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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练习写作的路上，我听闻的愈多，能肯定的就愈少。我明白，话语国度里没有神，我只敬畏人的坚定。理论家伊格尔顿在《生命的意义是爵士乐团》一书里，主张“最杰出的悲剧，反映了人类对其存在之基本性质的勇气”，他判定，悲剧的“源头”，“是古希腊文化中认为生命脆弱、危险到令人恶心的生命观”。作者置身宛如布满暗雷之战区的现实世界，“虚弱的理性只能断断续续地穿透世界”，行路艰险，作者为何还能稳定创作，为何不放弃直面永无答案的问题？理论家小结，“或许，惟一的答案只存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抗压性，以及将它们化为艺术的艺术性与深度”。 伊格尔顿在论述时也展现了与所论述的悲剧作者相似的、直面存在的“勇气”。伊格尔顿想以论述建造的，借巴赫金的话说，是“某种兼表价值和时间的等级范畴”的“绝对过去”。明白这情感认同，我们才能理解他想借过去的片砖块瓦，安顿一代在话语历史中佚散的作者亡灵如活体，以虚构的秩序，加赠他们思考的一致性印记。早在欧洲“现代文学”启动前的遥远上古，他指认最早的现代主义者：将存有的艰难都“化为艺术的艺术性与深度”的古希腊悲剧作者群。 “虚弱的理性”如何“穿过生命的地雷区”？理论家坚信混沌过往是必可破译的，因一切正以对“我”独具意义的形式持续下去；伊格尔顿论证：有永恒意义的不是内容，而是能装载调和内容的活体形式，在自我生命限度内，在对人及其同伴、“我辈”的情感认同下，永不放弃求索、聆听。这“执哲学意义核心的友 谊”或许是独有人类印记的情谊；不过，即便是这样的友谊，也难免盲目与虚妄。杰出的虚构总一并指涉杰出的盲域。难以想象的只是：许多在未来我们论证“理 应”发生的事，可能其实都已发生过。 我有时想象：万一在伊格尔顿所描述的上古雷区里，真存在一位超早熟的、本分的现代主义者，在时空阻隔后，他能否被识见呢？我想，这会非常困难。主要因为那时的艺术展演需要审美机制的庞大资助：没有任何一位悲剧作者能拒绝向机制自我行销并通过审查，以获得向后世传播的强波器。也因为那时印刷与文本保留技术极端薄弱，这位现代主义者字字句句本衷于心、只面向个人的创作，无论如何更纯粹地达到“艺术性与深度”，恐怕都会形同写在空中或水上。他会是不被“我辈”友谊合歌的失踪者，虽然，伊格尔顿事关书写精神性的话语，字字句句都更适于指涉他，而非任何已为人识见的悲剧作者。 我颇想效仿理论家，动用一点后来者的盲视特权，刻意简省对时代症状、地域文化等“后现代情境”的运用，隐没别具深意的差异，想象当时间过尽，而我必须向外星人说明“文学创作者”是什么时，我也许能说：所谓“文学创作者”是一种奇怪的存有；他属于人类时间的造物，但就最符合伦理学的角度，他只能期待自己永远是新人。 他将度过一段摸索期，写作尚未对他形成准确意义，他将以相对单纯的情感，及所能运用的对虚构体裁的理解，尝试以话语劳作，对他人发声。这些带有他个人素朴的、未尽深思却再难复制的印记，既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幸运的话，他将被归类、认识与解读，也对自己有更多的参照性理解。更幸运的话，这可能是面向现世之个人创作的真实“源头”：他会对书写作为保留或替代记忆之技术存在深深的信任与不信任。悖论始于更广漠的威胁，面临取消一切记忆与情感的暴力，暴力的核心是：以存活之姿跟世界和解，通常意味着交出个人的独特性；而并非人人都能理解的是：比之伤逝，这可能令幸存的生者更愤怒。 于是，所谓“文学创作”可能是这样的：每种尝试处理人类回忆或在行使回忆保存技术的写作，在内里，对作者同时存在着嘲弄与僭越。作者像行走于悬索之上，他惟一依凭的写作路径，可能在下一步销毁他走过的步伐。特别是当他对应随着亡者消失的过往世界和某种特定生活方式时，他依凭的写作意义，有种与日俱增的反作用力，即对个人书写意义的深刻怀疑。最幸运的，他能找到调和上述一切困顿的意义形式，也许，就在欢乐高歌、容其同坐的陌生人群中；或在他意识到自己的痛哭，和写下的所有话语一样，极可能穿不透现世时间砌造的静默无风带之后。 之后，他可能像“文学创作者”的本质那样，能听闻在终将湮灭的宇宙里，惟有在场的他能听闻的。来自更长久“之后”的我，希望他有勇气，做好尽责旁听生，就已存世的一切，把能理解的写下来，在水上，在空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