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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邦:我写她们,因为爱她们

http://www.newdu.com 2020-08-13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关键词:《女工绘》 刘庆邦
    一个男人,一辈子不会只爱一个女人,或两个女人,他有可能会爱好多个女人。他一辈子只娶一个女人为妻,是因为受到婚姻制度的限制,不等于他只爱妻子一个人。一个男人爱上好多个女人,这符合人性,是人之常情,也是正常的潜意识,构不成对婚姻的不忠,更构不成什么道德问题。同样的道理,女人也是如此。对女人我就不多说了,这里只从男人的角度说一说。一个男人爱上那么多女人怎么办呢?由于受人类文明社会多种条件的制约,多数情况只能埋藏在心底,停留在精神层面上,连对被爱者表达一句都没有。倘若每爱上一个,都要付诸实践,那不是又回到动物世界了嘛!人类向往自由,很大程度上是向往对爱的自由。但你既然进化成了人类,就得收着点儿,准备付出不那么自由的代价。
    这时候,写作者的优势就显示出来了,他可以把他所爱过的女人一一写进书里,做到应写尽写,一个都不落。他的书写是相对自由的,不必担心那些被写者会自动对号,因为他把那些女人的真名都隐去了,换上了假名,比如一个女孩子本来叫李小雨,他把人家写成了林晓玉等。他心中有些暗喜,心说如果那些可爱的女孩子对一下号也挺好的,不枉他的一番绵绵爱意。以己推人,他武断地做出了一个判断,天下所有的男作家,都不会忘记他们所心爱过的女人,都会把那些女人作为书写的对象,倾心进行描绘。是呀,只有爱过,动过心,脑子活跃的有女人的原型,他才能把女人写好,写得活灵活现,贴心贴肺,让人回肠荡气。曹雪芹写了“正册”“副册”“又副册”里那么多风姿各异的女孩子和女人,构成了洋洋“大观”,正是表现了曹雪芹对她们的爱。他不仅爱黛玉、宝钗、探春、妙玉、湘云、宝琴等,还爱平儿、晴雯、香菱、袭人、尤三姐、金钏等。这不是泛爱,不是自作多情,更不是什么轻薄,确实是爱之所至,情感诚挚,欲罢不能。爱,是一个写作者的基本素质。冰心先生说过:“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现在该说到我的新的长篇小说《女工绘》了,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女工绘》是一部爱的产物。
    小说写的是后知青时代一群青年矿山女工的故事。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女青年,她们结束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知青生涯,穿上了用劳动布做成的工装,开始了矿山生活。她们的到来,使以黑为主色调的黯淡的煤矿一下子有了明丽的光彩,让沉闷的矿山顿时焕发出勃勃生机。幸好,我那时也参加了工作,由农民变成了工人,那些女工便成了我的工友。“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在我看来,每个青年女工都有可爱之处,都值得爱一爱。她们可爱,当然在于她们的美。粗糙的工作服遮不住她们青春的气息,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她们的生命力更加旺盛,她们各美其美,每个人都像一棵春花初绽的花树。不光像我这样和她们年龄相仿的男青年被她们吸引,连那些老矿工也乐得哈哈的,仿佛他们受到青春的感染,也焕发了青春。
    然而,女工们作为社会人和时代人,她们的青春之美和爱情之美,不像自然界的那些花树一样自然而然地生发,美的生发过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制、诋毁和扭曲。进矿之后,她们几乎都被分别贴上了两种负面评价标签。一种标签是政治性的,标明她们的家庭成分不好。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这样的标签是严重的,足以把被贴标签的女孩子压得抬不起头来。另一种标签是生活方面的,标明她们在生活作风方面有过闪失。所谓生活作风,在当时有一个特指,指的是男女之间的生活作风。在那“政治挂帅”的高压空气下,在矿山被“军管”的情况下,心理有些变态的人们,以揭露和传播别人的隐私为快事,似乎对生活作风方面的事更感兴趣,更乐意对那些女工指指戳戳,添油加醋,以发泄可耻的意淫。那些被舆论虐待的女工,日子更不好过,可以说每一天都在受着煎熬。
