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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哨鹿》，不难发现西西以细腻的文学想象建构历史。此书乃西西采看图说故事的方式，由郎世宁等人的木兰图卷为本，以猎鹿为故事轴线，铺展出一段阿木泰行刺乾隆的长篇“小说”。“小说家”西西坦言，在撰写过程中须参阅图卷和书籍，并同意论者自己确实“拼贴了不少清人的笔记”，藉此再现历史。 《哨鹿》有两条叙事线，其一是皇室猎鹿，其二则锁定于王阿贵一家人。这两条叙事线，随着情节的展开而交叉勾连，王家的儿子来牛（满族姓名为阿木泰），后被遴选为一名哨鹿人，参加乾隆皇帝的秋弥。阿木泰原先对族群无意识感，经一陌生人点悟，方知父亲王阿贵的死与异族统治迫害有间接关系，故萌生“替爹报仇，去把皇上杀了”的意图，从内心交战到最终付诸实践的过程，在最末章《木兰》里有淋漓尽致的描绘，同时扣紧猎鹿的主题。 小说愈近尾声，愈推入高潮，直至最末两行，读者方知阿木泰不仅失败，且为乾隆不意射杀，而史册有名、亦为读者所熟悉的乾隆宠臣和珅，则在卷尾闪露关键性的一面。据此，“小说家”西西虚设、撰构的“历史”，最终仍回归至“真实的历史”轨道，“现实”的乾隆并未被虚构的“阿木泰”所暗刺，阿木泰一家的存在“证明”，彷佛侦探小说中高明而狡猾的罪犯，不留任何线索，完全灭迹。此刻，西西幻成那袭大红猩猩毡斗蓬，从“犯罪现场”消失，留待读者另一场阅读冒险的开端。 典型读者也许倾向将《哨鹿》频频出现的眼睛意象，解读成历史旁观者的观察视角。隐含作者暗示我们，这出历史剧究竟是透过谁的眼睛窥视，是叙事者、小说家西西，还是已踏进“虚构”森林的你我呢？ 谁是历史的叙事者？谁又是历史的注视者？如果我们记得西西在《我城》中的“胡说”一角，在书末彰显出书写的虚构本质，这个问题会变得更清晰。《哨鹿》中，“小说”家（或隐含作者）叙说着“史实”，和《我城》里“胡说”叙写着城市文本，两者形成有趣的对照。小说家之言终是虚言妄语，这项条款在我们进入虚构森林、与作者签署的契约中已生效并获保障。再者，即使纪实与虚构的面目模糊，我们仍可从“侧文本”的提示中判别“真正”的虚构作品的体质。据此，我们早已由书内页的介绍获知《哨鹿》为一长篇小说，而西西所代表的文本实验符号且为我们所接受，因此我们得知《哨鹿》的小说血统，而这种拼贴史实的径路，正是西西（胡）说故事的商标之一。 《哨鹿》首章《秋弥》，描述乾隆特别喜欢“舍卫城”前的南北长街，此街是以小老百姓市集聚会的街市为蓝本，所仿构出来的“装置艺术”，西西为此下了“真假不分”的注脚，又乾隆看戏一景，更为真实人生添加戏剧张力，令人不禁想及太虚幻境“假做真时真亦假”的对联。 《红楼梦》首回，甄士隐（真事隐）与贾雨村（假语村）的出场，不正应验了事无恒常、如梦如幻的人生真理？宝玉游太虚幻境，赏仙曲，竟不悟姊妹命谱就在演词中，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之理？倘以戏目、文本拟喻人生，遂直指其虚幻本质，《哨鹿》中的乾隆几度分不清现实与幻境的边境，或许正是西西暗示读者小说文类虚实难辨的“真理”，并凸显书写的虚构本质。即使其中参阅大量史料，善于拼贴艺术的西西亦可将“真事隐”去且作“假语村”言，让读者徘徊在史实砖瓦与小说枝叶缠生的迷宫中。在西西的安排下，乾隆不仅是《红楼梦》的读者，且正以“接受”的观点，将自己牵扯进《红楼梦》的棋谱内。西西在《哨鹿》中搭设戏台，让乾隆这位读者难分虚实，恍如立处迷雾之中，同时藉由穿插乾隆读思《红楼梦》的片段，织就真假、虚实之文字锦锈，透显“胡说”“真事隐”“假语村”的书写质素。更进一步来说，即使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小说家西西仍乐衷于“满纸荒唐言”的撰构。 这也正是“西西式”的“永不终结的大故事”之精神，将不同故事中的相似场景或桥段互为连结，最终形成一个“永不终结的大故事”。从阅读出发，西西在阅读与创作的游戏／实验场域内，延展出创意的“文本生命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