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当然也无可非议地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心。丰厚的文学人才资源在北京构筑起了独特的文学气氛，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开放的国内国际环境，使北京作家有了一种得天独厚的文学条件，国内外的文学消息和文学家的彼此往来，使北京文坛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视野和氛围。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北京的文学创作和批评，都因其对社会和现实世界的敏锐感知和宽广视野，因其不同凡响的万千气象而备受瞩目。需要指出的是，70年北京文学取得的成就和营建的文学气氛，离不开《北京文学》的努力和贡献。作为北京的文学刊物，《北京文学》已经成为北京和中国文学的重镇之一，成为北京和中国文学积极健康的文学力量，有力参与和推动了北京和中国文学的发展。 共和国的新文艺 1949年7月，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北平举行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50年9月10日，《北京文学》的前身《北京文艺》创刊了，主编是老舍。 《北京文艺》照例发表了《发刊词》。这份发刊词主要表达了办刊或者说组稿的四点要求。第一，工人阶级已经成了新国家的主人翁，所以，要“尊重”“工人们在业余创作的文艺作品”。第二，解放后，北京“逐渐由消费城市转变到生产城市”，北京已经由“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乌烟瘴气，变成了严肃勤朴”，表现出崭新的气象与精神。“描画、报导、歌颂这些史无前例的事情，理应成为本刊的重点之一。”第三，北京解放了，广大的知识分子迎着新时代，展开了思想改造运动，青年们更爱人民、更爱国家了，于是也就由热烈的学习而想创作。我们应当鼓励、帮助他们去学习。第四，旧戏曲的改革，在当前是一件极重大的事。北京是京戏的发源地，又是曲艺人才荟萃的所在，应当在这件大事上负起更多的责任。 这是《北京文艺》发刊词的要点。无论是内容还是文字表述，确实是要办出新时代新文艺的气象。在这方面，主编老舍率先垂范。在1950年9月的1卷1期也就是创刊号上，头题发表的就是老舍歌颂北京翻天覆地变化的三幕话剧《龙须沟》。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观看过这部话剧的演出。老舍于1951年12月21日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同时，在《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工作的李伯钊、赵树理等，也几乎竭尽全力发表了即时应景的作品或文章。比如李伯钊的《群众文艺的创造》、赵树理的《文艺作品怎样反映美帝侵略的本质》等。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我们对这些作品和文章，不能一笑了之或不屑一顾；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那是主编们的职业行为。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初期的文学实验中，这里包含许多复杂的因素。一方面，来自解放区的李伯钊、赵树理，他们有丰富的延安文艺实践经验，第一次文代会后，延安文艺的经验已经放大到了全国，是惟一有合法性的文艺道路，“人民文艺”的经验必须在新的实践条件下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老舍虽然不是来自延安的文艺家，但是，他追随、认同延安文艺道路，也是诚恳地发自内心的。 从现实的层面看，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一年，百废待兴。据有人回忆说，老舍、赵树理曾穿街过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实地考察了天桥群众文艺活动情况，一个改造北平旧文艺、特别是天桥群众文艺活动的想法逐步形成。汪曾祺在《北京文艺》创刊时曾做过“集稿人”，他回忆说：我们那时真是“惨淡经营”，人手少，可用的稿件不多，每月快到发稿的时候，就像穷人家过年一样，一点抓挠没有。到了这个节骨眼，赵树理同志便从编辑部抱了一堆初选的稿子，回到屋里，关起门来，一目十行地翻阅一遍。偶尔沙里淘金，发现一两篇好稿，则大喜过望。这一期又能对付过去了！赵树理同志把这种编辑方法，叫做“绝处逢生法”。有时实在选不出好稿，就由主编、编委赶写应急。赵树理同志的《登记》就是这样赶出来的。编委们说：“实在没有像样的东西了，老赵，你来一篇吧！”老赵喝了一点酒，吃了一碗馄饨，在纸上画了一些符号（表示人物），画了一些纵横交错的线（人物关系和事件发展），笔不停挥，一气呵成，写出了一篇杰作。后来林斤澜在同一篇文章中说：这时的汪曾祺，“冬日羊羔长袍长及脚面，小步踢踏，背微驼，一杯绿茶，一支纸烟。年方三十，不够遗老足够遗少。”1950年代汪曾祺的形象跃然纸上。 从理论层面看，通俗文艺是大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形式。