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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达的小学成就，是得到章太炎、陈寅恪这样的两代学者高度肯定的。其挽章太炎一联云，“精专承谬赞，帷将黾勉答深知”，而陈寅恪1942年致杨的信中则说:“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此学术界之公论，非弟阿私之言。”这样的学问，我这样的外行是不能窥知一二的，高山仰止，心仪的只是他作为一个学者的精纯之处，所谓学术人格是也。 抗战期间，杨树达偏居一隅，既忧国忧民，又能做到手不释卷，著述不辍，这正是一个学者的纯正的品格，也是他能成大成就的秘密所在。1938年3月日记云，得友人书，知南京图书馆存放在故宫京库的善本书在南京陷落前安全运出，未为寇得，“为之一慰”。这是暂时失守国土事小，而丧失故国文献事大的意思，让人想起章太炎当年《国学讲习会·序》中的名言。又，同年9月得友人书，知“张孟劬养病，足不下楼，不相者已年余；沈兼士于外事一切不问；高阆仙闭门养疾，并授课事亦不肯任”，又是“为之一慰”，为这些滞留在沦陷的北平的友人的“气节”而感到高兴。由此可以看出，无论私谊还是大义，杨树达均有过人之处。陈寅恪视当世学者，持论甚严，学问之外尤重气节，而他之所以直到晚年犹推重杨树达，视为知交，亦因为此。杨是毛泽东的老师，1949年以后被待为上宾，毛泽东每次视察湖南，总要见一见他的这位老师。然而有意思的是，50年代杨树达在北京滞留月余，因房子解决不了，终于放弃重回北京工作的打算，就是没有想到利用他的这种特殊的“关系”。相反，为了学术与政治，却一再上书，直陈己见。今日，“知识分子人格”已成为热门话题，其实，想想杨树达、陈寅恪这样的现代学者，自然觉得论者有出言玄远之偏。 杨氏早年留学日本，晚年犹不能忘怀这段学术经历，诗中曾有“我亦曾作蓬岛客”之句，日本学者对他的学术亦很推崇。有一件事，意味深长。1935年7月，杨树达应日本学者之请，在“东方文化会”讲学，题为“湖南文化史略”。据日记云:“余力言自王船山先生之后，湖南人笃信民族主义，因欲保持自己民族，故感觉外患最敏，吸收外来文化最力，且在全国之先”；“所言固是事实，亦欲听者会余微意，有所警觉耳”。这不就是“学术”中的“政治”么？杨先生的“微意”，其实是有大义存焉，有深意存焉；国有外患，一个学者所能做的，莫过于如此了——如此亦足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