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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末，大批抗日进步文人聚集到战时陪都重庆，使这座本来历史文化积淀就厚重的山城，显示出从未有的朝气和战斗张力，其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青年诗人群落。他们大都在20岁上下，初涉诗坛却成长迅速，不仅充当抗日中坚的角色，亦成为日后数十年中国诗坛的主脉。 晏明就是其中一员。 从演艺新星到诗坛新锐 1938年，抗日烽火灼烧着年仅18岁的晏明，他决然告别父母，告别湖北云梦家乡，考入著名的忠诚话剧团，踏上抗日救国之路。他随团从武汉，经湖南过贵州再到重庆，一路表演街头剧、抗日话剧，演到情深处泣不成声。俊朗的外形，出众的才华，使他在剧团占有一席之地，他导演并主演的话剧《雷雨》得到时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曹禺的激赏，力邀晏明免试进入这座全国戏剧人仰慕的圣殿。 而此时，晏明已悄然皈依缪斯，笃定只有诗歌才能彻底释放并燃烧他的爱与恨。除了演出排练，他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泡在沿途的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哲学和文学书籍，阅读普希金、莱蒙托夫、叶赛宁，阅读艾青、臧克家、田间……他开始狂热地写诗。 1939年，剧团在重庆公演阳翰笙的抗日名剧《李秀成之死》，轰动全国。晏明却宣布了令全团都惊愕的辞职决定，躲到租住的陋室里写诗去了。 在无数渺无音信的投稿之后，1940年阳春四月，处女作《涢水之春》在颇具影响的重庆《国民公报》刊登，从此他的抗日诗歌像是打开闸门一发不可收，在重庆以及桂林、衡阳、武汉、长沙、香港等地四处开花。他的长诗常常占据报纸副刊的大半个版面，诗句犀利短促，喷射着刺目的血色和激情。 晏明的迅速崛起得益于重庆浓烈的抗战浪潮。“抗日”成为人们相识、相知的热词，是划界分群的标尺。进步文化界在这里以碾压式的主导力掀起一波又一波抗日宣传。1941年端午节，首届中国诗人节在重庆举行，由郭沫若主持大会，茅盾、老舍、阳翰笙、胡风、冯乃超及著名作家、诗人百余人出席。在周恩来的亲自指示布置下，先后举办了郭沫若、茅盾、老舍、臧克家、王亚平的祝寿活动。每一次活动都是进步文化界的节日，是对民主抗日力量的呼唤。各种规模的诗歌朗诵会更是随处可见。诗歌在民族危难之际，在重庆显示出它独有的投枪与匕首的威力。 晏明有幸亲临这些活动，年轻的生命在诗歌和抗日双重高密度洗礼下迅速成长。更为难得的是，他结识了茅盾、郭沫若、老舍、胡风、田汉、臧克家、何其芳、姚雪垠、刘白羽、王亚平、常任侠等文学大家。巨人的耳提面命，令他受益终生。晏明的《涢水之春》是被著名作家靳以教授慧眼识珠，从稿堆里捞出来的。屡屡退稿使晏明心灰意冷，已经决定另择他途为国效力。靳以的伯乐识马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此后多年，靳以都以极大热情关注着这位年轻人，不断校正着那双蹒跚的诗的脚步。 然而，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走进他生命深处的，更多的是与他年龄相仿的青年诗人。他们中有大学生、文员秘书，还有不少饥肠辘辘的失业者。国难当头皈依缪斯并不浪漫，不仅要面对黑暗势力的威胁挤压，更现实的是天天要饿肚子。茶馆是这些穷诗人乐此不疲的聚晤之处，叫上一壶清茶就可以高谈阔论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 这个以抗日为硬核的青年诗人群落来去自由，既有形又无形，相见一次或许就会相知一生。晏明与当时在中华大学读书的地下共产党员、青年诗人沙鸥邂逅，就注定了55载的生死之交。尽管各自经历了只有小说中才有的坎坷与不幸，是诗歌令他们相扶相携，走完了蹉跎人生。 重庆青年诗群没有惯常的文人相轻，更没有尔虞我诈，在抗日大旗的辉照下，显现出共有的真纯、笃诚而又求新进取的特质，以致秉持了终生。即使几十年后重逢，相互看到的仍然是当年的彼此，只是多了几分沧桑。