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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68年问世以来，《小妇人》这部充满“甜蜜与光明”的小说（海明威语）几乎一直被视作家庭小说或儿童文学的经典，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在女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平静的语调之下蕴含的“愤怒”。很大程度上，这种愤怒源于女性独立意识的猛然觉醒，更源于面对现实的无能为力。比如书中马奇太太说“我过去几乎每一天都会生气”，因为她每天必须面对婚姻生活平庸乏味乃至丑陋的一面——而“只有身为女人，你才会知道这些丑陋的秘密”。 在《小妇人》连载即将结束之时，读者的呼吁“几乎一致——乔应该嫁给劳里”；出版商也要求作者让男女主人公实现“浪漫的结合”，并建议续篇应当取名为《马奇家的婚礼》——仿佛奥斯汀笔下贝内特一家的皆大欢喜。然而奥尔科特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劳里向乔求爱时，乔的回答是：“我想我不会结婚的。我现在就很快乐，我很喜欢我的自由，不愿意为任何男人去匆匆放弃它。”同时，乔发出了自己的“独立宣言”：“我不喜欢别人的恩惠，因为恩惠让我感到压抑，感到像个奴隶。我宁愿一切事情都自己做，完完全全地独立自主。”可见，一反维多利亚情感小说的套路，《小妇人》的结局既不浪漫，也不“令人愉快”。或许这也正是奥尔科特生活状态和心境的真实写照。 奥尔科特的“愤怒”其实由来已久。早在她16岁时创作的首部儿童故事集《花儿的寓言》中，便有明显体现。《花儿的寓言》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是“百合钟与蓟花冠”——篇名喻指两位下到凡间的小精灵——前者是光明使者，后者则被称为黑暗精灵。故事的道德教谕是：在善良温顺的光明使者影响下，懒惰成性的黑暗精灵最终认识到勤勉劳动和自我奉献乃是实现灵魂救赎的惟一途径。然而这只是表面文章，作者隐含的寓意在于揭露“蜜蜂王国”的真相。故事一开始，小精灵被小蜜蜂领进“蜜蜂王国”所在的蜂巢——此处蜂王的座右铭是：“劳动带来真正的快乐”。但蜜蜂们深信不疑的这一蜂巢真理却遭到黑暗精灵的质疑：他生性懒散，不喜欢此处的工作环境，蔑视此地的劳动体制——从未感到劳动带来的“真正的快乐”。像罗马酒神巴库斯一样，黑暗精灵企图用享乐主义对抗（并破坏）严格的纪律规定——他煽动并组织蜜蜂偷盗蜂蜜（那是蜂王为严冬贮藏的粮食）：“让我们在这美好的夏日尽情享用、尽情欢乐……冬天还远着呢，为什么我们要虚度这美好的日子，辛苦工作就为了贮藏我们本应该现在就享受的美食。快来，我们现在享用的可是我们自己的劳动果实。不要理会蜂王！” 很显然，奥尔科特小说描绘的是蜂巢，影射的却是社会：蜂王垄断了整个蜂巢的物资调配权，亲自部署属下分工合作，采花酿蜜。雄蜂除了交配之外无所事事，被称为“懒散的父亲”。蜂巢之中惟有工蜂是真正的劳动者，然而劳作的工蜂并不开心，因为它们无从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在此，奥尔科特含蓄地将蜂巢和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两个概念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在蜂王不停地赞美“勤劳”品质时表现尤为明显——蜂王时常苦口婆心地开导她的子民：“依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我们的家园才能如此美丽。在这里，我们所有人组成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没有悲伤、没有顾虑，大家和谐共处。所有人都服从蜂王的命令。”然而奥尔科特随后却尖锐地指出：尽管蜂王声称蜂巢是有爱的大家庭，是蜜蜂的命运共同体，但实际上她却像母系社会的女族长一样进行高压统治，她给予臣民的是威严而不是慈爱——蜂巢的结构设计和经济秩序说到底都是为最高统治者一人服务。