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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林行止先生从资本主义“改宗”社会主义成为大事件。他在一篇名为《粮食危机中对富人和中国的期待》的文章中说：“写了三十多年政经评论，笔者对过去理直气壮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颇生悔意，因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诈性活动，而一些本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则经不起现实考验……笔者真的希望中国不要彻底走资，社会主义的确能够维系社会公平，中国若能定出一套在‘向钱看’与社会公平间平衡发展的政策，中国的崛起才对提高人类福祉有积极意义！” 如此大转变，相信林先生给自己的理由已经足够，无需过度阐释。可是我对他开出的药方有些怀疑，它会不会只是安慰剂？ 将林先生的转向放在2008年这个大背景下或许更好理解。毫无疑问，全球化从未像2008年这样面临挫败。石油危机、粮食危机、经济衰退、贫富差距，种种问题似乎渐渐有了结论。在不少人的眼中，这个结论就像沃勒斯坦的文章题目那样明显——《2008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死亡》。 沃勒斯坦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大行其道。它强调各国政府不要干涉企业的各种经营活动，允许商品和资本无国界流动，同时要将本国的社会福利做到最小化。这种意识形态在政治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经济上则泡沫十足。因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基本上依靠全球金融投机，而非生产性利润。结果是，无论从全球范围还是各国国内来看，贫富差距的程度都加剧了，且绝大多数人口的实际收入降低了。这直接导致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彻底幻灭。 翻翻《沃勒斯坦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就会发现，沃氏的语言总是这样，风格介乎雄辩与政治传单之间。其实沃勒斯坦只是重复了约翰·格雷（JohoGray）十年前更为朴实的论点。可惜的是，虽然乔治·索罗斯竭力推荐，但格雷在《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所做的工作显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多少人既爱挣钱又爱读书呢？ 新自由主义告诉人们，全球自由市场正在形成，并终将成为现实。而约翰·格雷告诉人们，全球自由市场不仅是神话，而且是灾难。首先，格雷认为全球化并不新颖，它是一个进行了数百年的历史过程。只是现在的人们错误地将多元的全球化过程和以“华盛顿共识”为指针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混为一谈了。据他的研究，自由市场是在中央集权的国家里产生的，根本就是强政府的创造物。没有强政府，就没有自由市场。历史学家的研究还证明，自由市场仅在英格兰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它在法律上已不复存在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里根、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掌权后才重新被拾起。 格雷干脆将全球市场经济称作“一个美国纲领”，在这个纲领指导下，在某些环境中美国会从中捞取一些好处，但从长远来看，没有谁会成为最终的赢家。因为这个纲领忽略了人对安全、社会身份认同的基本和永恒的需求。无限制流动的资本遵循着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在它的压迫下，人道主义较强的资本主义经济被迫解除调控、削减税收和福利，不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美国将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崩溃看做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胜利。格雷也反驳了这种庸俗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自由市场经济理性主义都是启蒙纲领的变种，二者都以普罗米修斯的态度对待自然，对经济发展中的伤亡者缺乏应有的同情。它们都企图用一种单一的普世文明取代人类文化的历史多样性，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过是这种启蒙纲领的最新乃至最后的形式。 因此，格雷的结论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因而本质上不仅是民主的敌人，而且还是极端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的温床。 约翰·格雷的预言在政治上已被“9·11”之后的现实所证明，沃勒斯坦的宣告虽然稍显迟缓，但世界经济的现实似乎也提供了证据。他们并未像林行止那样，为全球化的危机开出老药方。三人之间的差异，大可玩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