地运用了比较的方法。比如对于制宪者的知识背景、年龄、遴选方式等等细节以及国体政体的选择、制宪策略等等的研究，作者参酌了当前关于美国制宪会议前后历史研究的成果，从而很自然地告诉读者，美国制宪得以成功的原因，而正是因为缺乏这些因素才导致了中国制宪的失败。除了将中国制宪和美国制宪的进程及细节进行比较外，作者还对民主化浪潮下，中国与其他各国的民主转型过程做了言简意赅的比较。比较方法的使用，使作者的眼光超脱于中国宪政建设中一时一地的成败得失，而将中国宪政建设置于全球民主政治发展的框架下，其成败得失不着笔墨而跃然纸上。 借重作者本人的法学、政治学知识储备，恰当地吸收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并将其融会贯通于《失败的遗产》的研究写作中，也是该书成为佳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作者在研究方法中，适时并合理地引入了理性选择理论、策略互动理论乃至新制度主义理论等等，从而使得历史事实在现代理论工具的烛照下而重现生机，研究成果自然也就“旧貌换新颜”。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作者又适时地借鉴了诸如亨廷顿关于民主化浪潮的研究成果、诸如比尔德关于美国宪法经济观的研究成果，使得无论宏观方面的中国民主转型，还是微观方面的制宪者背景的分析，都显得持之有据。 从一个技术性细节来说，《失败的遗产》也做的无可挑剔，那就是将谢辞提到全书的最前面。我们知道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地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添砖加瓦的过程，这是需要感谢的；另外，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有导师、评议人乃至学友的襄助，需要有关资料部门提供资料，这亦需要感谢，因此，正如周振鹤教授所言，“这篇《谢辞》并不是虚文假礼，而是学术发展在一个具体方面的真实记录，是对前人学术成果的一种必须的尊重。”将谢辞提前，正是作者表达对前人研究成果、对师友以及其他机构和个人的一种感激和尊重。这一点在西语学术界已经成为一条无庸置疑的学术规范。《失败的遗产》一书将谢辞置于全书之首，尽管是应该做的，但正因为大陆地区学界这种风气的缺失，亦显得弥足珍贵。  【严泉著:《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定价34.00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