“任何华丽的词藻也无法掩盖这一事实。” 由此可见，“百合钟和蓟花冠”的故事不仅揭示出资本主义工业化体制下恶劣的工作环境，同时也对工业劳动背后的社会理念提出质疑：黑暗精灵反对蜂王及其严格的管理策略，从某种意义上便体现出女作家对19世纪社会劳动制度理论和实践的不满，以及对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反抗。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尔科特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少儿文学作家”或“情感小说作家”，相反，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道德伦理持强烈批判态度的“颠覆性作家”。如果说在早期作品《花儿的寓言》中，这种反抗的态势在作家笔下只是一股潜流；在成熟期的短篇小说（以及报刊文章）、特别是《工作》（1872）中它已转变为公开的“愤怒”。 19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社会中的一个显著变革就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摆脱传统的家庭的束缚，逐渐投入到社会和政治生活。而奥尔科特运用充满勇气与远见的笔触描述故事人物的同时，也向施加在女性身上的传统束缚发起了挑战。 在短篇散文《超验的狂欢》中，奥尔科特以戏谑的笔法回顾了他父亲早年创办“果园农庄”的经过。这一男性乌托邦社会改造计划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在于其中只有女人在行动，而男人（哲学家）一直在做梦。当到访者询问农田耕作需要几头牲畜时，女主人骄傲地回答：“一头。就是我自己。”借助美国社会思想史上这一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奥尔科特旨在讽喻所谓的社会变革，最终却让女性沦为“牺牲品”。 在另一部短篇《大理石妇女》中，奥尔科特致力于解构关于女性艺术家的“神话”——“贫困是头号园艺师，最能培育出艺术天才”，然而在现实当中，艺术女神缪斯的灵感却时常免不了被贫困所扼杀——因为缺少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奥尔科特本人的写作时常被干扰。像诗人济慈在“心灵之歌”中吟咏的那样，“在我睡梦中，生活很美丽；当我醒来时，生活很严厉”。半个世纪以后，女作家伍尔夫大声发问：“赚一大笔钱再生13个孩子——有谁能做得到？”很显然，她表达的是和奥尔科特同样的愤怒。 在报刊文章《我如何外出工作》一文中，奥尔科特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帮佣，她不仅要服侍行动不便的女主人，还要忍受男主人颐指气使的使唤（包括为他擦鞋），但这样辛勤劳动一个月，报酬仅得7美元，令她备受屈辱并大感愤慨。同时，这也令她联想到新英格兰织布厂的那些女工（多为爱尔兰移民）：她们的工作环境更差，报酬更低。由此奥尔科特描绘出美国经济制度下劳动阶级饱受压迫和剥削的悲惨境遇。 在另一篇报刊获奖征文《快乐女人》中，她宣称自己了解“大多数已婚女人——她们结婚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奥尔科特的主张是，“我向往锦衣玉食，但我更热爱自由和独立……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婚姻当中自由比爱情更重要。” 当然，最能集中表达奥尔科特愤怒之情的是长篇自传体小说《工作》。《工作》采用线性叙事模式，讲述女主人公克里斯蒂离开养父母出门闯荡，经历帮佣、演员、家庭教师和有偿陪护等多种职业考验，最终实现个人经济自由和人格独立的故事。正如一些批评家所说，这部小说的主旨在于宣扬“有偿工作”可以给女性带来体面的生活——在19世纪70年代这种言论可谓“相当激进”。