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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钧鹏评《文字的力量》：文字的胜利  《文字的力量——文学如何塑造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美]马丁·普克纳著，陈芳代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7月出版，448页，58.00元 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曾指出，故事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如果他的社会科学论证尚不足以说服所有人，马丁·普克纳（Martin Puchner）的《文字的力量》则从文学角度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我们所知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故事开创的，而文字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普克纳1969年生于纽伦堡，先后在德国、意大利和美国接受教育，并曾在高中和大学期间从事表演、编导和作曲工作。他于1998年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任该校戏剧、英语和比较文学讲席教授，曾主编被西方大学课堂广泛采用的六卷本《诺顿世界文学选》。生性不安分的普克纳坚持将文本阅读和田野调研结合起来。“在探索文学的故事的过程中，我变得焦躁不安。仅仅坐在书桌前思考文学如何塑造了我们和我们星球的历史，感觉很奇怪。我必须前往这些伟大的文本和发明诞生的地方。”普克纳在前言中揭示了自己因写作此书而周游世界的原因。 阅读《文字的力量》不啻为展开一场奇妙的时空之旅。从土耳其西北部的特洛伊遗址到圣卢西亚的小渔村多芬，从以斯拉率领犹太同胞重返应许之地耶路撒冷到维基百科成为全球网民的首选信息来源，普克纳以四百多页的篇幅向我们展现了五千年的世界文学史。 我们读到荷马史诗如何塑造了马其顿王国大帝亚历山大的世界观，亚历山大如何渴望重温特洛伊战争，如何向往以最纯正的荷马史诗的方式击垮敌人，这一动机如何激励他击败波斯帝国并远征亚洲，疆域辽阔的亚历山大帝国又如何催生了亚洲的希腊化并使《伊利亚特》成为世界主义文本的典范；我们读到亚述王子亚述巴尼帕如何在年幼时学习抄写艺术，如何因此成为第一个无需依赖他人解读文字的国王，如何借文字掌控权力，如何热爱古老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如何将它抄写并保存在自己位于尼尼微的图书馆里，如何将这部史诗刻在泥板上从而保护了濒临灭绝的语言；我们读到希伯来圣经如何由一个流亡民族创作完成，不同的抄写员如何创造出影响至今的《圣经》文本，这些文本如何激励散落在异乡的犹太人返回故土，经书如何成为神圣文本并促成犹太人的集体认同。 我们读到佛陀、孔子、苏格拉底和耶稣如何不诉诸笔墨，却让自己的思想由弟子流传后世；我们读到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如何便利了经典文本在中国和世界的传世，并维系了中华帝国的官僚体系；我们读到默默无闻的日本宫女紫式部如何在一千年前创作了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自小偷学中国文字的她如何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文学的屏风、纸扇和诗歌的世界，印刷术传入日本如何使这部小说从少数人的生活指南变为获知遥远历史的窗口。 我们读到造纸术如何在公元八世纪传入阿拉伯世界，降低了文学的产出成本，促成了通俗故事《一千零一夜》的流行，并伴随阿拉伯帝国的扩张成为世界文学经典；我们读到德国商人谷登堡如何在十五世纪发明活字印刷术，用机器印制《圣经》如何在初期帮助教会控制教徒思想，修道士马丁·路德又如何借印刷术破解了教会对信仰的垄断；我们读到西班牙人在征服新大陆的同时如何带去了普遍印行的八开本《圣经》，他们如何发动“文字之战”，玛雅抄写员们如何让自身文化在文本中延续，高举“我们的词语就是我们的武器”的当代墨西哥人“副司令马科斯”如何通过文学为过去的玛雅人发声；我们读到印刷术如何扩展了西班牙文学市场，使老兵塞万提斯一跃成为粉丝无数的畅销作家，他如何与盗版者斗智斗勇，又如何在这种意义上成为第一位现代作家；我们读到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如何通过开办印刷厂和创办报纸奠定了一个“文字共和国”；我们读到德国文豪歌德如何对中国小说《好逑传》产生浓厚兴趣，并在与艾克曼对话时首次提出“世界文学”概念，而这又如何受益于谷登堡印刷术和欧洲的殖民扩张；我们读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字体裁，并在沉寂几十年后随着印刷术的改进变成一部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革命文本。 