通过通俗文艺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需要，并且实现对人民大众的教育，是初期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最重要的目的。1949年9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宣布成立，但文艺界“争取小市民读者”的工作已经先期展开。 但是，初期社会主义的文艺实践确实是一条风雨不平路。 从1950年9月创刊到1978年10月的《北京文艺》，因先后发表杨雨明、端木蕻良评电影《武训传》的文章以及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28年几度沉浮，几度停刊又复刊，走过了一条风雨不平路，发表的作品大多相貌平平乏善可陈。但偶尔也有好作品发表，比如《北京文艺》1956年11月号发表的浩然小说处女作《喜鹊登枝》，还有两篇“名动天下”的文章：一篇是从维熙的《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点质疑》，一篇是刘绍棠的《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这两篇文章成为那个时代“引蛇出洞”的代表性事件。后来从维熙在《走向混沌（从维熙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件事情的真相。《北京文艺》二次创刊也发表了一些重要的作品。比如1960年1月号连载了曲波的长篇小说《山呼海啸》、汝龙译的《契诃夫小说两篇》、1962年4月号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1962年10月号发表了郭小川的著名诗歌《甘蔗林——青纱帐》、1964年2月号发表了毛泽东诗词十首等。而影响最大、甚至改变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历史命运的作品，是1961年第1期吴晗的历史剧本《海瑞罢官》。1972年至1976年，刊物先后刊登了剧本《海港》、浩然的小说《金光大道》、张永枚的诗报告《西沙之战》、张天民的电影文学剧本《创业》。这些作品是1970年代最重要作品的一部分。当然，这些作品具体内容和书写倾向也并不完全一致，特别是电影文学剧本《创业》，是那一时期难得的好作品。但是，电影放映后，遭受到江青等人的批判并被打入冷宫，直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创业》才得以重见天日。 尽管主编们谨慎行事，努力追随时代的潮流，但是，大江大河波澜处，《北京文艺》无可避免地处在“漩涡”中心。如果从70年历史的角度看，这28年可以看作是《北京文学》的前史，它与初期社会主义文艺政策的不断调整和不确定性的历史背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大时代的文学重镇和风向标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实质上是一场呼唤社会主义新时期伟大变革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巨变的先导。1978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国文联和全国各文艺家协会恢复工作。1979年10月30日，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邓小平同志与会并发表了讲话。邓小平的讲话给文学艺术工作者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一个新的文艺时代到来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78年10月，李清泉调《北京文艺》任主要负责人。李清泉是江西萍乡人，中共党员。李清泉在《北京文学》的口碑，与他的资历和地位有一定的关系，但更有关系的是他的编辑眼光、胆识和担当。他上任伊始，就提出编发稿件要注重“真实性、思想性、艺术性”，对有潜力的作者实行“集束手榴弹”的办法重点培养。他着力推出的作者有张洁、陈建功、陈祖芬、理由、王安忆、张宇、张辛欣等。这个时期的《北京文学》被文学界公认为文学期刊的翘楚，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王蒙的《风筝飘带》、方之的《内奸》、汪曾祺的《受戒》等传诵一时。 《北京文艺》1978年第7期发表了张洁的小说处女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其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风格和气息，在时代交替之际如星光闪烁在天际。小说获得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但是，张洁影响更大的作品是1979年第11期《北京文艺》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这是一部理想主义的爱情颂歌和挽歌，是对理想爱情的无声言说和向往。张洁以极大的勇气探寻并揭示了人在情感领域的隐痛，将那隐秘的角落公诸于世，开启了对人的关怀诉诸于个人情感领域的先河。《爱，是不能忘记的》没有获奖，但它给张洁带来的声誉已经写进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后来张洁说：“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一些难忘的人和事。