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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苇:辽阔的孤独,领我到心里——关于韩子勇诗集《博格达》及其他

http://www.newdu.com 2020-09-11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关键词:《博格达》 韩子勇 沈苇
    韩子勇的写作,可分为两个时期:“新疆时期”和“北京时期”。在“新疆时期”,他完成了文学批评家和文化学者的双重身份建构。2012年离疆赴京,标志着“北京时期”的开始。当然,“北京时期”抑或是某种程度上的“后新疆时期”,一个显著标志是他重返诗歌,承接并延续了1980年代诗歌创作的爱好和热忱。于是,便有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博格达》(山西教育出版社2019年12月版)。他称这些作品是从1980年代到现在,“一些个人心绪的浮点”“一个只属于我的神秘心迹”。《博格达》意味着他写作身份的又一次嬗变和刷新,相比于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些作品更具个人化色彩和个性化风格——一个批评家、一位学者,其实是骨子里的诗人。从“思”到“诗”,把“辽阔的孤独”领进自己内心,《博格达》的综合抒情,不啻是一位批评家诗人或诗人批评家的长调和咏叹。
    1998年,36岁的韩子勇出版了文学批评专著《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两年后,此书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对“西部文学”的深刻洞察、对地域性的独特思考,是《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的核心和基石。他的非经验主义态度,新颖的评论符码,良好的直觉抵达,“半诗性的特殊语言”,以及对西部文学“悲剧性叙述程式”和“有方向写作”的准确定位,均触及了边疆启示录式精神背景的内在之核。今天,这部完成于20多年前的著作,已是当代批评的经典之作,被年轻一代文学研究者频频引用,视为启迪之书、“凿空”之书。
    继《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之后,韩子勇很快就转向文化研究,关注的母题仍是“西部”和“新疆”:那里的历史、传统、人文、艺术、史诗、民歌……那里已经存在的文化以及可能诞生的文学,先后出版了《当代的耐心》《边疆的目光》《文学的风土》《木卡姆:巨灵如风吹过》《木卡姆》《鄯善之书》《浓颜的新疆》等批评专著和文化随笔,一种娴熟的文学批评向着恢弘的文化研究过渡、转变,从而为自己的学术开辟了新的路径和领域。与此同时,作为主政新疆文化的领导者之一,他对十二木卡姆和《玛纳斯》申遗、新疆舞台艺术创作的突破等,都是贡献卓著的。
    纵观韩子勇“新疆时期”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思”和“诗”的有机融合,是他最大的风格特征,这使他的文字和表达获得了温度(一种有体温的写作),远离了学术研究的枯燥、干涩,“在地方性知识的背景下,展开诗与思的笔触,把精神的聚餐安排在烟熏火燎的后堂”(《文学的风土》内容简介)。西方新批评的“有机论”和“整体论”,本雅明式的隐喻写作,德国浪漫主义时期“诗化哲学”的“半诗性的特殊语言”(伽达默尔语),对他都有过启示和影响。叙事、抒情和思辨,在他那里常常是合一的整体性的存在,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体,他的思考方式和语言风格,呈现出更多浓郁的诗性色彩。
    因此,当我读到这部新近出版的诗集《博格达》时,并不感到意外、吃惊。——《博格达》并不意味着一位没有根基和来由的新诗人的脱颖而出,而是持久“潜伏”于批评家和文化学者身份之下的一位资深诗人的显影和重临。
    “北京时期”是韩子勇诗歌写作的持续爆发期,我注意到组诗《一月的雾霾》(9首)等几乎都是在一天之内完成的。沃尔科特曾说“要改变你的语言必须改变你的生活”,离疆进京,工作的变化和生活的变迁,一个边疆人对首都的全新观察和体验……等等,都成为改变语言和书写方式的契机。这是一个重新发现和自我唤醒的时刻,也是如他所说的“意义的光,划过一道抛物线,过早坠下,快要落到地面、落到虚无了。但也似乎解除了局限,豁然间开阔起来”的时刻。《博格达》是语言减法、思想提纯和抒情莅临的结果,也是“云时代”云下凝神和虚静的产物。
