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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是高校文学院与外国语学院的骨干课程之一。在当今网络已广泛普及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如何更高效地进行外国文学课堂教学？经典作家作品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如何对其加以鉴别认定？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围绕以上文学研究界较为关注的问题，笔者专访了中国高教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刘建军教授。 从单纯知识传授向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向度转换 高照成：作为中国高教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会长，您是否感到在当前网络普及、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社交媒体广泛使用的时代背景下，外国文学的课堂教学也面临着一种挑战？ 刘建军：在当前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以及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深入到各个领域的新形势下，教育领域也面临巨大挑战。挑战之一是，来自世界范围内新知识、新信息的几何式增长。这样的现实，使得我们每个人，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大量的知识和信息，甚至难以掌握某一学科领域内的新知识和新信息。挑战之二是，新信息技术手段的快速发展也使得知识和信息开始以全新的方式进入了学习者的大脑。这也对我们传统的教学模式提出了严酷的挑战，使得传统的教学方式和课堂教学模式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以上两大挑战，在教学领域，说到底，是对学习者和教育者之间原有关系的颠覆。 就此而言，我认为，我国的外国文学教学需要改进：一个是更新观念，一个是更新方法。在知识爆炸和信息几何数增长的今天，以讲授知识为主要目标的课堂教学需要改进。因为在今天，无论用多长的时间来传授知识，都不会追赶上知识和信息的增长速度。随着教育手段的进步，我们虽然已经采用了很多现代的技术手段，如ppt、网络课程、公众号、慕课等形式，但目前采用的很多新的现代教育手段，仍然是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目的。换言之，很多现代技术使用的目的仍然是希望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最方便地掌握各种知识。假如运用这些所谓新方法和新手段的目的，仍然还是以传授知识为主，那不过是穿新鞋走老路而已。我们要明确知道，今天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已经开始从单纯的知识传输向通过知识讲授从而向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能力方向转变。这是一种教学观念的巨大转换。以问题意识为先，以培养学生和教师提出问题的能力为先，才能应对当前信息时代的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高照成：外国文学含量非常巨大，但在有限的课时内，讲授很多国家、很多作家也肯定是不现实的。因此，国内目前外国文学课堂教学和教材选用，一般涉及的只是欧洲（含苏俄）和美国的作家作品。对此您如何看待？又有哪些改进建议？ 刘建军：这个问题与你上面提出的问题联系紧密。外国文学包括世界上大多数主要国家和民族从古到今所产生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数量十分庞大。而高校的课时又非常有限。那么，长期以来，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靠减少作家和作品的讲授数量来应对。这其实是个最无奈的办法。如前所言，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要从改革教学观念入手。首先要明确，让高校学生掌握外国文学知识，目的是什么？让他们知道或掌握过去不知道或不了解的东西，诚然是目的之一。但人们不禁要问，难道这些知识性的问题，一定要在课堂上讲授吗？大学生、硕士研究生乃至博生研究生，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文学积累和文化知识积累，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阅读文学作品和文学史著作来获得这方面的知识，为什么还要在课堂上讲授呢？ 我认为，作为大学课堂上的外国文学教学，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也就是说，要把教学的重点从单纯的知识传授向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向度转换。这里，我要特别指出，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应该是在教学中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过去说到课程设置目的时，总是强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我认为，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应得到更优先地强调。因为没有提出问题的能力，所谓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就是一句空话。