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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您早期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围绕校园和青春话题，而近年来，您的创作则聚焦在现实生活，尤其是重大社会话题的领域，题材转变之外，文字风格、思辨深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丁 捷：我的创作跟我的人生是融为一体的。40岁左右，是我的人生分水岭，也是我创作的转折点。那时候我刚结束了援疆工作，从西部边疆回到南京。3年的新疆生活及回来一段时间的沉寂处境，对自己的思想改变巨大。我开始创作《亢奋》和《依偎》两个长篇小说，由此结束青春写作，进入复杂、深邃的现实生活，并在其中不断掘进，不到10年的时间，创作出版了大散文《约定》，随笔《名流之流》，“问心”三部曲《追问》《初心》《撕裂》等一系列作品。用你的话说，是聚焦现实，进入了“重大社会话题的领域”。 对此我原先的读者很费解。有一位“90后”的大学生，是我的青春题材文学的铁杆读者，他读过我所有的青春文学专著。但2017年在读了我的《追问》后，失眠了一夜。过了一年多，还是不能释怀，就写了一封长信给我，表达他对我的“失望”之情。他说他没法接受一个写《青春期突围》《依偎》的作家，竟然写出了《追问》这样的“恐怖的东西”来！这些孩子处在我的“40岁前”，“问心”的世界距他们还很遥远，而我无可选择、无法逃避地进入了“40岁后”。加上后来有从事6年的纪检工作经历，人生硬是把我推到了文学的另一条路上。 我想起了威廉姆·博伊德的一句话：“写作的真正原因，并不在已成为作家的声名中，而存在于其青春时代的梦幻中”。他认为作家是活在自己的青春梦幻里，所以才有创作的动因。我的40岁之前的确如此。如何理解我的创作转变，我想延伸一下这句话：“写作的真正原因，并不在已成为作家的声名中，而存在于其青春时代的梦幻中，也存在于现实对这种梦幻的撕裂之痛痒中。”我不可能忽略自己的人生积累与变化，不可能排除现实的躁动对天真的干预。文学可以是梦想，也可以是人生“纪实”。 记 者：您最近的三部作品《追问》《撕裂》《初心》都是反腐题材，虽然深入揭露了腐败现象的种种后果，但是最终传递的是守法、向善的正能量。您认为，文学对于改变社会现实有帮助吗？在写作中，作家应该怎么把握那个“度”？ 丁 捷：作家的善意应该至少有两个层面。一是直接呈现善的故事、善的情感，题材选择的是客体之善，抒发的是赞美之情。还有一种善意是以主观之善，来处理题材之“恶”。比如，《追问》纪实了一群腐败高官的初心迷失，它所展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是堕落和扭曲之丑。这样的作品难免让我们沉浸在人性的污秽变异中，很多读者表示，阅读这部书的感受“很不舒服”。《追问》不赞美衣冠楚楚的君子，而是撕开伪善者、蜕变者的画皮。其意图在于警示市场经济、思想潮流中的公职人员，好好行路，不要违章，这样才能规避覆车之辙，免遭车毁人亡的悲剧。避凶化吉，这难道不是一种善意善行？ 《追问》《初心》等出版后引发媒体聚焦和读者的关注。这几年，我从媒体上搜集到的读后感超过1000篇。这是一种让我自豪的文学效应。在专业评论很多、普通读者反应平淡，与读者反映热烈、专家未必叫好，两者之间，我更希望得到后者。《追问》成功之后，我三年内被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企业高校邀请去做廉政初心报告150余场，许多单位直接说明，要我围绕《追问》《初心》的写作做解读。我深切地感到了现实题材文学社会需求的迫切性。文学对社会的干预、对人心的优化，是有不薄力量的，是有不菲价值的。文学应该“直面现实”。 涉腐题材创作，作家的确应该把握好度。我们不应该给人物贴上“腐败分子”标签之后，就进入渲染腐败细节、放大心灵丑恶的套路。如果把腐败分子比喻成“病人”，我们首先面对的是“人”，不要忽略他作为人的复杂性、多重性。我们要做的是寻找病灶、描述病理，以供开出科学的救治处方。而不应该夸大病情，把病人说成头顶生疮、脚底流脓、浑身烂透的废物。另外一方面，腐败者当然有腐败的主观邪恶之处，文学不能粉饰太平，因同情而为其开脱，不可把人物的命运完全归结到“他因”。世界永远不完美，人不能因为世界不完美就张扬人性之恶，视自己的缺陷为理所当然。 记 者：虽然都是以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话题作为写作对象，但《追问》力图用客观的笔触呈现真切的现实，《撕裂》选择了“剥洋葱”般引人入胜的小说笔法，而《初心》则主要呈现了您对于现实、人生等问题的主观思考。这三次写作运用了三种文体，在内容上一脉相承，文学表达上又相互补充。您是怎么构思这几部作品的？ 丁 捷：我从2014年开始思考，如何用文学来表达重大现实话题，提示读者透视人心沉浮、看穿时代纷纭。