    青春之美、爱情之美,是压制不住的,也是不可战胜的。如同春来时,板结的土地阻挡不住竹笋钻出地面,疾风骤雨丝毫不能影响花儿的开放,恰恰相反,凡是受到压制的东西,总会想方设法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哪怕是一条曲折的道路;越是禁止的东西,越能刺激人们想拼命得到它。在顺风顺水时,或许显示不出青春的顽强,爱情的坚韧,越是遭遇了挫折,愈发能体现青春的无价,增加爱情的含金量。这样的青春和爱情,以及女性之美,人性之美,更让人难忘,更值得书写。
    在《女工绘》中所写到的这些女工,其原型我跟她们几乎都有交往,有些交往还相当意味深长。在写这部小说的好几个月时间里,我似乎又跟她们走到了一起,我们在一个连队(军事化编制)干活儿,一个食堂吃饭,共同在宣传队里唱歌跳舞,一起去县城的照相馆里照相。她们的一眉一目、一喜一悲、点点滴滴,都呈现在我的记忆里。她们都奋斗过,挣扎过,可她们后来的命运都不是很理想,各有各的不幸。“华春堂”那么心灵手巧,那么富有世俗生活的智慧,刚刚找好如意的对象,却突遇车祸,香消玉殒。曾有人给我介绍过“张丽之”,我因为嫌她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成分,没有同意。她勉强嫁给了她的一位矿中的同学。退休后,她到外地为孩子看孩子,留丈夫一个人在矿上。偶然回到矿上,发现丈夫已经死在家里好几天。“杨海平”是那么漂亮、天真的一个女孩子,因流言蜚语老是包围着她,她迟迟找不到对象。听说她后来找的是她的一个表哥,生的是智障的孩子……自打我从煤矿调走,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女工工友我都没有再看见过。想起她们来,我连大哭一场的心都有。
    让我稍感欣慰的是,因为爱的不灭,我并没有忘记她们,现在,我把她们写出来了。时间是神奇的东西,也是可怕的东西。它给我们送来了春天,也带来了寒冬;它催生了花朵,也让花朵凋谢;它诞生了生命,也会毁灭生命。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女工会像树叶一样,先是枯萎,再是落在地上,最后化为泥土,不可寻觅。她们遇到了我。我把她们写进书中,她们就“活”了下来,而且永远是以青春的姿态存在。
    当然,每个女工的命运都不是孤立的,女工与女工有联系,女工与男工有联系,更不可忽略的是,她们每个人的命运都与社会、时代和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她们的命运里,有着人生的苦辣酸甜,有着人性的丰富和复杂,承载着个体生命起伏跌宕的轨迹,更承载着历史打在她们心灵上深深的烙印。我写她们的命运,也是写千千万万中国女工乃至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他们的命运,是那个过去的时代我国人民命运的一个缩影。我唤醒的是一代人的记忆,那代人或许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身影。往远一点说,我保存的是民族的记忆,历史的记忆。遗忘不可太快,保存记忆是必要的,也是作家的责任所在。我相信,这些经过审美处理的形象化、细节化的记忆,对我们的后人仍有警示意义和认识价值。
    继《断层》《红煤》《黑白男女》之后,这是我所写的第四部描绘中国矿工生活的长篇小说。一般说来,作家会用所谓“三部曲”来概括和结束某种题材小说的写作,而我没有停止对煤矿题材小说的写作。我粗算了一下,在全世界范围内,把包括左拉、劳伦斯、戈尔巴托夫等在内的作家所写的矿工生活的小说加起来,都不如我一个人写的矿工生活的作品多。煤矿是我认定的文学富矿,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这口矿井里开掘,越开越远,越掘越深。据说煤埋藏得越深,杂质就越少,煤质就越纯粹,发热量和光明度就越高。我希望我的这部小说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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