    组诗《大有》是“北京时期”的代表之作,同时关注现实和内心,思想性和抒情性并重,兼具审慎的独白和锐利的哲思,并且不乏自我拷问。——一种内省的辩证的诗学在他笔端诞生了,在字里行间游走、驻留:“没有对错和意义/没有捷径和惊喜/命运的锋刃/剥开一切虚情假意/……所有的美/都带点丑/如同没有完美/如同隐隐的羞愧”(《所有的美》),这使我想起同一时期诗作中“很多坏/如同好”的辩证和悖论,“世界相安无事/令人心碎/语言很难说清/那种坏”(《很多坏》),这是诗人惆怅与忧虑之所在。甚至“真理”(诗性正义)也被“错”遮蔽了,“这满腹狐疑的世界/总是越错越多/真理的光/在夜深人静时悄悄重返大地/比星光更邈远更卑微/比黑暗更孤更弱不禁风”(《夜深人静》)。
    诗的辩证法,打破了二元论和二元对立,是一种百感交集状态,但绝不是一种无谓的自我纠缠,它同样体现了对世界的无限理解、体谅和尊重,因而恍然有悟:“是谁观棋不语真君子/是谁对弈如神着先机”(《黑天鹅》)。惟有“辽阔的孤独,领我到心里”(《光芒万丈的理想》),这才是一种新的理想、新的光。
    从另一视角来说,“辽阔的孤独”呈现出一幅奇异的现代性图景:
    浩浩荡荡的人类/从眼前通过/善心和恶意/大白话和潜意识/史诗和呓语/超我、自我和本我一起登场……(《互联网》)
    这是一个切身的、富有洞见的观察,如同后现代版的“巴黎的忧郁”,是时代风貌的“无边的现实主义”,体现了诗人的史诗视野和现实关怀。“云时代”是地域、历史、现实和虚拟世界并置的时代。“云时代”似乎天涯咫尺了,似乎打破了种种界限和壁垒,似乎充满了没有交流障碍的“群岛上的对话”,但是,新的疏离、冷漠和虚无,正在形成一座座新的“孤岛”。自我,亦以分裂而合一的“超我、自我和本我一起登场”。鲍勃·迪伦说“一个24小时都是新闻(信息)的世界,就是一座地狱”,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诗人对此是充满狐疑和警觉的,“从流言到嘀咕/从八卦到阴谋/消息的大洪水/铺天盖地/淹没人寰”(《消息》)。在“消息的大洪水”中,靠岸、登陆和救赎,似乎需要凭籍“怀念”:
    我很怀念/没有消息/缓慢平静/阳光灿烂如七星瓢虫/一动不动的日子(《消息》)
    当然,“北京时期”并未与“新疆时期”割裂,诗歌中内在的血缘和经脉没有断裂,就像“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是一条大水下来的,因此,“北京时期”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后新疆时期”。是的,“新疆”是《博格达》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新疆是什么呀?——新疆是美的自治区,丝绸之路核心区,黄金般的亚洲腹地,多元文化圣地,四大文明融汇区,有着启示录般的地理背景……如今,新疆是韩子勇的追忆与回望、渴慕与眷念,充满了拳拳深情。在组诗《一半欢喜一半忧愁》《完美的旅途》中,他写出了这种赤子般的深情,这种百感交集,或曰悲欣交集。“如同你的最甜和最苦/……也如你辽阔的面庞/一半欢喜一半忧愁”(《致新疆》)。这些作品,如同蒙古长调,如同刀郎木卡姆,一种草原咏叹,一种旷野摇滚,“随风过山岗,欢乐复忧伤”(《长调》)。我想起他十分珍爱、时常在诗文中引用的一首来自田野调查的新疆民歌,极具抒情性和震撼力:
    我是破烂王/篝火是我的宝座/窝棚是我的宫殿/世界在我眼中一如废墟/我的左脸已被情火烧伤/右脸仍在唱情歌(见《博格达》第85页)
    这是边疆生活与边疆情感的鲜活证词,也是文学“整体论”意义上的一种认知。本质上是对草根、民间、自由知识的亲近与认同。或者可以说,它使马克思、本雅明笔下的“波希米亚人”拥有了一个异域的嗓子、一种异域的音容。
    韩子勇是我的西域挚友,也是我为数不多的精神兄长之一。2012年他离疆赴京后,我感到自己的世界少了一个知音和知己。两年前,我也离开新疆,重返故里。一个是“新疆土著”,一个是“新移民”,两人都成了西域的“异乡人”。无疑,一种“新乡愁”已开始在他、在我身上蔓延——西域将成为我们此生魂牵梦绕的“新故乡”。
    展读《博格达》,他离开新疆前夕写下的作品,尤其使我感同身受,产生强烈共鸣和惺惺相惜之感。“离开”意味着“忧伤的潮水漫过额头”,“这忧伤像沙枣树流出的胶液/从稀薄澄明到浓褐粘稠/每一场秋雨就更多一些/刚结痂凝固又开裂迸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住”(《一想到就要离开你》)。对已过中年的人来说,离开一个久居之地,是在场后的不在场,是挪移、隐迹、撕裂,也可能是帕斯所说的“克服命运”。他把自己的“离开”比作一块戈壁石的“出走”,“我走后空下的那个小窝/只有拳头那么大/但给我留着/别长草也别让沙子埋住”。无论大还是小、粗糙还是温润、美玉还是僵石,都是戈壁滩上的“命运共同体”。“现在我就要走了/带着洗不掉的大戈壁气息/带着石头铺出来的记忆/我到哪里/都只能带着你们的模样/我到哪里/灵魂都会悄悄回到原处。”(《我这块石头》)
