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著名红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终身研究员冯其庸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2月5日，冯其庸先生遗体送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有关领导与社会各界人士怀着沉痛与敬仰的心情敬献花圈和挽联，与冯其庸先生做最后的告别。
    冯其庸，生于1924年2月，江苏无锡人，汉族，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冯其庸先生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文学史、戏曲史、艺术史研究，以《红楼梦》研究著称于世，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等专著20余种，并主编《红楼梦》新校注本、《红楼梦大词典》《中国艺术百科大辞典》等书。在红学研究中，冯其庸拨开了曹雪芹家世的迷雾，并在版本、思想艺术探索等方面取得卓越成果。
    其中，颇值得一提的是《瓜饭楼钞庚辰本〈石头记〉》（“瓜饭楼”三字源自冯其庸先生书斋名，用来记忆早年“以瓜代饭”的苦难岁月）。这是冯其庸先生于1967年至1968年间重抄的庚辰本《石头记》。2017年1月，冯先生这部50年前手抄的《瓜饭楼钞庚辰本〈石头记〉》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冯其庸先生表示：“我对这部抄本《红楼梦》真爱到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样。”
    于此告别时刻，本报特刊登卜键先生的文章，讲述冯其庸先生手抄庚辰本《石头记》这段往事，以飨读者。
    在传世的《红楼梦》早期钞本中，“庚辰本”较多保留着前八十回原稿品貌，以内容较全、评语最多、题式整饬、录写精核，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冯其庸先生著有《论庚辰本》一书，考证其祖本出处，梳理其流播轨迹，推重其善本地位，评介其文学意义，在红学研究中影响极大。他主持之《红楼梦》校注本，即以庚辰本为底本（前两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后大受读者欢迎，历三十余年而畅行不衰。
    本文所记，是其庸先生手抄庚辰本的一段往事。那是去年初夏的一个午后，邬书林兄与我约同前往通东冯宅探望，先生已92岁高龄，沉疴牵缠，头脑依然清晰敏锐。絮话间，听他缓缓讲说昔年秘抄庚辰本的情形，深为之感动震撼。一段真切往事，一部沉甸甸的钞本，见证了一个读书人的持节秉义，见证了其为保存文学经典的坚忍强韧，也映照出那个时代的举国癫狂。本文将此本拟称“庚辰别本”，既以有别于通行的庚辰本，复以其别有一段历史背景，别有一番秘抄幽藏经历，别具一种文献价值和文化情怀，请读者细察之。
    一、正是众芳摇落时
    对于《红楼梦》，毛泽东主席始终给予极高赞誉，影响所及，十年动乱中也出现过阅读和评论的高潮，史称“评红热”。一般人印象中，这本书应是与查封焚烧无缘的。但是不，据其庸先生回忆，在1966年那股嚣然而起的大抄家中，《红楼梦》也被当作“封资修大毒草”，遭到抄检和展览示众：
    有一次，造反派要我们去看全校的“黄色”书展览，我看到我藏的影印庚辰本《石头记》也被展览出来了。我心想此风一起，刮向全国，《红楼梦》就要遭殃了。我想秘密抄一部，偷偷保存，以保全此书……（冯其庸《残梦依稀尚有痕》）
    清朝嘉道间，行世未久的《红楼梦》即在安徽、江苏多地被禁，当局痛诋为淫书之首；后来的咸同两朝，《红楼梦》连同一批续书再遭厉禁。历史的厄运竟然在二百年后重现，罪名还是“淫书”！