《北京文学》和我的关系，便属于这难忘之列，恐怕还要写进我的档案里。我的第一篇小说是在这里发表的，并且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张洁诚恳地谈到了李清泉主编。她曾经去找李清泉主编聊天：“他放下正在终审的稿件，耐心地听我语无伦次、头脚颠倒地讲我那已经写完或尚在酝酿中的故事，不时地与我辩论、讨论，并提出宝贵的意见。他曾写信给我，也曾当面向我提出作家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沉重的翅膀》最早的创作动机，也可以说是从这里来的。他是一个尊重艺术规律的编者，也是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领导。”作为主编的李清泉的衡文眼光和正直人品可见一斑。 1980年第10期起，《北京文艺》改名为《北京文学》。这一期的《北京文学》发表了汪曾祺的《受戒》。《受戒》一出文坛便引起震动，各种不同的议论充斥文坛。1980年代初期，当汪曾祺重新以小说家身份面世时，他那股清新飘逸、隽永空灵之风，让文学界耳目一新。小说的用意显然不在于表达作者对佛门佛事的探讨。重要的是，他传达出了东方日常生活的情调，传达出了普通人对生活的乐观态度。那白描的笔致和简约的语言，也如教科书般地影响了当代小说的创作。更重要的是，通过《受戒》，当代小说接续了“京派小说”、特别是沈从文的传统，现代文学的遗风流韵在当代有了回响。由于当时文学界对《受戒》评价的犹豫不决，1980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没有授予《受戒》。1981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授予了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大淖记事》当然也是一篇优秀的小说，是带有明确的汪氏风格的小说。但实事求是地说，《大淖记事》在艺术性上不如《受戒》更浑然天成。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授予《大淖记事》，可以看作是对《受戒》和汪氏风格的追认。 《受戒》的发表并非顺风顺水。李清泉后来回忆说：“我不仅面对着《受戒》，还面对着作者的一纸短简，其中说，发表它是需要胆量的。这话由作者说和由别人说，作用迥异。但我还是心地平静毫不犹豫地签发了。”每每读到这里，内心总会涌起极大的感动和激动。李清泉是著名编辑，著名的文学工作组织者，但他更是一个沐浴着现代霞光的知识分子。他的勇气、见识和胆量，今天看来竟恍如隔世。 与汪曾祺齐名的短篇小说大师是林斤澜先生。1981年第7期的《北京文学》发表林斤澜的《头像》，在当时也是振聋发聩之作。如果说汪曾祺的小说是抒情的，那么，林斤澜的小说就是象征的。那时的青年新锐批评家黄子平说：“林斤澜是为现时代写作的作家。他的小说不仅取材于当代现实生活，贴近着现实生活，而且熔铸了与同时代人相通的真情实感。说到底，他那独特的艺术风格，也不完全是由作家本人的主观体验决定的，仍然是此时此地现实生活的产物。对于真正的作家，新形式只能是新的生活内容的必然结果。因此，一个扎根于现实生活的作家，他的艺术独特性是不容漠视的。”汪曾祺的《受戒》和林斤澜的《头像》这两篇小说的重要，就在于它在那个时代改变了小说创作的整体格局，不同风格、不同写法的小说，都获得了合法性的地位。《北京文学》率先发表了这样的小说，开一代先河，功莫大焉。这样的文学行为，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趋势是完全一致的。 许多年之后，新老作家们对李清泉主编还是念念不忘。王蒙说：“李清泉同志任主编那段拨乱反正时期也是文学刊物的黄金时代，方之的《内奸》、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都是被其他刊物退稿，被《北京文学》发表，然后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的。”陈建功说：“在《北京文学》的发展史上，李清泉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总编辑，他的文学精神和主张，奠定了《北京文学》作为我国当代文学名刊的风骨。它不趋风、不阿世，怀抱纯正的人文理想，关注着变幻的时代风云。既崇高，又朴实；既厚重，又灵动；既有一以贯之的操守，又有千姿百态的风格。”李清泉主编虽然只在《北京文学》工作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但无论《北京文学》的同仁还是作家们，都对他感佩有加称赞不已。 一份文学刊物，某种意义上就是主编的刊物。1978年以后的《北京文学》，除了李清泉之外，谭谊、张志民、杨沫、王蒙、苏辛群、周雁如、林斤澜、李陀、陈世崇、浩然、傅用霖、章德宁、杨晓升等主要负责人前赴后继，是《北京文学》一直处于文学前沿的关键性人物。当然，无论谁任主编，衡定刊物的大小或影响力，无外乎发表了什么样的作品、团结了哪些作家、培养了哪些作家，以及在怎样的程度上参与了社会公共事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1980年代以来的《北京文学》可以说占尽风光。