更重要的是，通过克里斯蒂求职屡屡碰壁的经历，奥尔科特试图揭示女主人公外出寻找工作时受到的阻力并非来自于工作本身，而是来自于她的动机——她在小说一开头便发布“独立宣言”——即便在家庭收入足以维持生活时仍坚持离家外出工作，以实现个人价值。 事实上，小说所反映的这种多面性和矛盾性也是作家本人真实的生活状态。数十年间，奥尔科特家庭一直漂泊不定，而且几乎从来没有摆脱过贫困。她的父亲布朗森·奥尔科特死死坚守他“理想”的素食主义，家中厨房连一条小鱼也成为“禁忌”。在政治立场上，作为废奴主义者，他恪守承诺，不使用棉花、羊毛、白糖与糖浆（以及与南方种植园有关的一切商品）。这就意味着他的女儿们总是难免忍饥挨饿，而且总是营养不良。有一次布朗森外出从事“哲学交流”，整整一年，而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们却不得不在饥饿和死亡的边缘挣扎。因此，在奥尔科特文学创作生涯中，贯穿始终的动力除了缪斯女神的灵感，更有如影随形的家庭经济压力。工作与休闲、天赋与责任、艺术灵感与商业化量产等矛盾对她的创作实践皆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其父创办“果园农庄”失败欠下巨额债务，奥尔科特18岁开始通过教书、缝纫和写作赚钱补贴家用，30岁左右接管家庭财务。奥尔科特将她自己视为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柱”，担负起每月的支出和长期的债务，为此她不得不“拼命”写作。正如她1866年在一则日记中所写的那样：“枯燥的一个月，大部分时间都感到不适，由未来必须要付款的账单驱动着向前。”“夏天异常疲惫，大脑一刻不停，为了挣钱”。不久，她再次口出怨言：“累积的账单使我糟心，让我在经历了长假之后又要去工作。比起魔鬼我更害怕负债。” 据说她每天坚持长时间写作，有时一天能工作14个小时。以1871年为例，当年她总共赚取7654美元（可以购买两座豪宅），却仍在进行超负荷工作，以至于第二年她在创作《工作》时拇指永久瘫痪。她在日记中写道：“忙于《工作》，一次性写下三页油印纸，比彻、罗伯茨和来自伦敦的洛都想马上要到成稿……这就是我拇指瘫痪的原因，这使我余生都没办法工作。”让奥尔科特陷于“瘫痪”的写作，除了《小妇人》系列小说和报刊登载的短篇故事，还有大量“鲜为人知”的煽情和惊悚小说——通常以A.M.巴纳德的笔名发表。 对于这类纯粹旨在赚钱的“哥特式”小说——总数多达38部，题材则涉及间谍、仇杀、吸毒甚至异装癖，可谓无所不包——奥尔科特声称“它们都是垃圾，如果我继续写的话，它们会变得更垃圾，因为每一个都比前一个更煽情。我之前太盲目了，为了赚钱，伤害自己也伤害了别人。我知道这样，因为我无法冷静地读这些东西，太令人感觉羞耻了。”在现实生活中，她小心翼翼地掩盖真相，并在临终前焚毁与编辑书商往来的所有记录——直到1940年代，这一“双面写作”的历史悬案方始告破。 1886年，奥尔科特被诊断为肠癌和红斑狼疮晚期。但她并未停止写作，因为在她看来，惟有通过写作才能将自己从经济和情感的双重困境中拯救出来。正如她在一则日记中所说：“我……发现当我感到失望或疲倦时，脑袋和双手才是我的救赎。”她的最后一则日记写于1888年3月2日：“很好。头脑好些，但不太方便进食。写信。付给罗普斯30美元，付给诺特曼 4 美元。缝纫。写点东西。”这位自称“家庭的轮毂”的女作家，在生命的终点，依然不忘自己的家庭职责。从这种意义上说，和她笔下的“小妇人”一样，她们并不渺小，而是伟大的天使。她们并不甘愿屈服于命运的摆布，相反，“要扼住命运的喉咙”。 当然，在严峻的经济压力和残酷的现实面前，许多时候女作家不得不做出妥协和让步，比如在《小妇人》的结尾，她让乔嫁给了巴尔教授。此外，她的愤怒和无奈还体现在《小妇人》最后一部续书《乔的男孩们》的结局——她原本设想给予马奇家族一个哥特式结尾：“以一场地震吞噬一切”，但迫于市场和读者压力，她被迫放弃这一“天才设想”——只是在结局部分重申了她的精神导师玛格丽特·富勒当年的预言：理想的世界是“一个两性融合的世界……男人就像阿波罗一样分享雌性之美，而女人就像密涅瓦一样分享阳刚之气”。纵观她的全部人生和创作历程，可见这一卡桑德拉式的预言，既体现了奥尔科特对美好未来的期许，更饱含了一位19世纪妇女的满腹心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