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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的每个细节都蕴含意义

http://www.newdu.com 2020-10-21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佚名 参加讨论

    通过巴尔扎克那种手术刀一般精确的描摹,我们可以看到巴黎这个城市“灵魂”的秘密,就是资本的流通主宰一切。
    
    《巴黎,现代性之都》
    [法]大卫·哈维著
    黄煜文译
    台湾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2007年5月第一版
    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感觉结构被细节所纠缠,往往停留在片断化的阶段,如果要突破碎片的感知,重新想象城市的整体面貌,那么就需要设想一个超越于城市的“制高点”,从而可以“鸟瞰”全貌。王安忆《长恨歌》的第一句就是:“站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一个壮观的景象。”“鸟瞰”的视野在她笔下真的变成了“鸟”的眼光:飞在城市的天空一群看上去像“灰鸽”的“白鸽”。尽管这眼光似乎是“活物”的,但奇怪的是呈现出的景观就像“壮观”那样的形容词一样,却是高度“抽象”的,诸如“上海的弄堂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它们有时候是那样,有时候是这样,莫衷一是的模样。其实它们是万变不离其宗,形变神不变的,它们是倒过来倒过去最终说的还是那一桩事,千人千面,又万众一心的”。王安忆大概一直想把她对这座城市的感受“告诉”读者,而不是“描绘”给读者看。
    相比之下,古典作家就体贴多了。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面对十九世纪的巴黎,也是从“制高点”开头的,“只有在蒙马特和蒙鲁吉这两个高地中间,才能欣赏”整个巴黎的景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崩塌中满是黑泥的贫民窟,这是一块充满了苦难以及欺骗乐趣的谷地”,伏盖夫人的出租公寓“坐落在拉丁区与圣·玛梭城关之间的圣·日内维新街上”,这儿“马匹很少上下,因此挤在华·特·葛拉斯军医院和先贤祠之间的那些小街道格外清静。两座大建筑罩下一片黄黄的色调,改变了周围的气息;弯窿阴沉严肃,使一切都暗淡无光。街面上石板干燥,阴沟内没有污泥,没有水,沿着墙根生满了草。一到这个地方,连最没心事的人也会像所有的过路人一样无端端地不快活。一辆车子的声音在此简直是件大事;屋子死沉沉的,墙垣全带几分牢狱气息。一个迷路的巴黎人在这一带只看见些公寓或者私塾,苦难或者烦恼,垂死的老人或是想作乐而不得不用功的青年。巴黎城中没有一个区域更丑恶,更没有人知道的了”。
    巴尔扎克把行经这个区域的过程比拟为往下走进地下墓穴,他先是穿过邻近地区,然后进入房子与花园,走进房间和人群之中,一切的描述犹如地图般精确:白天大门旁边的小门以及晚间紧闭的大门将封闭的花园与街道完全隔开;爬满蔓藤的墙边还种着架了树棚的果树和葡萄藤,墙边“有一条狭窄的小径通往菩提树丛”;树下摆了“一张绿漆圆桌,周围放几个凳子。逢着大暑天,一般有钱喝咖啡的主顾,在热得可以孵化鸡子的天气到这儿来品尝咖啡”;三层楼的房子以切割的石块砌成,石块的“那种黄颜色差不多使巴黎所有的屋子不堪入目”;走进房间就是沉闷的客厅,里面弥漫着一股“出租公寓的气味”,饭厅的气氛更是阴沉,“这儿是一派毫无诗意的贫穷,那种锱铢必较的,浓缩的,百孔千疮的贫穷;即使还没有泥浆,却已有了污迹;即使还没有破洞,还不会褴褛,却快要崩溃腐朽,变成垃圾”。在这一大段看起来有些冗长的描述的最后,我们看到了伏盖夫人——