    后来的局面更为严峻，老舍、陈笑雨等人自杀的消息传来，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朱德委员长原秘书）也含恨自尽；造反派在学校的操场上大焚书，火焰灼天，那部被抄检的庚辰本也被付之一炬。冯先生整天生活在恐怖屈辱的氛围中，而更让他忧虑的是一焚皆焚，是《红楼梦》等经典小说可能自此断绝。他发愿要手抄一部秘传后世，可当时正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中宣部阎王殿的黑干将”被批斗，关押在西郊新校区，有家不能回，一念之诚，只能默存于心底。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至1967年岁尾，学校两大造反派组织的冲突越发激烈，已不太顾得上那些被关押的“黑帮”。冯先生等人白天还要接受批斗，但晚上可以回家了。他千方百计托人借来一部庚辰本，精心挑选笔墨纸张，渴望已久的抄录计划开始缜密实施。他对庚辰本的抄录，从目录、正文到眉批、夹批，一切依照原本款式，就连原书的错漏空缺和赘字，也一概照原样录写，丝毫不变。凡遇脂砚斋等人的眉批夹批，则照原书用朱笔，并尽量摹仿原字体格式，双行小字皆存原貌，一丝不苟。真不敢想象，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期，先生竟能够如此沉静执着，如此心宇澄明。非有大信念大定力者，孰能为此？孰敢为此！
    在那时，说错一句话都可能招致灾祸，其庸先生的抄录自也不乏危险，对相关事件常不敢直述。别本中有一段附记：
    以上五月十二日钞。昨夜大风撼户，通宵不绝，今日余势未息。
    此处用隐语，记当时刚发生的一件校园悲剧：两派武斗愈演愈烈，两个中文系学生在冲突时被对方用长矛刺死。他们都曾是年轻好学的阳光男孩，投身“文革”后性情改变，未想到竟死于非命。冯先生听说后深感痛惜，夜抄红楼时仍心绪难平，只能隐晦表达悲伤悼惜之情。这段话以极细小字写成，复用装订线封住，大环境之险恶，先生之忧惧警惕，皆在不言中。大风，指两派之间武力相向的狂热风潮。“昨夜大风撼户”“昨夜大风雨，冷”，曾在别本题记中多次出现，皆有具体所指。
    这就是其庸先生秘抄《红楼梦》的真实背景。历史上的档案文献皆有真切来历，多携带着情感与体温，别本亦然。为了避人耳目，也为了不致连累家人，其庸先生通常在妻女入睡后才作抄写，视当日身心状况，或长或短，但从无间断。三个多月后，他抄完前四十回，全八册，以极细之笔写下：
    自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日起，至六八年三月十九日下午，钞迄上册，共四十回。用曹素功千秋光旧墨、吴兴善琏湖纯紫毫笔。
    题记中的“上册”，当为“上函”，推想先生当年心态，大约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以致略有小误。夜深而人不静，经过半年多的时光，其庸先生终于将庚辰本全部文字抄完，在最后一页写下：“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凌晨，钞毕全书。”将近半个世纪逝去，仍让人感受到那份带着侥幸的快慰。
    其庸先生早岁即以诗文称名，处逆境而吟咏不绝，虽说只能潜存于心底，却也是一种强大的心理支撑。第一次被押上高台，造反派正声嘶力竭地呼口号，忽然雷电交加，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台下的人很快走光，只好潦草收场。虽然也是浑身湿透，先生则不以为意，在心里默吟一首：
    漫天奉谕读楚辞，正是众芳摇落时。
    晚节莫嫌黄菊瘦，天南尚有故人思。
    众芳摇落，最是“红楼十二曲”的精准概括，摹画出书中众女子的青春凋零，亦可为“文革”的凄风苦雨写照，不是吗？
    二、代为珍藏的年轻学子
    庚辰本的“庚辰”，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随着大小和卓在南疆的叛乱被彻底平定，大清王朝的强盛走上巅峰。这年元月，定边将军兆惠派员解送叛酋等进京，乾隆帝在午门举行盛大的献俘礼，“押俘由长安右门入，进天安右门，至太庙街门外，北向跪”（《清高宗实录》卷六〇四），霍集占的首级也同时送到。为边疆安定的久远计，弘历钦命侍郎阿桂总理新疆屯田事宜，命郎世宁等绘制《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册》，五年前写成的御制《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碑》碑文，也以四种文字刻成，立于格登山之战遗址上的碑亭中。乾隆皇帝素喜标榜“文治武功”，大战役得胜后紧着大宣传，诗文图册，以存长久。至于京师的贵族文人圈正有一部《石头记》在传阅追寻，辗转抄录，恐怕当时还未被圣上闻知。