换言之，学习外国文学的学生只有能够依据文学现象或文学作品提出有效的问题，才能够真正做到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外国文学教学在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时，应该分为三个层次或三个步骤。 第一，对本科生而言，必须注重和强调学生对文学文本的阅读，并引导学生在文本的阅读中提出问题。比如某个细节或场景的价值，某个人物描写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深层问题，等等。这样，既符合大学生要多阅读经典文学作品的实际需要，同样也对这些刚进入外国文学之门的大学生，有具体的问题对象可以把握，从而教师能够对其进行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提出问题”的初步训练。 第二，对硕士研究生而言，他们提出问题能力的培养，主要应该集中在学科领域，应该重点培养他们提出外国文学学科领域问题的能力。比如，有些文学史的观点是否合适，有些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否需要重估，有些作品的理解是否得当以及是否需要与时俱进的理解，等等。这样，既符合硕士研究生专业培养的要求，也为他们在阅读的基础上为进入专业系统学习拓宽眼界，走向深入。 第三，到了博生研究生的学习阶段时，应该在前两个提出问题能力的基础上，培养他们结合专业知识去提出和思考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相关方面的问题。这样，在高校的外国文学教学中，以培养提出问题为核心，分阶段地不断拓展和深化其提出问题的能力，就会得到更好地培养效果。也可以说，一个学生只有能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才可以去分析问题或解决问题。问题都提不出来，所谓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就是一句空话。 从上述的前提出发，我以为，我们对教材中和课堂上选取哪些作品，讲授哪些作品，应该依据的是如何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能力的原则，而不是根据主观上认为的知识或文学现象所谓重要的或不重要的原则。因为在学生的学习阶段，知识的重要性与否并不在于知识本身，而在于通过这些知识去培养训练学生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为此，我理想中的外国文学史，应该是按照不同时代提出了哪些问题和当时急需解决哪些问题所编撰而成的文学史，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的历史要求和时代精神与现实关怀相统一的文学史，而不是那种单一的按历史年代顺序讲述纯知识的文学史。在课程讲授上，应该围绕一些大的时代问题和时代精神需要来重新构建课堂讲述。这样，围绕着某些重要问题去讲述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就不必纠缠于哪一个知识点没讲到，哪个作家或作品没有讲到了。因为学生只要明白了此时作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会据此来举一反三地来理解其他作家的作品。 还需指出的是，现在之所以欧美文学和俄苏文学在教材和教学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本质上是研究现状和思维局限所决定的。现状是我国欧美、俄苏文学方面的研究历史较长，成果数量也较多，研究的也比较深入。但这也带来了一个思维上的局限：就是翻遍现有的外国文学史，就会发现，现有的外国文学教材编写和课堂讲述，几乎已被分析西方文学的模式框定住了，并且把西方文学的研究书写模式和讲授方法照搬到对东方文学的研究上来了。例如对东方文学的分期，缺少东方特色；对东方作家作品的讲授，仍然采用分析西方作家作品的模式，也就是说，在现有的大多数外国文学通史类教材中，东方文学的介绍完全是按照我们对西方文学研究和讲授的模式来进行的，致使东方文学不过成了西方文学价值导向和西方文学评判模式的一个例证而已。倘若从问题意识出发，即从不同时期东西方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解决的问题出发，就完全可以寻找出东西方不同的民族文学解决各自问题的不同审美路径和不同文化类型的发展特征。倘若能达到这个目的，东西方文学之间在课时上的平衡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经典外国文学作品与人生智慧 高照成：我注意到，作为长期研究外国文学的学者，您对西方国家的经典作家非常关注。请列举几个您尤为喜爱的作家及其最重要的作品，并谈谈原因。 刘建军：我喜欢的西方文学作家很多，也比较关注外国文学的经典作品。我最喜欢的作品，首推德国作家歌德以及他的作品《浮士德》。因为这部作品不仅体现出主人公积极进取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它蕴含着强大的象征精神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尤其是这一切又是以高超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例如歌德在古老的中世纪故事中，通过创造的《天上序幕》一场，就彻底改变了一个中世纪德国民间故事的面目，艺术地建立起了一个崭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形象图景。这一场主要描绘的是发生在天庭里天帝与魔鬼靡非斯特之间的赌赛。即作品伊始，歌德就告诉读者，在浩瀚的宇宙中，天帝（“至善”）是“第一”和“最高者”，是创造天地万物的本原之一。同样，在这场序幕中，作家也交代了天帝的对立面魔鬼靡非斯特“至恶”的内涵特征。由于他所代表的“至恶”与天帝所代表的“至善”构成了矛盾的统一体，与“至善”相生相克、相辅相成。这样，中世纪神学观念中的天使与魔鬼之间的矛盾斗争，被歌德置换成了“至善与至恶”的斗争。《天上序幕》中出现的第三个人物是浮士德。他是天帝与魔鬼用来赌赛的人物，是至善与至恶之争的对象。天帝认为，虽然“人在努力中，总有错妄”，但无论如何，“一个善人，在他摸索之中，并不会迷失正途”。