    网纱做的便帽下面,露出一圈歪歪斜斜的假头发,懒洋洋的趿着愁眉苦脸的软鞋。她的憔悴而多肉的脸,中央耸出一个鹦鹉嘴般的鼻子,滚圆的小手,像教堂的耗子一般胖胖的身材,膨胀饱满面颊颠耸耸的乳房,一切都跟这寒酸气十足而暗里蹲着冒险家的饭厅调和。她闻着室内暖烘烘的臭味,一点不觉得难受。她的面貌像秋季初霜一样新鲜,眼睛四周布满皱纹,表情可以从舞女那样的满面笑容,一变而为债主那样的竖起眉毛,板起脸孔。总之,她整个的人品足以说明公寓的内容,正如公寓可以暗示她的人品。
    最后两句是点睛之笔,环境与人物之间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从“制高点”的“鸟瞰”转化为“细节”的“堆砌”,人们或许会诟病巴尔扎克在“大”与“小”、“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转换不够协调,但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在他的名著《模仿论》中却对这个著名的场景赞赏有加,他认为这个场景完美地彰显了“巴尔扎克的方法”,即从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提炼出心理符号,同时将更大的社会背景纳入到这套心理符号中去。具体而言,“巴尔扎克的方法”在于让每个看似客观的细节都蕴含着另一个细节、心理或更大的现象,譬如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她整个的人品足以说明公寓的内容,正如公寓可以暗示她的人品”;还有就是通过联想,好像为了呼应前文“屋子死沉沉的,墙垣全带几分牢狱气息”,紧接着对伏盖夫人的描写,巴尔扎克又将“公寓”和“监狱”作了比较;更重要的是在一般描写中加入各种细节,如此一来,这些细节忽然具备了一种本身所不包含的意义。
    用奥尔巴赫的话来说,这个场景和巴尔扎克所有的描写一样,“目的在于引起读者的模仿想象,让他觉得宛如自己曾经见过那同一个人和同一个地方”。通过详细备至地描写伏盖公寓,有可能让读者觉得自己在看“巴黎的一座寄宿公寓”,然而在巴尔扎克那儿,伏盖公寓并不仅是一座典型的公寓,所有的描写都将它和“同一个人和同一个地方”联系起来。细节由于被放大,显得它和社会背景中其他的一切建立起了内在联系,变成了理解城市的关键所在。于是,我们觉察到了“抽象”叙述与“具体”描写之间的分野,想象城市的背后必须有一整套把握城市的方法,如果缺乏整体的把握,对城市的描述必然失之空泛。这套方法体现在巴尔扎克身上,自然而然地使他把整座城市看作每个细节都蕴含意义的地方。
    正因为巴尔扎克的作品中饱含十九世纪巴黎极其丰富复杂的信息——可以套用恩格斯对他的著名评价,“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致玛·哈克奈斯》)——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力图重绘巴黎都市现代性的大书《巴黎,现代性之都》(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即以讨论“巴尔扎克的巴黎”来开章明义。当然,在他独特的“历史地理唯物论”视野中,“巴尔扎克的方法”就不仅仅是一种“小说作法”,而是联系着更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容。《高老头》俯瞰巴黎,把焦点集中在“伏盖公寓”,最后烘云托月般地推出了公寓的女主人“伏盖夫人”,并且强调“她整个的人品足以说明公寓的内容,正如公寓可以暗示她的人品”。她的人品是什么呢?那就是“老鸨”式的品格:“不择手段的讨便宜”、“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出卖,她是决计要出卖的。”简言之,“女主人”和“老鸨”之间的相通之处,不在于她们类似的眼神,来源于她们从事“出卖”的工作:无论是出租房屋,还是出卖身体。这是由金钱、资本和商品所决定的品格。