    这年秋天，《红楼梦》前八十回基本改定，书名下标以“庚辰秋月定本”。其庸先生曾撰《红楼梦六十三回与中国西部的平定》，剖析宝玉为芳官改名耶律雄奴一段戏言，隐含乾隆二十年荡平准部割据势力之事，由文入史，以史证文，堪称洞见精微。正是仰赖于清廷戡平准噶尔，大小和卓才得以从流放地回归故乡，而仅仅过了一年多，竟尔揭起反旗。南疆八城战火复起，副都统阿敏道及属下约两百官兵被杀，定边将军兆惠被困黑水营，清廷只得火速再派大军，艰难平叛。由是可知边疆的安定，来之殊为不易；亦可知宝玉所说“不用一干一戈”“千载百载不用武备”，只能算是小孩子的话。《红楼梦》文义之繁复层叠多如是，欲“呼吸领会”，欲解“其中味”，诚非易易。
    曹雪芹一代文星，万世文章，而推想其当年生活境况，亦略如今日一些民间写手，腹中锦绣，饥肠辘辘，每成一章，初在小圈子内流传，是以钞本流转，丢失阙漏均属难免。盛世的阳光不可能洒在每一个人身上，后此年余，适当壬午除夕，芹翁在穷饿中凄然辞世。“肠回故垅孤儿泣，泪迸荒天寡妇声”，是友人的悼诗，满纸凄凉与悲怆。此后再过三十余年，才有程伟元的辑集整理，才有高鹗续成后四十回，《红楼梦》刻本方得以刊行。其间多种手抄本辗转秘传，许多文人或收藏家蒐求珍藏，对于这部伟大小说的保存和传播，厥功至伟！钞本，曾是我国典籍传承的重要路径，青灯如豆，逐字逐句，凝集着一代代学人的心血与赤诚。这也是学术界重视庚辰本的原因，作为芹翁生前定本，即便后世有了足本和刻本，也无法替代其版本学价值。
    其庸先生抄毕此书，是在一个夏日的黎明，又是一夜不眠。细雨迷濛，文心洽润，感伤惨切，先生援笔赋诗一首：
    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
    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词。
    在许多人眼中花团锦簇、莺莺燕燕的《红楼梦》，是“血泪书”“断肠词”么？不经一番变乱苦厄，怕也很难悟到此一境界。纳博科夫说“重读才是真正的阅读”，先生一生“读红”固不能计数，此诗则告知我们，只有那倾集血诚的抄录，或才是更深层的阅读。断肠人对断肠词，抄毕全书的其庸先生，未见出有一丝轻松愉悦。
    抄成之后，接下来便是如何保存。放在家里肯定不安全，说不定哪天造反派杀个回马枪，钞本便成了罪证。而当时“打砸抢”甚嚣尘上，亲友多生活在惊恐之中，交给谁也都是一件难事。可人类的历史也一再证明，无论多么险恶的环境，都不可能泯灭人类的良知。勇于承担的人还真的出现了。其庸先生横遭批斗、情绪低落的日子里，两个在京读书的小同乡常来看望。一个叫邹传轮，在北京钢铁学院读书，是冯先生夫人夏渌娟教授的外甥；一个是阴家润，在中国地质大学读书。二人都属于“逍遥派”，不参加造反派组织，平日很敬重先生的治学和为人，离乱之际见真情，三天两头来陪他聊天，或外出走走。得知“庚辰别本”已经抄完，而苦无妥存之计，二人便郑重提出由他们负责保存。其庸先生回忆说：“我也觉得这是个最安全的办法，就将抄本交给了他们，直到‘文革’完全结束，他们又把抄本给我送了回来。”是最安全的办法么？怕也未必。学生宿舍人多眼杂，学生中造反派颇多，放在那里，更多的应是无奈吧。
    其庸先生所说的“‘文革’完全结束”，应是指1977年。实则“文革”后期，由于毛主席多次发表有关《红楼梦》的谈话，一股阅读和评论的热潮随之兴起。1973年12月，毛主席在接见军委成员时，曾问许世友将军是否读了《红楼梦》，得到回答后，又说“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据《许世友读红楼梦》一文介绍，业师吴新雷先生曾接受南京大学革委会指示，花费三个多月时间，专为许世友编了一部压缩版《红楼梦》，约五万字，许将军所读应即此（我向新雷师电话求证，确有此事）。《红楼梦》再称名著，“红学热”一时无两，其庸先生又成为香饽饽，被北京市委宣传部调至《红楼梦》写作组，住在香山宏光寺，集中撰写相关文章。次年9月，先生所撰《曹雪芹的时代、家世和创作——读故宫所藏曹雪芹家世档案资料》发表，迅即被香港《大公报》全文转载。1975年5月，文化部批准成立《红楼梦》校订组，先生任副组长，主持学术工作……处境改观而心有余悸，手抄《红楼梦》的事不敢声张，庚辰别本仍不敢取回。
    别本与抄录者的人书分离，一晃大约十年，其保存过程自有许多曲折。两位年轻学子各持一函，先是藏在学生宿舍，假日或长期外出，都要先安排妥帖，方才放心。其后他们的学军学农，毕业分配，别本如影随身，不敢掉以轻心……总之是最后完璧归赵。邹传伦去世较早，而阴家润后来成为优秀的古生物学家，在青藏高原中生代地质研究中成果卓著。积善者必有余庆，信然。
