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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榆林，有一位年近七旬的张雷威，从50多岁开始下乡扶贫，一直干到现在，腿摔断了继续干，各县老百姓都叫他“扶贫官”，这是天下唯一由老百姓赋予的“官称”。在新疆，每个干部车后备箱都放着一卷行李，每周必须到老乡家住一至两晚，通过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和手机语音通话的方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爱国主义。在墨平县的超大夜市，灯火辉煌、人山人海，生活气氛和谐。一位维吾尔族大师傅戴着大围裙，上面绣着一面鲜红国旗，我问谁绣的，他说是老婆绣的。在贵州铜仁大山里，一位老兵在自卫反击战中救回三位战友、自己却失去两条小腿，他的包里天天装着当年的战友花名册，靠假肢下乡扶贫转战八个村，后来卖了自己的房子种植数千亩茶园，安排当地乡亲就业。访谈时他突然把假肢“砰”的一声甩到屋角，大叫：“我现在能上能下，怕什么！”那一刻我泪流满面。他的手机声就是军号声，因为他，我把自己的手机铃声也改成了军号声。在上海，一位年轻博士到西藏支教，把一所九年制中学办成全藏最优秀的学校；在黑龙江，因地方病穷困了数十年的“傻子屯”经过两代村支书努力和驻村工作队的帮助，变成富裕村，出了70名大学生、3名硕士、3名博士。在扶贫攻坚战进入最关键的时刻，新冠疫情又突袭而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举国上下闻风而动，两面作战，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遏止了疫情蔓延。无论西方政客怎样抹黑甩锅，中国大局稳如泰山，复工复产全面展开，扶贫攻坚气势如虹坚定推进，这是任何人无法否定的事实。 这就是我这次扶贫采访中看到的一切，每个人物每个细节都让我无比感动，而且让我深感欣慰和骄傲的是，许多人物是我从大山深处捞出来的，如果没有主动发现，他们也许始终默默无闻。这就是作家的使命和职责体现，让那些默默无闻的时代英雄被看见。 从去年9月接受作协分派的任务到今年6月，10个月我辗转五省七地（陕西榆林，新疆乌鲁木齐、和田，贵州铜仁，上海，黑龙江省佳木斯、哈尔滨），总行程相当于绕全国一圈，创作成果是长篇报告文学《国家温度——2019-2020我的田野调查》，现已交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过后我从哈尔滨直飞贵州，开始了另一部扶贫作品的创作，暂定名《主战场》。说实话我已经两年没回北京的家了，八过家门而不入也有了。家里堆满了书和行包，像一个仓库。太太身体不好，收拾不动，躲到上海女儿家了。我一直在路上，每到一地翻山越岭，然后在孤独的宾馆房间，打开孤独的电脑，伴着孤独的台灯，重听采访录音，有时泪流满面，有时哈哈大笑，经常一整天没有人说话，这就是我一年甚至多年来的日常。习近平总书记号召作家艺术家要加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如今73岁的我必须再加一力——体力。我经常一梦醒来，还误以为自己是18岁或28岁的青年，欣欣然策马出征。 什么是我的动力？我的激情从哪里来？我虽然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睿智，但从北大荒下乡之日起，我就有了和人民同忧同乐的情怀。这不是假话，是心里话。看到人们的苦难和眼泪，你怎么能不悲伤呢？看到国家的兴旺与发达，你怎么能不骄傲呢？看到一个个风雨飘摇、垃圾遍地的村庄变成了美丽乡村、风情小镇，你怎么能不感动和欣慰呢？这不需要觉悟，这是最普通的良知和情感，是生命该有的温度。一个作家，怎么可以冷冰冰地活着呢？你不能认为只有自己案头的台灯是最亮的，台灯之外三米远的地方都是灰暗的。现在中国所有村庄都亮起了太阳能路灯，它们比作家的台灯亮得太多了！ 党的十八大以后在全国掀起的扶贫攻坚战，在世界文明史上史无前例，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之巨史无前例。数千万贫困农民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问题，一千万人从“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大山深处搬进城镇新区，一夜之间从农民变市民，而且“一个不落”。当地党和政府不仅为他们预备了床、沙发、桌子，连第一顿米菜肉都摆在厨房里了。当然，他们也有“快乐的烦恼”，不会开防盗门，进超市不会刷手机，晚上遛弯找不到新家。于是中国开办了世界上最大的“特训班”，教村民们学会新时代的新生活。扶贫攻坚、同步小康，事实上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和文明跃升，它的意义怎样估计都不过分，它将深刻影响中国的未来。脱贫攻坚也使得党群关系空前和谐，党的执政基础空前巩固。当然，后续的工作还有很多也很繁重，正如习总书记所明确要求的，脱贫不脱钩，继续干。我对贵州省委宣传部部长卢雍政同志感叹说：“为了扶贫，各地政府都不惜血本，投入太大了！”他说：“共产党努力发展经济，政府口袋里有了钱，就是为老百姓花的嘛！”极朴实的一句话，却道出了真理。 这就是当今中国，这就是中国的温度。来自党和政府的关怀，正如暖流涌向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农户。当一个作家走进生活和人民，面对平凡的英雄所创造的令人感动的成就，他的心跳一定是强劲的，他的血液一定是炽热的。所以，我希望自己总在路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