    因此,我们看到巴尔扎克那种手术刀一般精确的描摹,不是为了简单地再现巴黎的景观,而是力图穿越芜杂的表面、狂乱的外观和万花筒般的移动效果,“开膛破腹,才能找到当中的灵魂”,当一切都被暴露出来,我们发现,“不是齿轮没有卡好轮沟,而是每件事物都在刺激着金钱往上行走”,在巴黎,“社会各阶层,不管是低层、中层还是高层,都在‘需要’这个无情的女神的鞭子底下跑跳嬉戏:需要金钱、荣耀或娱乐”。这个城市“灵魂”的秘密,就是资本的流通主宰一切。
    明眼人一看便知,供出租的“伏盖公寓”对应的是巴黎地产和房产的投机,而整部《高老头》据说改写于《李尔王》,但改写的动力却来自现代都市,巴尔扎克将“运气”的观念从文艺复兴时期高贵圣洁的神坛赶到斯文扫地、琐碎不堪的日常事务中,所以它变成了大起大落的同义词,要么是绝对的成功,要么是彻底的失败:“昨天还是高高在上的公爵夫人……今日却流落风尘,低声下气求人借钱:这就是巴黎女人所遭遇的命运。”在这种命运面前,“运气”就变成了“投机”,巴尔扎克的另一部名著《欧也妮·葛朗台》记载了这一关键的历史时刻:储藏黄金的守财奴成了投机于利息票据的收租者,藉以让自利等同于货币利息。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投机”的描写,巴尔扎克将资产阶级的权力与价值虚构完全暴露出来。这是一个由“想象资本”——通过“创造性会计”所扩大的票据信用来进行支配——所统治的世界,在当中,一切事物所遵循的预期与期待,只跟诚实的辛勤劳动有着偶然的关系。作为这个“想象资本”表象的则是繁复的、具有恋物癖特征的“想象世界”:华服、马车、仆人以及带有精美家具的公寓……这些美丽物件的主人似乎戴上了财富的装饰,他可以经由“举债”而变成“富人”。传奇般的经历让想象与幻想——呼应着信用和利息——成为了现实。这是巴黎最流行的神话,也是所有现代都市竭尽全力想要隐匿的秘密。巴尔扎克却通过自己的描写,暴露了“想象”的空洞和资产阶级价值的“虚构”:“当人们看到国库的流动债务,并且逐渐习惯于每家每户都以国家为榜样而拥有流动债务时,就应该惊讶地发现,法国有一半典当给另外一半。如果账目结清,债务人就会遥遥领先债权人……这或许显示所谓的工业时代将要终结……跟贵族比起来,富有的资产阶级有更多的头让人砍;即使他们有枪,他们也会从那些制造枪支的人当中找出敌人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巴尔扎克让“伏盖公寓”散发出“牢狱”的“气息”。因为“牢狱”的存在是为了迎接那场攻破牢狱的战斗,当然,时光不能倒流,这儿指的不是“法国大革命”,而是“1848年革命”。当这场革命爆发时,巴尔扎克虽然急着赶往俄国与心爱的安斯克夫人会面,但还是忍不住亲自到杜伊勒里看个究竟。而他艺术衣钵的继承人福楼拜也赶到了巴黎,以“艺术家的观点”考察整个事件,并且在二十年以后写出了记载这一历史的长篇小说《情感教育》。更重要的是,福楼拜从1851年开始写作《包法利夫人》,以另类的外省爱情故事来回应巴黎革命的历史经验,在他看来,爱玛作为一个浪漫主义幻觉的受害人,她的自杀与1848年革命中那些浪漫主义分子在街垒战中的自杀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在这之前,资产阶级已经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斩断了任何浪漫乌托邦的可能,确立了冷酷无情的现实法则。这一法则在巴尔扎克的笔下,化身为《高老头》的结尾,拉斯蒂涅站在另一个“制高点”——拉雪兹神父公墓——上,俯瞰巴黎:“那块地方是他希望征服的花花世界。他看着发出嗡嗡响的蜂巢,眼神预告着他将前往掠夺,神情看起来仿佛他的唇已尝到了蜂蜜的滋味,他挑衅地说:‘这是我俩之间的战争!’”■
    延伸阅读
    ●《高老头》
    [法]巴尔扎克著,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9月版
    ●《欧也妮·葛朗台》
    [法]巴尔扎克著,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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