我用了将近4年，积累素材，苦思冥想。又用了两年的时间，连续创作出问心三部曲。构思初始，我就确定了，要在感性和理性之间找到一条很好的问心之道，内容要精彩、扎实，形式要丰富、便捷。古今中外，三部曲的写作惯例是题材一致、体裁相同，以此形成连贯，构成方阵，产生气势和厚重。我觉得“问心”这个系列，纯粹用虚构或纪实，都无法满足我的表达需求，就做了大胆的尝试，分别以非虚构、虚构和思辨性散文来创作。这很具有挑战性，对积累素材的调动、处理素材的方式、思维的跨度、语言的驾驭等，都有许多不确定的要求。今天，三部曲成了百万畅销书，初步经受住了读者的检阅、检验，是不是可以说，基本上赢得了这场创作挑战。过程是痛苦的，结果是快乐的。 记 者：“情”是您作品的一个突出特征，不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散文，您的语言始终是澎湃热情的。小说《依偎》《如花如玉》讲述的是既浪漫又苦楚的爱情故事，反腐题材的几部作品，也始终贯穿着强烈的个人立场与情感表达。在当下，有些作家在创作中追求“零度”的立场、极度克制的表达，您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丁 捷：我认为不存在真正的“零度”立场，创作无不是主观行为，主观无不关乎情感立场。当然，我们可以把“零度”理解为文本呈现的姿态，就像如今的仿真音朗读诗文，电脑不带好恶，它的语气平缓，词汇中性，情绪淡定，但不等于所朗诵的诗文内容，里面没有情绪、态度。还可以打一个比方，幽默艺术里有“冷幽默”，表演者极力克制表演程度，而讽刺、搞笑的效果却成倍放大。写作的“零度”，恰恰是为了谋取、或者客观产生了更强烈的立场情感。我在写作《如花如玉》时是放纵自己的情感的，对其中人物的好恶，倾向明显。写作《依偎》则追求“冷”，努力让自己“置之度外”。读者朋友可以对比一下这两个长篇，《依偎》在情感的处理上，当然要成熟、老练一些。古人说“收放自如”是做人使性的一种极高境界，这个当然也可以用在写作追求上。然而，“放”容易做到，“收”就不容易把握，“收”不好，就成为僵硬无情，枯乏无味，失去文学该有的鲜活生动。个中门道真的很深，值得我们创作者终身摸索。 记 者：您做过大学教师、机关干部、企业管理者、援疆干部、纪委书记，如此丰富的生活经历在作家中并不多见。您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些经历？怎么看待生活“现实”和文学“现实”之间的关系？ 丁 捷：我们身在现实，才能真切地表现现实。我从未满足做一个现实旁观者，写作者仅仅作为观察者是不够的。即便不为了写作，作为一个社会化的人，我也应该积极投身其中，去担当，去承受。彷徨，纠结；坚定，喜悦；发现伤害和被伤害；经受沉浮，遭遇凶险，感受卑微；取得进步，获得尊敬，建立自尊；见证同仁的败坏或荣耀，踏步时代的大浪巨潮；在汗水中哭泣，在泪水中欢笑……我需要做这样一种人：社会阅历是健全的，生活经历是完整的。人不把自己放置在芸芸众生中，就无法界定自己、发现自己，出发得远，才能回归得深。的确有很多作家一生宅在自我里，专心致志表达出一种自我。我很佩服这样的作家，但我做不到。我希望几十年坚韧的前行，可以让我拥有这样的资本：我的“社会现实”会转化为我的“文学现实”，而我文学的现实会通过文字，升华为社会的“现实”力量。 当然，最初我并非为了表现现实，才投入现实生活。我只是服从社会角色的分配。这种“服从”经过若干年的积累，对文学创作来说，终将构成回报。 记 者：散文集《约定》收录的是您在援疆工作期间创作的作品，既有边疆的风土人情，更写到与百姓之间的温暖情谊。3年支边，这段特殊经历对您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丁 捷：祖国的边疆有壮阔的自然，有绮丽的风情，有博大的文化，有神秘的历史。到了边疆，方知古人为何让我们读完万卷书后还要走万里路。边疆人民率性、热情、豪放、豁达，他们心胸开阔、气场强大、爱恨分明、坚韧不拔，他们跟边疆的景色一样壮美。不到这里，真的不会懂得为何老祖宗让我们读书行路之后要“阅人无数”。边疆生活让我补了一堂人生大课。 王蒙先生曾说，新疆生活是他生命中很美丽的一个部分，他的心灵从未远离那里。随着回到内地的时间渐远，伊犁成为遥远的记忆，这样的感受在我，也日益增强。新疆记忆让我的梦都变成彩色的了。有一天，我忽然开悟，发现人类追求的所谓“诗和远方”，在我这里，就存在于援疆这段岁月，及其对终身的精神给养。“诗”和“远方”就此得到了融合和统一。 这段经历升华了我的人生，滋养了我的创作，改变了我的格局。我是回来几年后才写作大散文《约定》的，同时期的小说《依偎》也多有边疆的元素。我非常感恩。 记 者：从14岁发表处女作到现在，不管身处怎样的工作岗位，您一直在坚持写作。您认为，促使您写作的“初心”是什么？ 丁 捷：世态不常暖，文学可御寒。风吹云烟昏，心灯照烂漫。 这首自题诗，愿与文友们共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