从1978年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以来，先后有邓友梅的《话说陶然亭》《那五》，方之的《内奸》，母国政的《我们家的炊事员》，理由的《中年颂》，锦云、王毅的《笨人王老大》，陈建功的《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汪曾祺的《大淖记事》，林斤澜的《头像》，柯岩的《癌症不等于死亡》，陶正的《逍遥之乐》，李杭育的《沙灶遗风》，张洁的《条件尚未成熟》，邹志安的《哦，小公马》《支书下台唱大戏》，阿成的《年关六赋》，董保存的《毛泽东和蒙哥马利》，刘恒的《天知地知》，李鸣生的《中国863》，刘庆邦的《鞋》，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蒋韵的《心爱的树》等，先后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或鲁迅文学奖。获其他各种奖项的作品不计其数。没有获全国大奖但产生全国影响的作品如王蒙的《风筝飘带》，汪曾祺的《受戒》，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9号》，徐小斌的《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宗璞的《我是谁》，王安忆的《雨，沙沙沙》，余华的《现实一种》《十八岁出门远行》，李佩甫的《无边无际的早晨》，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乔典运的《问天》，刘庆邦的《走窑汉》，毕淑敏的《预约死亡》，苏童的《桑园留念》，王小波的《万寿寺》，莫言的《枯河》，刘恒的《伏羲伏羲》《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震云的《单位》，谈歌的《天下荒年》等。这些作品无论对作者还是对当代文坛，都意义深远重大。一个刊物能发表这样多的优秀作品，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林斤澜和李陀主持《北京文学》（1986年3月-1989年10月）的时候，《北京文学》经历了它的又一次发展高峰。林斤澜很开明，而李陀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人，他敏锐地接受和吸纳很多新观念、新思潮，而且他和青年作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们二人任正副主编，给杂志带来了新的气象。 1988年第2期的《北京文学》，发起了“伪现代派”的讨论。这个讨论可以看作是1982年徐迟发表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以及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在《上海文学》发表的史称“小风筝”的关于现代派争论的继续。不同的是，《北京文学》刊发了黄子平的《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更深入、也更学术化地讨论了这一问题。“伪现代派”的说法最早是文学界私下交谈和座谈会上提出的，使用者以某种现代派作为参照，指责中国的现代派并不是真正的现代派。黄子平从“伪现代派”的由来和所指谈起，认为这是一个充满了歧义的术语，“伪现代派”不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理论概念，而是处于开放和急剧变动的文学过程中产生的，被许多“权力意愿”认为是顺手、便利的一个批评术语。20年之后的2008年，洪子诚非常赞赏地说：“这个缠绕不清的问题，经他在中西、古今等关系的层面上讲得这么清楚，也揭示了论争中问题的症结”。黄子平作品发表后，李陀在《北京文学》第4期发表了《也谈“伪现代派”及其批评》，李陀强调的是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中国文学应该以‘现代小说’为建设目标……就我们中国现代小说来说，就是注意吸收、借鉴西方现代派小说中有益的技巧因素或美学因素。”这场关于“现代派小说”的争论，经过这次发酵，再次引起了新一轮讨论。1988年第6期《北京文学》发表了张首映的《“伪现代派”与“西体中用”驳议》，第8期发表了贺绍俊、潘凯雄的《关于“剥离”的“剥离”》等文章。这是《北京文学》在1980年代发起的有较大学术影响的一次讨论。 后来，《北京文学》又陆续发起了“新体验小说”的创作大联展；推出“中国知青专号”，以纪念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发表过“断裂”问卷和56位青年作家评论家的答卷，成为震动文坛和思想界的“断裂”事件。1999年4月16日，《北京文学》连同《诗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作协等单位共同主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市平谷县盘峰宾馆召开。这次诗歌研讨会后来被称为“盘峰诗会”，也被称为“盘峰论剑”，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即便是进入新世纪，《北京文学》依然保持办刊之外关注并参与文学公共话题探讨与引领的传统。2002年5月20至21日，《北京文学》编辑部与《北京日报》联合发起并举办“她世纪与当代女性写作研讨会”；2006年4月18至19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举办“文学与底层”研讨会；《北京文学》2010年第1期至第6期开展了“如何评价当代中国文学的成就”的系列讨论。