我们读到苏联作家阿赫玛托娃和索尔仁尼琴的地下文学如何重见天日，地下出版系统又如何促成了冷战的结束；我们读到代代流传于西非的《桑介塔史诗》如何作为口述故事与读写文化共存了几个世纪，它又如何在当代变成书面文字；我们读到加勒比岛国圣卢西亚如何因殖民历史而缺乏文学传统，德里克·沃尔科特如何用荷马史诗里的名字塑造当代圣卢西亚人并获诺贝尔文学奖；我们读到互联网如何在当代掀起了一场书写技术和阅读习惯的革命。 在这场文学之旅中，普克纳展现了博古通今的历史知识和无与伦比的全球视野。 如本书标题所揭示的，世界文明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字的历史。《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首先都是吟游诗人唱给听众的口述故事，书面文字在当时的希腊并不存在。直到腓尼基的旅行者在四个世纪之后给希腊带来一种脱离了物品和意义的新型文字体系，使口述与文字联系起来，荷马史诗才有了独一无二的版本，并成为世界文化的瑰宝。亚历山大要求自己的士兵和臣民通过《伊利亚特》学习阅读和写字，这不仅帮助他管辖自己打下的江山，更使希腊语成为世界性语言。公元前3000年，书面文字作为威胁政敌的工具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几百年后，一位抄写员将口述故事转换为书面符号，这改变了人类历史。公元前1200年，《吉尔伽美什史诗》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书面故事。在耶稣、佛陀、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口头教诲被弟子们写成书面文字之后，它们成为永载人类文明史册的神圣经典，而相关的解读和翻译也成为后世在文化和政治领域的斗争焦点。只为几个人而写作的《源氏物语》卷帙浩繁，只能长期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于权贵家庭。直到印刷本在十六世纪的出现，这部小说才让不同文化的读者洞悉日本中世纪平安时代的宫廷生活和内心世界。蔡伦发明（或改良）了造纸术，但它在之后数百年一直是中华文化圈苦心保守的秘密。随着造纸术在公元七世纪传入阿拉伯世界并获得改良，文字才有了扩散的媒介，思想也有了爆发的动力，阿拉伯文学也迎来黄金期。如果没有谷登堡印刷术，马丁·路德很难与势力庞大的天主教会抗衡并最终引发德意志宗教改革，塞万提斯之后的文学不会成为从写作、连载到出版、营销的一条龙过程，《共产党宣言》和潘恩的《常识》也难以成为革命青年人手一册的读物。 但同样值得回味的是，纸和印刷术固然带来了文字的力量，文字的历史也伴随着人类的不幸。大英博物馆里藏有来自公元前7世纪尼尼微的泥板画，老师训斥年幼抄写员的情景栩栩如生。在一个书写技术只为极少数人掌控的时代，文字就意味着权力，那些宣称掌握了文字玄妙的人更有望以此发号施令，这也正是亚述巴尼帕可以在宫中指挥大军的原因。耶稣、佛陀、孔子和苏格拉底决定不将自己的思想诉诸文字，而选择以对话形式开启民智，很可能与圣哲们对文字技术的担忧不无关系。到了十六世纪，当本土文化随着西班牙殖民者的到来而面临灭顶之灾时，玛雅人作出了一个痛苦的选择：用敌人的武器来延续自己的香火。《波波尔·乌》这部伟大的作品正是以拉丁文书写，印在西班牙人带来的纸上，但写下的是玛雅人自己的母语。“……再也没有地方可以看见它……君主们曾拥有一本起源之书和古老的文字，如今消失了，但就算如此，所有关于基切的事在此都已被书写完成，而基切现在名字是圣克鲁兹。”今天读到这段文字，这场书写运动的悲壮仍然力透纸背。 最令人动容的故事来自于苏联诗人阿赫玛托娃。面临秘密警察随时搜索公寓的危险，一行诗足以将她带到行刑队或劳改营，重蹈丈夫与儿子的命运。她为此顽强地抵抗书写的诱惑，每写完一段诗就背诵下来，再将写有诗的纸条烧毁。为了保留自己的心血，阿赫玛托娃绝望而顽强地向十几位最亲密的朋友反复诵读自己的诗歌，请求她们熟记于心。得知她的不朽诗作《安魂曲》是这样流传下来，我们如何能不感叹文字与文学的力量？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不仅是文字的胜利，更是自由精神的胜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