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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母体的子宫到大地的墓穴，被视为是生命的全周期——而经受者成为书写者，并直面生命原生和后天被镶嵌的诸多信息及影响，则一切都可以获得重生。 是的，这非常的文学，和期待的一模一样。 通常为了便于辨析，我们会以题材、代际差异、地域和表现手法等对小说加以区隔。 所谓的书写策略，其实就是对精神隐喻的把控以及对经验的重构。贵州的乡村乡土，特定的时期，这些都不是陌生物，但是安放于此间的以意志展现的土地，却是一个非常特别，对书写者确实是一种考验。 姜东霞的书写，始终裹挟着那片生养她的土地。在《崖上花》里，痛感和困境是其精神隐喻的一种，而“我”便是最好的载体。“我”出生于干部家庭，父母来自山东，有异乡人身份感，贵州山区的大环境里，形形色色的邻里关系和孩提玩伴，此起彼伏的生死和苦乐……对这些人事物，作者给予了最大的观照与理解，犹如完成了一次灵魂跋涉，否则纵是再娴熟的技艺，也没法搭载文学的温度和远方。 就如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中所言：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在姜东霞这里，时空的边界转换，并不仅仅是叙事性的牵动，而是借由日常、成长与心灵的书写，以及表现形式所激活的张力，有效抵达那些被日常性和宏大叙事双双遮蔽掉的存在物。 因此，《崖上花》更像是对缺失在公共记忆及感知里的“某种生活图景”进行了矫正，从而消解了历史及其虚无性。当然，更值得称道的是其文本的风格和体例，其间许多的“穿插物”，既是结构的生成，更是书写的多向度，二者浑然天成，犹如阳光照到大地那么自然。如时间轴，童谚和歌声，数次的搬家，房前屋后的桂花树、苹果树，山野里的各种花儿，玩伴和死亡 ，包括“轰哧！轰哧！妈妈把缝纫机踩得飞快”的场景重复，随着时空转移，无一不是对生命觉知的忠实记载。 《崖上花》的探索性和先锋性是不言而喻的。时空现实的我，写作的我，真相的我，始终并行存在，一起在文本中生长，并呈现出这样的生命图谱：经由“我”打量过的童年，绝不是现实生命的草创期，而是代替苍生再次周遭、领受，重新去触摸，借由“我”和其他的生命叠加、移位和同构，甚至同体，实行一次特别的自我主体确认与命名。 与此同时，作者的语言实践，也成为其性灵呈现的有机构成。《崖上花》的表达非常多元，语句时而沉寂，时而空灵，有现实语境的物象，也有诗性意象，就如紫蓟花和贵州、山东两地的方言，连接着贵州和“我”父母的山东，山与海就这么奇特地交织了，在生命的虚弱和生活的困境中，犹如没有根的根，虚实莫辨，亦是一种身份确认，饱含了对母性温暖的永生呼唤。 “可怜的公鸡不长记性的公鸡；如果我的奶奶不那么好面子，土改时村人也不会把她吊起来。这个让我感觉难过和害怕的事，在奶奶嘴里似乎也变成了另外一种荣耀。”小说开篇就是焦虑与童真交织，弥漫着寻求出路的执拗，以及没完没了的各种困扰。比如“奶奶”，承载着那一个时代的民间中国梦，一方面执著延续香火，一方面企望显贵甚至君临天下，生活有再多的重负和不堪，她的身份诉求始终不会动摇。 令文化根基和个体经验相互叠加，针对不同的个体生命及经验，姜东霞赋予了差异化的精神面向与表现策略。每一个生命体都如此平等，他们一方面在生活环境中发散和衍化着自我，一方面外部环境的一切又在回应和侵蚀这个自我，其命运在宿命与变数间游走，各有各的局，各有各的拘囿和抗挣，呈现得非常的鲜活、具体，阅读的代入感相当强烈。 文字的力量，往往来自作家内心的投影。枪毙“冯驼背”的宣判大会，结束一个生命只是显态的交待，真正的隐喻是“我”与其他“观众”。“雨是一定要下的，那么多的人，一人出一把汗，大雨就会落下来；武装人员将他们一个个搡下车，一共五个人连滚带爬地试图站起来。”