这些讨论，表明《北京文学》积极参与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核心话题，对文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组织作家和批评家及时地发表了看法。这是刊物能够一直站在文学前沿的重要条件。 说《北京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是指它的敏锐性和包容性。《受戒》是他们闻风而动势在必得的一个典型事例；80年代开始，《北京文学》未必是最先锋的文学刊物，但是《北京文学》是最早发现并发表余华作品的刊物。1984年，《北京文学》连续三期发表他的作品：短篇小说处女作《星星》发表于1984年第1期；短篇小说《竹女》发表于1984年第3期；短篇小说《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发表于1984年第4期。此后，余华的重要作品如《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古典爱情》《往事与刑罚》等，都先后发表在《北京文学》。后来余华在《回忆17年前》中，深情地回忆了他与《北京文学》的交往，他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1998年夏天，魏微还是一个刚出道的青年作家。某天一个朋友电话给她说《北京文学》正在找你。结果是章德宁在找魏微，要发魏微的一篇小说。魏微说，就为了一篇小说，他们找了我近半年的时间。这件事情让我特别感动。后来我想，他们其实可以不发我的小说。那时候，我刚开始写小说，也不太有人知道我，完全是个新人。章德宁，是1976年就在《北京文学》工作的资深编辑，她责编的作家从王蒙到魏微到更年轻的作家，她一直做到《北京文学》杂志社的社长。其他作家像甘铁生、潘军、阿成、张辛欣、王小波、何申、谈歌、徐小斌、周梅森、徐坤、王芫、丁天、石一枫等，他们的成长，都与《北京文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提及的作家是刘恒。刘恒原是《北京文学》的编辑，后来是北京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他以短篇小说处女作《小石磨》从《北京文学》起步，以卓越的才华和勤奋的写作跃上文坛，并成为一位跨越多界的文学家。他1986年发表的小说《狗日的粮食》获1985-1986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天知地知》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此后，陆续发表的《狼窝》《力气》《白涡》《虚证》《伏羲伏羲》《苍河白日梦》《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中长篇小说，是当代小说的翘楚之作。一份刊物能够和这样多有影响力作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还有什么能够比这份荣耀更值得骄傲？这些作家，就是《北京文学》最重要的资本。 新世纪的守正创新 1992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动身南巡。南巡讲话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判断标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做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全面明确的阐述。小平同志在他的暮年，对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大局进行了精确的定位。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市场经济大潮同时也带来了文学期刊生存的困难。在新时期文学鼎盛时期，刊物发行量几十万并不罕见。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已成如烟往事。有统计说，在全国的文学刊物中，发行量过万份的约10家，能够超过10万份的只有几家。报刊数量增多，电视日趋强势，互联网迅速发展，媒体多元时代的到来，使读者不断分流，发行量在萎缩，文学期刊开始面对市场化生存的严峻挑战。为了生存，《北京文学》也必须审时度势。他们“改版转型，整容变身，投靠入伙，改弦更张”，这些举措背后都有一只隐形之手。1992年《北京文学》出版了一期《大纪实》增刊，这是刊物走向市场的一次探索和实践。1994年，《北京文学》创建董事会，后改称理事会，每年一届，一直到2002年，成为国内较早成立董事会的文学刊物。此后，举办了“京郊旅游杯”“企业之星”、九牧王杯、神华杯、新星杯等多个文学评奖活动。企业搭台，文学唱戏，跟老板握手、与企业联姻，这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期刊的真实景况。文学屈尊拉低身段，这在百年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于是，“保持文学性，寻找生长点，这是文学期刊的庄严使命”的呼声再次响起。 办刊思路、栏目与内容的拓展与探索，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比如，1996年，《北京文学》增设了“世纪观察”和“百家铮言”栏目；1998年，又增设“思想者访谈”；1999年和2000年增设的栏目更多更杂。