    三、“书种”与道统
    如果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继往开来的精神纽带，经典则堪称文化的灵魂。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历劫火而复兴，文化传统和儒家道统的作用自不可忽视。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人文之厄，每一次都有冒死私藏私抄禁书的人，如“鲁壁出书”的典故，如明代方孝孺弟子章朴因辑集老师遗著被处死，如清朝查继佐在文祸后仍秘藏《罪惟录》……老子曰“上善若水”，孙家正老部长倡论“文化如水”，其间当也蕴涵对传扬文化之仁人志士的肯定，赞其如水之润泽万物，也如水之渊默潜流，永不停息。
    宋周密《齐东野语·书种文种》，引黄庭坚语：
    士大夫子弟，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有才气者出，便当名世矣。
    书种和文种，这里都是指读书种子，兼亦指儒家典籍，指《红楼梦》之类经典文学作品。其庸先生就是一个读书种子，幼年家中极贫，求学之路备经艰辛，而一生苦读精思，直到最后一息。他对经典的虔敬熟稔，过人的禀赋才情与刻苦用功，都为其抄录禁书作了注脚，出乎一念之诚，接续前贤。
    在其庸先生府上，我们亲眼看到这部钞本，全两函，蝇头细楷，朱、墨二色，评语较多的页面密密匝匝，又整饬雅致，真称满纸灿烂。单是从书法上论列，也是罕见的艺术杰构。常见时下一些人喜欢作擘窠书，巨笔匹纸，笔走龙蛇，俗不可耐。先生为当世文人书法一大家，雅擅行草，笔墨间自具醇正明洁，秘抄《红楼梦》，或也是先生书风的一大进阶。
    感谢青岛出版社别具慧眼，征得先生同意，决定将庚辰别本影印出版，实学术界、书法界一件幸事！其庸先生于病榻上专为写了序和跋语，叙及自己的书风之变，曰：
    我从小就学小楷，……开始抄这部庚辰本《石头记》时，是想用晋唐小楷风格来写的，但毕竟因为多时不练，笔已生疏笨拙，后来写了一段时间，就慢慢接近以往的书风了。特别是抄到十回以后，我自觉前进了不少，也改变了以往的书风。本可以一直以此书风写到底的，但忽然传来要下干校了，我怕抄不完，就改用行书小楷，一直到抄完。
    下干校的传闻，自是无风不起浪，实际上又经过一年多的监督劳动，迟至1970年春才乘车往江西，落户余江县李下基村。先生曾在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未下连队，经过几个月的集中学习，便被分配工作；这次则在那里被编入三连二排五班，当起了大头兵。与所有的干校相同，这里也是劳动+运动，开荒整地，加上政治学习。先生心情郁结，几次患病，靠着小时候吃苦打下的底子，倒也挺了过来。1972年11月，其庸先生回到北京，始得以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尤其留意于《琵琶记》和《红楼梦》，再过半年，人民大学被解散。
    庚辰别本，也可视为一所大学的校史别录。风雨如磐，仍有这样的“书种文种”，当然是学校的骄傲，是今人所谓“大学精神”的真实范例。中国人民大学是我国著名学府，早期几任校长如吴玉章、郭影秋均是著名学者，对其庸先生青眼有加。而“文革”期间成为重灾区，别本中所谓“大风”“大风雨”，皆有所指。先生的跋文题为“十年浩劫劫余身”，记录了几件当年旧事，亦见受伤害之深。先生所记，转瞬便历半个世纪，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扼腕叹息。
    （本文写成于2016年5月26日海淀西山在望阁）
    附记：
    此文写成后即置箧中。新岁一月十七日，再至张家湾看望其庸先生，赠以商务印书馆新出《冯其庸口述史》。问“还能签名吗”？答曰“当然”，遂于病榻艰难签署。其间先生追忆往事，谈起当年亲自去中国戏曲学院商调至红楼梦所，却说成“我到幼儿园调你”。一侧担任“传译”的幽若小妹大笑，我则笑着解释该院有京剧少年班，课余满院乱跑，很像幼儿园，先生亦笑。未想一别竟成永诀，痛曷亟哉！先生一生爱才，蒙其关爱提携之晚辈甚多，闻噩耗从全国各地赶来，2月4日从通州护灵至八宝山，2月5日清晨举行告别仪式。返回后拣出此稿，含泪修订付编。
    （2017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