而靡非斯特却断言，人总是贪图小利，无所成就。那么，情况究竟会怎样，浮士德作为人类代表的出现，将通过自己的一生追求来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说，正是作品中的三个形象的相互关系，不仅构成了《浮士德》全剧最基本的结构方式，而且也使善恶斗争作用于人，而人不断克服恶向善飞升的新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形象化了。我们知道，17—18世纪新兴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在借用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模式发展起来的，歌德正是艺术地把中世纪神学的“上帝”本原变成了“善”是本原，把中世纪神学体系中的上帝与恶魔之间的矛盾斗争置换成了至善和至恶之间的斗争，从而完成了对新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艺术反映。歌德的《浮士德》其实就是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艺术化反映，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艺术写照。悟透了《浮士德》，其实也就知道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基本构成。 除了强烈的象征性之外，《浮士德》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例如，“浮士德精神”体现出一种看待追求进取的辩证精神。作家通过戏剧情节的安排，在深刻地展示追求进取精神对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所带来巨大作用的同时，还指出了与这种追求精神和进取行动相伴而生的各种弊端。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重性的。所谓的“浮士德精神”也不例外。例如今天进行的现代化建设，这毫无疑问是中国人民追求进取的伟大壮举，它不仅带来了社会政治的巨大进步，也带来了人们生活的极大提高。但这种伟大的追求和探索也同样带来了各种各样新的问题和新的弊端，如自然环境的破坏、道德感的淡漠、诚信的缺失等，这些都是与现代化追求相伴而生的东西，即是人们所说的“现代化代价”。这和浮士德的追求进取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深谙辩证法思想的伟大作家，歌德清醒地认识到了人类的每一次伟大的进步，都是和新的问题出现密切相关的。善恶相依，是他的辩证法思想在“浮士德精神”上的艺术体现。 此外，我也喜爱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其实，老人桑提亚哥打鱼的故事平淡无奇，但其中包含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手法无比丰富。这既可以解读出老人在无奈的现实困境中超迈的人格和精神力量，也可以从“老人八十四天打不到鱼”和作品结尾处“一个女人在海滩上行走”等情节，解读出现代人日常生活的平庸和孤独以及人与人之间极度隔膜的困境。 再如，卡夫卡和他的《城堡》也是我喜欢的作品之一。这是因为“城堡”的意象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过自己的“城堡”——即渴望得到却永远得不到的东西——不管你做过多少努力和挣扎。 我之所以喜欢这样的作品，因为在这些作品的故事背后深藏着深刻的哲理和生活的智慧。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我在2017年出版的《外国文学经典中的人生智慧》一书中，曾对此做过较为详细论述，这里就不多谈了。 经典文学作品的三种品格 高照成：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最初接触的一般是自己国家的文学，请您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这三十几年做一个总体性的评价。 刘建军：我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对此没有发言权。至于做总体性的评价，更不具备这个资格。但因为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学，所以我愿谈一点关于我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理解。经典文学作品之所以是经典，自身必须具备三种品格，这具体表现在： 一是，必须要有引人入胜的细节和经典性的场景。文学作品本质上是生活的艺术性反映。人们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当一个读者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最先让其记住并长久不忘的，常常是一些经典型的细节或经典的场景。这些细节不仅让人总是随口道出，随时使用，而且还能够经得住反复咀嚼，回味无穷。更重要的是很多细节和场景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特定语言，如我们说到“替罪羊”，就来自《圣经·旧约》中的经典细节。再如人们形容某个人耽于幻想，不切实际，常常脱口而出“真是个堂吉诃德”或“又在大战风车了”。由此可见，经典的细节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作家人生智慧和艺术智慧最集中的体现。除了叙事作品中的细节和典型化场景之外，一首诗歌中的名句，一出戏剧中的“戏眼”，也是如此。这里我要对一个误解进行澄清。恩格斯在给哈卡奈斯的信中曾有一段名言。他说：“在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我们很多人在理解这句话时，都认为恩格斯在这里讲的是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高于细节的真实。