    韩子勇有很深很浓的戈壁情结、旷野情结和绿洲情结,这与他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这里是他的“原处”和“原点”。作为一部诗画集,《博格达》中,诗与画相得益彰、互为镜像和鉴证。数十幅绘画作品,显示了他的另一种被唤醒和激发的才华。荒原、戈壁、林带、小路、胡杨、红柳、沙尘暴……是图像的追忆和回溯,是凝神与物哀,也是另一种诗。诗里、画中,他的记忆之乡里总有一条空荡荡的黑带子般的戈壁路,从冷冷清清的早晨到彤云低垂的黄昏,走着以荒原为家的跋涉者。“在路上”“跋涉”“漂泊”“游走”等,是典型的西部意象,是一个渺小的个体对西部广袤空间和无尽戈壁最深刻的体验和记忆,移动的主体性就像孤烟下的中亚流浪汉,“芨草为冠/黄尘扑面/狐步摇动宽大的袍衫/寻觅天地间”(《孤烟》)。他说“我喜欢在戈壁长旅”,事实上就是对自由、远方和无限的体验和追寻,似乎惟其如此,人才能过上一种“不被开除的生活”——
    上车吧/就这样走上七天七夜/哪怕天天是一模一样的戈壁滩//没有人能开除我的生活/哪怕一年也遇不到一个村庄(《没有人能开除我的生活》)
    智性而浪漫,抒情而内省,简约而奔放,是《博格达》的总体风格,有些作品具有西部民歌率直而诚挚、炽烈而酣畅的特点。时间跨度从1980年代到近几年,记录了30多年的人生体悟和心路历程。赴京后,从中国对外文化交流集团、国家艺术基金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韩子勇是大文化的践行者,诗歌则是他沉潜而隐秘的心迹。离开久了,“新乡愁”已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记忆有时是具体而微的,就像水渠边的一只死喜鹊,至今能感受到它松软羽毛中的一丝余温,童年记忆中有臭鸪鸪的叫声、矮小的榆树和蚂蚁的川流不息。“新乡愁”已被时间赋予了多义、复杂而深沉的内涵,并与个体经验的当下性和切身性勾连、贯通。随时光流逝,我们对过往的记忆会淡化而变得越来越抽象,构成一种精神上的流离失散——“大树被连根拔起/扔到荒凉的天上/离开种了一生的土地/连记忆也开始死亡”(《大树被连根拔起》)。“天上的云呀/勾起我绵绵乡愁/那是我的家呀/那是我的坟”(《天上的云》)。
    诗集取名为《博格达》,是富有象征性的,意味深长的。博格达是东天山最高峰,是灵山、祭祀之山、乌鲁木齐的保护神。“三峰并起插云寒”,如同三位一体的悬空寺。它远离尘嚣,超然物外,仿佛在召唤游子、召唤流离失散的人再度回返:
    博格达呀/趋炎附势的人消遁了/空空如也的戈壁滩真好/万里骄阳/一亩阴凉//您凌乱的额顶和眉骨/白银闪烁/结满冰霜/眼睛眯成一条线/巡晙远方(《博格达》)
    诗中有遁者与戈壁、骄阳与阴凉、雪光与远方,“白银闪烁”“结满冰霜”“巡晙远方”……博格达更像一位具备上帝视角的智者和通灵者。它既是精神海拔,也可视为精神自喻。“我走到哪里/灵魂都会悄悄回到原处”。博格达就是一个原处,是戈壁情结和新乡愁的落脚点和归宿点。
    有时,博格达会以另一形态出走、游弋、显现。韩子勇的纪游诗同样值得关注和点赞,他写到了八廓街、吴哥窟、鲜卑云冈等佛教圣地和遗存。他将大昭寺比作搁浅在高原的星舰,喇嘛斜披着猩红的袍子,像等待救援的外星人,呢喃着发出信号。而吴哥窟的绿浪,“这繁殖和死亡的被窝/无数的雨花蛇鸟/用热气腾腾的性超度我”。在云冈石窟,诗人听到“鲜卑鲜卑新鲜而谦卑/童声合唱青草白雪”,仿若发端于云冈、流行于南北朝的“思维菩萨”,有着半趺坐的形象和淡淡幽思的微笑,于是,喜悦如莲打开,清风甘露普降……这些诗作,视角独特,想象奇崛,生动传神,读来令人怦然心动。这是古老佛学理念的当代诗性阐释,继续保有博格达的精神海拔高度。
    诗,是美善、求真和希望的保险柜。诗,正如斯蒂文斯所说“在最后的‘不’后面来了一个‘是’,将来的世界就建筑在这个‘是’上”。韩子勇在本质上不是优柔寡断的思乡病患者,而是坚定果敢的行动派,是一位用创造力打开辽阔世界的人,更是在“不”之后说出“是”的人。他用诗抵抗和转化自己的新乡愁,如此,诗在对虚无的反抗中,终于真真切切地抓住了那么一点点光。
    言出法随,词即是道。诗说,要有光,便有了光。“云烟过去了/云烟又更多”。或许人世只是博格达神山俯瞰的苍茫与流逝、身灰与泯智。但在人世的忙乱无序中,凭借“博格达之眼”,我们分明看到了“茫茫的沙尘和冷雪间/有一畦青翠闪动”(《人世》)。如同昌耀的“前方灶头,有我的黄铜茶炊”,我深深记取和反复吟咏《博格达》中这两句诗——
    茫茫的沙尘和冷雪间
    有一畦青翠闪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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