这些努力试图矫正和改变传统文学刊物的按文体几大块的僵化的栏目组元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话题性的当下性和公共性，对话性很强的“世纪观察”和“百家铮言”栏目，凿通了文学界、知识界和大众读者之间的壁垒。最具代表性的是1997年第11期，“世纪观察”栏目以“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为题，发表了邹静之的《女儿的作业》、王丽的《中学语文教学手记》、薛毅的《文学教育的悲哀》三篇文章，在社会上引发一场有关中国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引起很大反响。 1997年，《北京文学》又推出国内首个文学排行榜——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评选对象包括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4种体裁，最初是每半年评选一次，2007年起改为每年一次并延续至今。此排行榜的宗旨是把一定时间段里全国最新的文学作品，精选荟萃，奉献给文学的忠实读者。这也是迄今国内创办最早、评选门类最多的惟一一个综合性文学排行榜。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北京文学》的几届编辑们千方百计、不断探索寻求突破，虽然步履维艰，但他们不改初心，付出的不仅仅涉及心血和汗水。于是，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学背景，需要文学界更深入的思考，更需要文学期刊进一步的探索与突破。 新世纪之初的2001年，时任执行副主编杨晓升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一篇《市场经济时代，文学期刊向何处去》的文章。文章深入分析了文学刊物的处境，认为十几年来，文学杂志普遍陷入窘境，发行量严重萎缩，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当今信息社会媒体的高度发达、读者阅读的可选择性大大增加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传统文学杂志面对业已形成的市场经济局面，未能很好地从内容设置、管理运营等方面顺应市场发展的要求密切相关。社会上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文学已逐渐丧失其往昔的魅力。这种观点如果是针对文学艺术的魅力本身，显然站不住脚。 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的轰动效应已经成为过去，但是，百年来文学的自我期许以及读者对文学怀有的期待，并没有成为过去。这时《北京文学》进一步调整了自我定位，希望刊物能够“热切关注现实、敏锐紧跟时代、真诚贴近读者、精心策划组织作品，它显示了一份文学杂志更大的关怀和更广阔的视野”。因此，守正创新是新世纪《北京文学》最重要的特点。 与此一思路相呼应的是，2003年1月，时任社长的章德宁亲手策划并创办了《北京文学》选刊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定位为：“精选·好看·典藏”“撷千种报刊精华，创独家选刊气象”，该刊以“第一时间精选全国最优秀的中篇小说”为办刊宗旨。这也是全国原创文学期刊最早办选刊的先例，而后几年，《当代》《长江文艺》争相效仿《北京文学》创办选刊版。 与此同时，由执行主编杨晓升具体担纲负责的原创版《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则沿着他的思路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版与创新。 “现实中国”是新版《北京文学》中的一个重头栏目。自2001年改版以来，这个栏目每期必发一篇报告文学作品，且内容切入当今百姓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或潜在的热点问题。这个栏目既最大限度地强化了这本文学杂志的现实感和社会性，丰富了传统文学杂志相对单一的形式和内容，又进一步地体现了这本文学杂志的大众性，更多地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普通读者的阅读。《北京文学》每期的报告文学作品一经刊发，常常被全国各地报纸争相连载。其中有影响广泛的《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老年悲歌》《天使在作战》《天堂上的云朵》《留守北大荒的知青》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 女作家曲兰发表在《北京文学》的两篇报告文学：2002年第5期的《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2003年第6期的《老年悲歌》，奇迹般先后促成上述两期杂志的脱销，分别被全国十几家报刊广泛转载，这是在伤痕文学引发的轰动效应沉寂20余年之后的奇迹。两篇报告文学发表后所引起的巨大反响，让《北京文学》编辑部更坚定了让文学杂志关注现实、贴近生活、贴近读者的信心，同时也坚持每期策划、组织并发表关注社会、直面现实与人生的报告文学作品，并逐渐培养起了各界读者对刊物的阅读期待，“现实中国”于是很快成为《北京文学》的“焦点访谈”和品牌栏目。 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是“现实中国”这个报告文学栏目中影响更广泛的作品。