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恩格斯强调的恰恰是细节真实的重要性大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换言之，没有细节的真实，就不会有典型的环境与人物。更进一步说，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是通过典型细节和经典型场景表现出来的，二者是辩证的统一。 二是，一部好的作品必须包括丰富的时代性尤其是地域性知识。也就是说，文学的经典文本必须要具有知识的丰富性。《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乃至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荒原》《尤利西斯》《百年孤独》，以及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歌乃至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和曹雪芹的《红楼梦》等作品，它们都是当时人类各种知识，尤其是特定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知识的“百科全书”。以巴尔扎克为例，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的小说时就说过，他从其作品中所学到的关于法国波旁王朝时期的社会历史知识、经济知识和政治斗争知识等比一切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统计学家告诉他的全部东西都要多。至于《红楼梦》其中所包含的时代性、地方性知识，如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社会的政治结构、家族状况、阶层构成、人际关系乃至风俗习惯、饮食文化、绘画技法等，更可称为一个集封建社会丰富知识百科全书。甚至一首诗歌，只要称为经典，也能在短短的几行诗句中，包含着时代性的知识，例如欧仁·鲍狄埃的《国际歌》、艾略特的《荒原》就是经典范例。现在一些文学作品只有故事，只有自己的个人琐细的体验和肤浅的生活感受，却缺少时代性、地方性的知识内蕴，因此其价值是大打折扣的。 三是，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有深邃的哲理性。文学经典文本一般说来都是指向哲理性的表达，而不是具体道理的传递。从中外文学的实践中可以看到，文学作品不是哲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类著作，它不以讲述某种道理和宣传某种观念见长，而是以形象和情感来表现某种哲理。可以说，一个以讲道理见长的作家，或者一个作家试图用自己的作品去讲述某个具体的道理，哪怕是最深刻的道理，那也是创作不出经典作品的。因为任何道理都是有一定的时效性和特定性的，从来没有哪个具体的道理，尤其是关于社会和人生的道理，可以适应一切时代和一切人。一个只知道讲某一个具体道理的作家，阐释的丰富性也是受到限制的。同样，若一个文本体现出了某种哲理，就使它具有了多元阐释的可能，即具备了阐释的无限性。我说这些的目的，只是提供一个我所认定好的作品的标准，若读者认为我说的标准有道理，那就请读者们据此来判断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和不足吧。 未来外国文学史的教材编写 高照成：未来的外国文学史教材应该如何编写？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刘建军：如何编写一本外国文学史教材，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我先说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当说到编写文学史的时候，要首先想到有两种文学史，一个是为研究者进行学术研究所使用的文学史，类似于学术著作、参考书或工具书，另一种是为教学使用的文学史教材。现在出版的很多外国文学史著作都是二者不分的。明确了这一点后，我们才可以说未来的外国文学史该如何编写。 就前者而言，应该体现出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学术的探索性。就学生使用的外国文学教科书而言，以下几方面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教学型的外国文学史编写，应该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文学史，中心线索应该是世界上不同民族和国家在面临不同时代主要问题时文学作家们的精神发展历程，是不同时期的文学对所面临问题的独特美学感悟和艺术性回答，以便为学生能认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审美特点服务。至于具体内容，可以根据问题的需要与否进行统筹取舍。 其次，未来外国文学史的编撰，必须是富有启发性的文学史，而不是灌输性的文学史。启发性文学史，并非不顾事实的信口开河，而是在文学现象和文本真实的基础上，不仅要告诉学生“是什么”，更是要让学生学会追问“为什么”。 最后，新的文学史必须是以文本和史料为主要内容的外国文学史，而不是编写者所认知的文学史。也就是说，新的外国文学教材的编撰，应该把最重要的史料和文本作为编写内容的重点，而不是把编者自己的思辨过程和看法让学生去接受。我们现在的很多外国文学史，由于缺少文本的进入和材料的出现，只是讲一些编写者的认识和体会，这其实是剥夺了学习者乃至讲授者的学习的自主性和主观能动性。 至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关系，我认为这也是当今我国的外国文学教材需要注意的领域之一。当前的普遍现状是，讲西方文论的人很少涉及外国的文学现象与作品，而讲文学史的人很少涉及文论。因此，必须要做好二者的结合。其实这二者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从笔者自身的教学实践来看，我讲西方文论，总是先从作品入手，然后引入理论并说明理论。我认为，理论是通过文本表现出来的。