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
    

□书评人 苏小和
    
    最近出了一本新书，《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10名经济学家是:成思危、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林毅夫、周其仁、钱颖一、陈志武、樊纲、张维迎。恕我直言，将这10个人放在一起思考，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别扭。在我看来，我更愿意将他们划分成三个板块:
    第一板块:成思危、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钱颖一、樊纲、张维迎、周其仁。
    第二板块:茅于轼。
    第三板块:陈志武。
    我绝没有提倡所有经济学家都必须身处江湖，各人有各人的人生原则，外人无权置喙，况且，能为政府提出合理化的建议，造福于民，应该载入史册。只是我看到身处海外的陈志武教授，他的言论明显与主流经济学家不同，在他的身上，我终于看到了我热爱的经济学家发出的独立且自由的声音:
    “如果按照模式来看的话，洋务运动应该是渐进式改革；清政府垮台，中华民国成立，首先是从政治改革开始，然后才是经济改革，所以民国时期的改革开放更像是休克疗法”。
    陈志武的这段话来得真实啊，在我看来，今天中国经济的热气腾腾，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暴发户式突进和政治体制的相对滞后。除了看上去庞大的GDP规模类似之外，另外一个类似之处是，今天的改革开放和当年的洋务运动，都是依靠政府推动，政府成为一个神话，它包揽了这个国家的一切事务。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站在政府立场只是为政府献计献策，缺少了独立的批评作风，那么，政府犯错的几率可能要高很多。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这个世界，无论是欧美，还是中国，政府过度干涉经济，可能是最大的问题。
    我理所当然地想起了伟大的弗里德曼，这名针对政府偶像的伟大的破坏者，这位亚当·斯密的信徒，杰斐逊的弟子，他毕生努力去破坏的经济学准则，就是政府应当控制经济的信条，这一信条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发展起来，在长达半个世纪中，无论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竟然都普遍将之视作不二法宝。
    上个世纪30年代之后，经济学家和一般公众形成了一种思维方式，一遇到问题，就向政府发出要求干预的呼吁。在破除政府神话的工程中，弗里德曼夫妇除了运用古典经济学的工具外，还运用了60年代发展起来的“公共选择”理论。
    每一项要求政府干预的理由都是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提出的。但弗里德曼却“解构”了这个公共利益的神话。他认为，以人民大众利益提要求的人几乎都是在进行“自私自利的诡辩”。而可怕的是，“我们中间几乎没有哪个人”不在进行这种诡辩。比如以国内工业幼稚为由要求保护，弗里德曼说这种以国家安全为由提出的保护要求同样也是自我利益的饰词。
    我无法掩饰我对弗里德曼的热爱。中国的经济学家似乎仅仅把自己的职责定位在使效率、资源配置最大化的计算上，有意忽略了更重要的经济学品质。
    马克思曾经描述过“权力捉弄财产”的怪圈，今天的局面可能就是如此。此情此景，我担心我们的企业没有竞争力，个人不可能自由发展，国家也不可能充满活力，当然，人类普遍珍惜的基本价值，比如自由、尊严及富裕，也不会得到基本的保护。
    所以我想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整体性地向弗里德曼学习。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