这篇报告文学以强烈的现实感和忧患意识，塑造了上海女医生陈晓兰的形象，描写了她为揭露个别医院的医疗腐败、医德沦丧所作的努力与牺牲。《天使在作战》读来令人惊心动魄，也令人忧心和愤怒，又为之震撼不已。作品在《北京文学》（精彩阅读）一经发表，即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天使在作战》和蒋韵发表在《北京文学》的中篇小说《心爱的树》双双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天使在作战》发表于《北京文学》上，作品仅有3万余字，勉强算得上“中篇”，而其他获奖的4部作品无一例外为长篇。作者朱晓军是大学教师，也是五位获奖作家中惟一的业余作家。全票入选鲁迅文学奖的《天使在作战》，使朱晓军迅速成为报告文学的重要作家而备受关注。作品的主人公、上海医生陈晓兰因此也引起央视的关注，并且成为当年度央视评选的“感动中国”人物。而第四届的鲁迅文学奖评选中，专门提到要重视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广泛的影响力，使《北京文学》作品被转载率迅速上升，由原先的每年五六十篇次上升到平均每年的百余篇次。迄今为止，《北京文学》的报告文学，几乎年年成为国内几种权威报告文学年选入选篇目最多的。《北京文学》因此被誉为“新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新重镇”。 改刊后的《北京文学》还设置了“文化观察”栏目，接连推出的大众文化话题讨论，更是开国内文学期刊持续与公众互动的先河。新世纪以来《北京文学》讨论题目先后有：“寻找文学存在的理由”“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文学青年”“向当代文坛进言”“中国高考向何处去”“中国医疗改革向何处去”“我们今天怎样做父母”“韩寒们与传统文坛为何势不两立”“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中国职称评聘制度向何处去”等。“现实中国”和“文化观察”栏目讨论和表达的问题，既有与文学相关的问题，更有广大读者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比如教育问题，职称评聘问题等。 所有这些举措，使《北京文学》在大浪淘沙的市场经济严峻条件下，依然能够保持激流勇进的姿态和立场。当然，北京财政对《北京文学》的支持力度，在国内也是领先的。新世纪的《北京文学》继续扬帆远航。我们看到，2003年新世纪第一届“《北京文学》奖”有苏童、阿来、陆文夫、牛汉、蔡其矫等36人分获不同奖项；后来，在历届评奖中，王蒙、铁凝、潘军、叶广芩、严歌苓、王安忆、池莉、毕淑敏、陈应松、蒋韵、毕飞宇、朱晓军、刘庆邦、何建明、朱玉、韩少功、乔叶、迟子建、范小青、李唯、荆永鸣、石钟山、张欣、张炜、杨少衡、党益民、阎纲、郭文斌、季栋梁、邵丽、梁晓声、陈世旭、葛水平、须一瓜、裘山山、尤凤伟、孙春平、黄蓓佳、马晓丽、尹学芸、南翔、黄咏梅、阿袁、吴君、老藤等先后获奖。这些获奖的作家作品，就是《北京文学》新世纪的“硬核”作家和作品。有了这些作家和作品，《北京文学》就胜券在握遍地风流。 现在的《北京文学》，由于刊物地位和优厚的稿酬标准，团结了越来越多的不同代际的作家。 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是《北京文学》自创刊以来的优秀传统。浩然、张洁、王安忆、刘恒、张辛欣、余华、徐小斌、石一枫等知名作家，他们的小说处女作无一例外发表在《北京文学》。新版的《北京文学》也继承了杂志重视文学新人、致力于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的传统，“新人自荐”这个栏目就是专门为作者发表小说处女作设立的。小说处女作从何而来？当然主要是从大量的自然来稿中披沙拣金挑出来的。看自然来稿一如大海捞针，艰难而辛苦，但他们坚持不懈、乐此不疲。自2001年改版至今的近20年来，“新人自荐”栏目几乎每期都发表小说处女作，同时配发编辑或评论家对作品的点评。周美兰、王秀云、毛银鹏、蔚然、常芳、秦锦屏、钟正林、毛建军、冯俊科、王海霞、刘紫剑、翘楚、张奇、彭敏、李菁、宋凯琳、赵依、王军等都是曾在《北京文学》发表处女作的新人，如今都逐步走向文坛。据悉，虽非发表处女作，但在新世纪以来的《北京文学》发表作品后逐渐引起关注的作家，更是数不胜数。 由于《北京文学》的办刊成就，新世纪以来，刊物获得了无数的荣誉和奖项。由中国新闻出版科学研究院、期刊数字传播研究院、龙源数字传媒集团等单位联合发布的历年“中文电子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TOP100排行”数据分析报告显示，据迄今已经发布的报告，总共4000余份期刊网络阅读排行中，《北京文学》2005～2018连续14次进入龙源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国内排行100强，10次进入龙源阅读海外排行100强，多年来有数十家媒体关注并报道了《北京文学》的创新与改革。多年来《北京文学》作品在《小说选刊》优秀小说奖、《小说月刊》百花奖、年度中国报告文学大奖、中国传记学会优秀传记文学奖、各种文学排行榜中屡屡获奖。 2009年，在由中国期刊协会联合北方11个省市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北方优秀期刊奖”评选中，《北京文学》荣获“中国北方十佳期刊”称号；2016年，《北京文学》进入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发布的“中国期刊海外发行百强”榜；2018年，《北京文学》被中国期刊协会和中国期刊交易博览会评为“2018年中国最美期刊”和“2018期刊数字影响力100强”；2019年，《北京文学》荣获“新中国70年精品期刊”称号。 