而我讲文学史的时候，由于从一个时代的具体问题出发，所以文论思想也就能在解读文学现象和文本的时候自然而然地灌注到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讲述之中了。这样，学生学起来就不再是两层皮，而是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我始终认为，教师讲文论、学生学文论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更深入地理解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若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学再多的理论也是没用的。这里有一个关键之处要注意：这就是二者结合一定在在问题意识中进行。我前面说过，外国文学的讲授要有问题意识。我们若以问题为导向，那么理论和文本二者就会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能够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有些人之所以愿意套用理论，就是因为没有问题意识，或者说问题意识缺乏。例如，在讲述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的时候，如果你要解决的是“莎剧的主人公哈姆莱特究竟是个什么形象”这个问题的时候，假如你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你就可以采用文艺社会学理论；假若你从心理学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也就可以采用现代心理学或精神分析学理论去解决这个问题。若说理论与作品二者孰轻孰重，还是那句话，两者并重，辩证统一。 高照成：非常感谢您谈了这么多富有创见的学理逻辑和具体建议！最后请举出几位您认为值得推荐阅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并谈谈推荐理由吧。 刘建军：又给我出了个难题。我不是专门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可能很难给你满意的回答。若非要指出几个作家，我首推鲁迅。尤其是鲁迅的《阿Q正传》。我喜欢鲁迅，是因为他的小说对普通中国人灵魂的追问以及他对这些普通人历史命运的关怀。同时，他的小说《阿Q正传》也具有深刻的常读常新的哲理魅力和艺术魅力。以阿Q的名字为例，可以看出，Q首先是个○，是个圆。这个圆包含着三重含义：第一，这个圆是阿Q一生“不觉悟—想觉悟—最终没有觉悟”的循环命运的写照；二是这个圆也是对辛亥革命从不革命到革命，再到失败这一循环过程的写照；第三，这个圆也是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反抗—失败—再反抗—再失败”循环命运的象征。所以，鲁迅才借阿Q之口，说出了“孙子画圈才画得圆”的话。其实，《阿Q正传》中的这种原型意象，在鲁迅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如《伤逝》中涓生和子君的命运轨迹，《故乡》中的闰土的命运变化乃至他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无不体现着这种圆的意象。鲁迅的小说就超越了一般的压迫与反压迫的单一主题，成了一种超越故事本身的对中国人精神困境的哲理反思。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鲁迅先生为什么不把阿Q直接称为阿○呢？其实，这显示出了鲁迅的敏锐，因为阿Q毕竟已经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农民了，他毕竟要“革命”了。但是由于当时真正的革命者还没有出现，所以他也不可能接触到真正的革命者，因此，他的“革命”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这样，圆上的这个小尾巴就显示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贫苦农民的新特征。 第二个我推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是周立波和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对这部作品的价值，必须要从建国后“革命与建设”两大任务叠加的特定的历史需要谈起。我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的结项成果中曾说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革命和建设两大任务的叠加时期，也是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尤其是农民与千百年来旧思想、旧观念决裂的主要历史阶段。由于这部小说写出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农村社会巨大的历史变迁和广大农民的独特精神风貌，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本质特征，所以具有史诗的性质。在艺术上，作家不论是人物描写，还是矛盾设置与场景刻画，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都有着特定时期的历史气息，都有着由衷地流诸笔端的对社会主义的赞美之情，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精神。 （作者简介：刘建军，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高教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主要研究外国文学与西方文论；高照成，文学博士，兴义民族师范学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理论骨干人才计划”第二博士学位研究生，主要研究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