如果把当时活跃在重庆的青年诗人罗列出来，你会为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吃惊：光未然、戈宝权、徐迟、沙鸥、袁水拍、柳倩、苏金伞、牛汉、彭燕郊、邹荻帆、王晨牧、碧野、吕亮耕、甘永柏、徐放、魏荒弩、曾卓、吕剑、陈敬容、唐祈、绿原……无需讳言，当时他们还很青涩。但当他们经历过重庆熔炉的淬炼，穿越了生与死，最终叩开新中国的大门，便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诗歌史的书写者和缔造者。在共和国初创的几十年中，他们的名字仍然熠熠发光，是烛照新中国诗歌星空的耀眼一群。 从重庆诗群到全国诗群 由于大批文人骤然聚集重庆，再加上经济凋敝，文化职位极为稀缺。晏明在重庆的四五年间，六次失业，就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不得不借住在大学校学生床铺之间的地板上，或是蜷缩在印厂车间阴湿的地面。1945年初春，远在湖北的妻子即将临盆，而他连自己都养不活，深夜绝望地徘徊在嘉陵江边，准备随急流而去。诗友们找不到他，打着火把跑到江边拼命呼叫……晏明才得以与死神擦肩而过。 其实，大多数革命文学青年都有着共同的遭际。徐迟最先是以诗人样貌跻身文坛的。1940年他来到重庆谋得中国电影制片厂编辑一职，仅仅一年便流亡香港。1943年返回重庆，在郭沫若麾下编辑《中原》杂志，之后又不得不跑到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充当翻译；沙鸥同样是颠沛流离，在重庆、川北、上海、香港等地辗转谋生。 不过有时也会爆出绝处逢生的意外：重庆官方就曾劝说晏明，希望他到政府文化部门任职，一家人从此就可以衣食无忧。但他拒绝了，每一个坚定的革命文学青年，都会用行动诠释“富贵不能淫”这句民族经典。 可喜的是，那些从重庆走出来的青年诗人，很多成为报纸副刊、文学杂志的编辑或主编，在他们周围又衍生出一个个新的诗群。 那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时代，也是一个生命能够得到极度张扬的时代。例如，王亚平组织的“春草诗社”享誉全国，编辑出版了一批很具影响的诗人丛书；沙鸥与音乐家李凌等人在上海创办《新诗歌》月刊，名重一时；深得胡风赏识的徐放，先是在川北任《文学期刊》编委，后又回到重庆与骆宾基一起编辑《东北文化》周刊；彭燕郊相继在桂林的《力报》和《广西日报》主编副刊；王晨牧则在湖南衡阳《大刚报》主编文艺副刊《阵地》…… 1942年5月，晏明则直驱抗日第一线，来到湖北郝穴，主办第六战区地方部队的《胜利报》（四开，周刊），编辑、记者一身兼。为表达“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大义，临行前给未婚妻北野写了一首决绝诗《假如，我战死》。 他经常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前线采访，随时准备殉国。10个月时间搜集了大量素材，以“战地诗草”为副题，先后写了50多首抗日前线诗歌，发表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一次，日寇半夜发起攻势，晏明单人独骑去找司令部，发现村口非常蹊跷。一位老汉焦急地向他喊：“鬼子进村了！快掉头……”晏明刚刚掉过马头、飞奔出村，敌人的弹雨就从背后呼啸而过。这样死里逃生的经历不止一次。 1943年5月，在诗友的力荐下，23岁的晏明担当起《武汉日报》文艺副刊《鹦鹉洲》的主编。《武汉日报》是全国有影响的大报，副刊每周出版六期，主编和编辑都是一个人。困难的还不是人手少、发稿量大，这家报纸的社长宋漱石、总编辑张考祥都持反共立场。当时湖北省政府的主席又是陈诚，乃蒋介石的亲信。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把副刊办成进步文艺界的阵地，难度可想而知。 幸好有重庆进步文艺界作后盾，虽有不少人已经离开，但相互间都保持着热络的联系。臧克家、王亚平、沙鸥、甘永柏、邹荻帆、牛汉、柳倩、秦敢等人不仅带头为《鹦鹉洲》写稿，还积极组织周围作家、诗人为晏明提供稿件。一批批抨击现实、向往光明、反映百姓疾苦的诗歌、散文、小说，源源不断地涌向编辑部，建构起《鹦鹉洲》的主基调。 晏明的出色工作令两位社领导为副刊显露出的左倾色彩而愠怒。他们不时向晏明发难，有些作品被国民党省党部特务机构及省新闻检查所追查。