《北京文学》70年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北京文学70年的发展史，也是当代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部分。70年来，《北京文学》形成了自己鲜明稳定的特点和风格，这就是：形象正大、引领风潮、扶持新人、锐意创新 。 一、形象正大。作为北京的文学刊物，是这座城市的文学、文化符号，形象正大是《北京文学》最重要的特点。这一如北京的方正、堂皇、阔大又气象万千的城市结构一样，既有天坛、故宫“中轴线”这样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主流叙事”，同时也有四合院、小胡同百姓温情的民间修辞。但是，无论是“国家叙事”还是“民间修辞”，北京的气象格局终还在正大的表述中。《北京文学》因隶属关系，是“地方性”或区域性的杂志。但北京作为首都的特殊性，其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同时具有了“国家”文学的含义。另一方面，文学的北京不是一个“户籍”概念，而是一个“大北京”的概念，“大北京”极大地拓展了北京的文学疆域，它让那些在京的“外省”作家同样有归属感和依托感。这些作家的题材、体裁、人物和故事，其丰富性超越了北京的地域性。因此，包容性是《北京文学》正大形象的一部分。 二、引领风潮。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开放的国内国际环境，使北京作家有了得天独厚的文学条件，各种文学信息在北京汇集，不同身份的文学家以文学的名义在北京相会，国内外的文学消息和文学家的彼此往来，使《北京文学》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视野和气氛。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北京文学》创作和批评，都因其对社会和现实世界的敏锐感知和宽广视野，因其不同凡响的万千气象而备受瞩目。它引领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它制造潮流也反击潮流，它产生大师也颠覆大师，它造就文化英雄也批判文化英雄……北京是当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文学发动机和实验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就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缩影。而《北京文学》就是引领风潮的载体。 三、扶持新人。北京文学创作和批评人才辈出，与《北京文学》对新人的扶持密切相关。上世纪80年代北京文坛是个群星璀璨的年代，各种文学潮流都有领袖人物和代表性作品，《北京文学》在国内的地位可见一斑。1990年代，文学的语境发生了变化，但这个变化并没有影响《北京文学》对文学的重新理解和关注的努力，因此它作为文学生产、传播以及评论的中心地位稳定又坚固。不同的是，那种单一的社会历史叙事，被代之以具体的、个性的、丰富的、复杂的、以及宏大和边缘等共同构成的多样文学景观。多样化或多元化的文学格局，不仅仅是一种理想而是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北京文学》新人的不断涌现，让刊物发现了更年轻的文学资源。尊重更年轻的个人阅历和知识背景，使《北京文学》发表的作品呈现出更年轻的风采。新人是文学新面貌的创造者，只有不断发现、扶持文学新人，文学杂志才有可以期待的未来。 四、锐意创新。创新不止是一个时尚的潮流，一个流行的口号。它是由一个个可实施操作的、具体的方案构成的。我们常说文学有永恒的主题，但文学没有永恒的杂志。从1980年代到现在，萎缩颓败甚至消失的文学杂志难以计数。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文学实践环境中，文学杂志如何在坚持文学性的情况下生存，是所有文学杂志面对的最大问题。《北京文学》当然也概莫能外。当然，创新主要的还是文学作品的创新，这是文学杂志的根本命脉。没有好的作品，有再多好主意，都与文学杂志无关。因此，抓好作品一直是《北京文学》不变的办刊思想；另一方面，审时度势，不断调整栏目，加大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是《北京文学》创新的最大看点。许多年以来，《北京文学》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于自己刊物发展的道路。 上述四点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北京文学》70年的历史，是中国当代文学70年历史的一部分。如果简约概括《北京文学》70年历史的话，那就是——风雨七十载，风流大道行。 祝愿《北京文学》在未来的日子里风采依然，风流依旧。 相关阅读 陈建功：我与《北京文学》 《北京文学》评出“2019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 《北京文学》鲁奖获奖小说专号热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