这样的文字，没有刻意的启承转合，就像时光及奥秘的本然回放。让人觉得那个特定时空的生老病死，四处都是敞开的，有些口子可以不管不顾，有些则又自动收拢。 生活的鲜活与执拗，常会以悖论出现，哭和笑都不由你，正如焦虑是亘古之物，日常中的“小确幸”亦然：“于是我就想着飞机来了，它到处丢炸弹，可是它白白丢了那么多炸弹，我们却在洞里吃葡萄。” 这正是作者的高妙之处。时空及记忆、场境、细节,修辞只是舟伐，对于“我”而言，成长经验已被重置：集体性同构的经验、个人欲求、愿景、情感依托，种种情状与命运走向，全都不可确定。所以“我”坦承生活的不堪一击：投降吧，我们一起投降，做一个会脸红的叛徒。 一般而言，对场景及人事物的描写，都要深思对素材和元素的运用，犹如精打细算用几枚棋撑起一个局。姜东霞则不，万物皆有场，草木皆兵，其文字内蕴和信息量很大，语序密集，但并不驳杂含混，更不耽于描写，她知道自己在干嘛，绝不是为了故事的一吐为快：“她们走了，我捂住脸躺到床上，风狂乱地吹着，鸡把声音扯到了超出它的长度，回荡在空寂的坝子里。甚至我一生中的绝望感，就是从那个中午开始的。” 在叙事的同时，作者有效完成了内心的深度扫描。包括对方言的策略性化用，令烟火气和诗性并行，显得又超拔又内化，其间许多非常诗化与哲思交融的妙句，在虚实不定的魔幻蒙太奇场景随机露出。如在“我”及玩伴们渴望看见狼又不被狼伤害的傍晚，一种童真式的兴奋期待中，另一个生命正在退场。“她一边接水一边咳嗽，自来水的声音在她咳嗽的间歇里，时断时续地传过来。看不见狼的夜晚，她的声音让我们觉得夜晚突然浑浊起来。” 自来水和咳嗽的声音，引发了夜的浑浊——这种貌似的随机变量，是阅读中的哲学式“打岔”。这神一样的“打岔”，显得非常简化，甚至不经意，却将生命的预设和渴慕，生命间的抵消、错位和焦虑和盘托出。包括贪玩的小男孩“小坏”，镶嵌着宿命的心脏病，遇见姐姐玩笑中的一个屁；跳马兰花的同学李珍；冷不丁出现的弹弓手；给陈永贵献过花的潘小梅，很多细部和转场都处理得足够简明，却触目惊心。 “疯子和秧鸡是有默契的。”作者之所以擅于生产妙句，是出于她拥有一种近乎女巫般的感通能力，了知生命与生命之间，常有局外人无法了知的奥秘：“我”不能获得一只秧鸡，疯子却可以。我的欲求需要疯子来满足。疯子走了，她为我留下秧鸡、生命和春天的景象。 或许，只有女巫式的作家才会向在这尘世留存过的生命致敬，并伙同他们达成一种重生？“暗室就在我们家的斜对面隔着马路，我们能时时看见里面的人，脸苍白的印在玻璃窗里，有些浮肿。” 事物和人，“我”的玩伴和同学、村民，特定的社群构成，无一不是多重视角的扫描，无论隐态和显态的表现，皆直面生存现实与精神困境，无一不是一种实验性的质素。这样的“匠心”，的确能够赋予文本思想上的穿透力和感知上的魔法魅力。 是的，本然的奥秘在上帝手里，不可能在被创造者手里，乐意推动生命的进阶，这正是文学超越“人设及道德”的力量，得以呈现人性及生命的全息图景。故事始终在原处，随时在消散和聚合，每一轮的最后，只剩下难以言诠的怜惜和爱。如果硬要提及作家的良知，莫过若此。 某种意义上看，现实世界才是最大的幻觉，对于其间种种的迷失，不会有准确答案，而对真相的触摸、靠近和瞬时的交融，都是不可言说的言说。正如山间有花，田野有花，还有作者心里的花，随处都是花，而“崖上花”，本身就是光亮与希望的寓指——万物的本然存在，是通过不假思索的情状而达成对我们的教育。作家，不过只是感通者和记录者。 感此，在这样一个时代，作者和读者，如果于此相应，便是一种人间奇迹，等同于现实世界里的两类偏执狂，一起干着不合时宜的事：没有对高远之物的读和写，只是彼此都放心不下这置于尘世的肉身，必须衔住所有的泪水和心动，相互滋养和认领，共同催生另一个世界。 是的，这非常的文学，和期待的一模一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