晏明此时已变得十分老练，摸索出一套对付的办法，软硬兼施，屡屡化险为夷。 1944年初冬，当晏明离开《武汉日报》时，又一次经历了政治、办报、创作诸方面的严酷历练，带着七分成熟、三分锐气返回重庆，一个即将创办的文学杂志呼唤着他。 从《诗丛》到《大众诗歌》 那个年代，凡眷顾缪斯的青年人，大都怀有创办诗刊的憧憬。那是一片专属的净土，可以大胆宣泄自己的情感和对诗的主张。但是真正能够走进这个憧憬的人却寥寥无几——关键问题不是刊号，而是资金。 1941年初，一直深陷失业泥沼的晏明，异想天开地向办刊“禁区”进发，他惟一的理由就是：在抗日汹涌浪潮中，大城市惟有重庆没有诗刊。这位年方21岁的初生牛犊，先后叩开了郭沫若、老舍、臧克家、田汉、王亚平、徐迟、柳倩的家门，向他们请教，也请大咖们赐稿。“为抗战而歌，为民族解放而歌”是办刊的惟一标准。资金方面，与合伙人菲北、宋瑚各掏一点；让印刷厂先印刷，卖掉书后再付印刷款；请书店先付款后售书……《诗丛》创刊号就这样闪烁着羸弱的光焰，出现在重庆诗坛地平线上——1942年3月，将永远镌刻在晏明的生命年轮中。 然而，骁勇的年轻人终究没能迈过资金门槛，第二期拖至5月份才勉强出刊，此后各期就茫然无望了。晏明和他的同伴依旧执拗地为这个命运多舛的“婴儿”奔走呼号。终于，1943年诞生了第三期，并借《新湖北日报》副刊出版了《诗丛》恩施版（半月刊），共六期。晏明像是跑过超长马拉松，精气耗尽，《诗丛》不得不无疾而终。 多年过后，晏明谈起这段往事隐现出丝丝骄傲：因为《诗丛》填补了重庆抗日诗坛的空白，在民族危难时刻发出了如火似电的呼啸。 当新中国大幕徐徐开启，诗人们的憧憬与才情再次引燃。 王亚平、沙鸥和晏明当年在重庆结识，同为《诗丛》殚精竭虑，现在殊途同归又聚首北京，且同时供职于北京《新民报》，三人分别担任总编辑、副总编辑和文艺副刊部主任。 当欢庆的锣鼓敲毕，诗人们有些落寞：一个旭日般的泱泱大国，一片有着3000年诗歌历史的沃土，怎能没有一本诗刊？人们希望尽快破解这个谜题。 王亚平、沙鸥是最积极、最热情的奔走者，1950年1月1日，新中国首创的大型诗刊《大众诗歌》诞生了！ 大众诗歌社成立大会盛况空前，在京的最优秀诗人都纷纷赶来。《大众诗歌》编委由王亚平、臧克家、艾青、田间、力扬、袁水拍、沙鸥、晏明组成。王亚平任主编，沙鸥任副主编，沙鸥、晏明为执行编辑。《大众诗歌》的主旨，顾名思义：提倡大众化诗歌，走大众化诗歌道路。《大众诗歌》系月刊，十六开本。由大众书店出版、发行。 郭沫若极为兴奋，提笔挥毫，为诗刊题写了刊名。 《大众诗歌》果然不同凡响，创刊号首印8000册，一抢而空，不得不在一周后再版。 创刊号第一页是毛泽东的手笔“诗言志”三个字，这是1945年为徐迟题写的，系头一次公开发表；郭沫若为《大众诗歌》撰写了专稿《关于诗歌的一些意见》，这是郭老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对诗歌创作与繁荣发表意见。创刊号可谓名家云集，臧克家、冯至、田间、徐迟、林庚、严辰、王亚平、邹荻帆、沙鸥等都拿出了为新中国放声高歌的新作。 人们无法度量1950年代初始，诗人们到底释放出多大的热情。他们都身兼数职，手中同时料理几份工作，还要拼命创作出一批批新诗作，否则就要掉队。编委们并非空挂虚名，每个月都要聚首，检点过往的一期，确定新一期重点。那是个“激情满怀、万众一心”的岁月，《大众诗歌》始终紧贴着时代的风口发出诗歌强音。 当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时候，《大众诗歌》又联手各界创办了《抗美援朝诗·歌·画丛刊》，由新华书店出版发行。参加创刊和编辑工作的有诗人王亚平、楼适夷、严辰、沙鸥、晏明、吕剑，音乐家有李凌、瞿希贤、张文纲，漫画家华君武、丁聪、方成。沙鸥、晏明任执行编辑。诗、歌、画聚集一堂，可谓出版与文化界的双重创举。 当《大众诗歌》1950年第12期付梓的时候，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由于文化、出版界调整，诗人们工作多有变动，《大众诗歌》不得不依依惜别她的读者。但历史会永远铭记，在新中国最初的年代，是《大众诗歌》唱出了第一支“诗之歌”。 当然，历史也不会忘记有一批忠诚于缪斯的青年才俊，曾经穿越岁月的重重围剿，为新世界的诞生披肝沥胆。那一个个已经离去的坚毅而青春的面孔，因为深情缅怀而变得清晰英俊，并成为后人心中的永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