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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命本身的困境为起点，卡夫卡著述了人类面对世界急进现实及未来那无以挥去的绝望；王方晨逆行当代文学俗流，在沉思中探索着面向未来的希望。正如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去找寻、去凝结那些被遗落在民间闪金般的智慧碰撞，王方晨的《福勇的大河山史》（《中国作家》2020年第1期）成为洞穿时代坚质的神矢，给予读者眼前一亮。 在浩浩汤汤的文学涌进中，总有一些作家能够独树一帜，去构建经典性、异质性、永恒的风景。王方晨选择了奇崛的背反，以轻盈的风姿介入并开拓了小说表达的无限空间。他的短篇新作《奔走的大玉》（《青年文学》2020年第6期），更是给予读者以灵魂逸飞的翅膀，还原小说以宏阔真性，以远远高于俗世的世外之眼，以拥抱未来的热情，如《诗经》之大雅，灵动地擎起了中国社会的过往及现在进行时，可谓一个长久时代的印记或寓言。 《奔走的大玉》在小说创作之传统与现代取舍、融合、创新方面，探索出了属于自己的“天路”。即便是从文本构建结构考量，亦是中国式大一统思维优越的集中体现。不断奔走着的大玉，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至少不是一个具象化的个体，是不同众村人的存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玉是天命求变的存在，是顺应宇宙内在规律的存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与世俗处”（《庄子·杂篇·天下》），是他的生命写照。他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活化的思想的承载的存在，或许蕴含着孔子的积极入世，知难而进；或许蕴含着庄子精神自由与自舒；或许蕴含着佛家的包容隐忍；或许涵盖了儒释道，是一个持续的渐变的活力因子。 小说的核心结构就是一个太极图式。大玉是活力的呈现动态阳鱼，志良是不变的处于静态的阴鱼，艾月这个女人则是处于阳鱼阴鱼之间的对流线。换而言之，大玉和志良是人类积极的正面与保守的背面，艾月是永恒的大爱存在。大玉不断地奔走，以他的每一次回村，以数十年的坚韧耐力，瓦解着村子固有的定体，首先影响了对流线艾月，最近引发了更多的村人加入奔走队伍，乾坤的位置就这样被扭转。在固守陈规数代人的村子，大玉把自己的生命交付于广远宏阔，他无疑是一个致力于令死水微澜的思想先导者破局者。与此对应的是，志良把自己的生命编进了一圈一圈紧密缠绕的草帽里，把生命过活成持守不变的安宁。前者与后者，除却世俗层面去考量其生命意义，高下自明。渐变的量的积累，最终促成了巨变，四十余年的中国，正是走过了这样的一条路。一个大国大时代寂寞的动影，在悄无声息之间，卓然而起。文心雕龙，宏大叙事如春风化雨，倏然而至。 《奔走的大玉》的文本外观乃至形态，无疑是小说现代性的集中体现。去故事化，去人物语言，去尽情感与色彩等，几乎挤尽了文本所有的水分及杂质，使其成为一种纯粹的范式。大玉何以不断奔走？在于他于已拥有的世俗生活里发现了自我精神的缺失，因此他的生命轨迹转向了精神意义的求索，亦是人类存在的哲学意义的求索。而人之存在本质上是一种哲学意义的存在。大玉的不断出走、奔走，是王方晨赋予人类的自我意识伟大的觉醒与进击，生命从自我意识觉醒的这一刻开始，拥有了伟大的探索意义。大玉的奔走，体现为乡土社会的一种精神性行为的艺术归结，一种中国社会告别农耕文明的历程性精神寓言。生命不息，奔走不息，这是大玉生命的存在方式，这是对众人固有常态生活的冒犯与背反，是撕裂者的侵袭，死水从这一刻有了微澜。 卡夫卡将人置于世界的各种装置中，各种逼仄难以呼吸视听的尴尬中，人之灵魂承重至极限，他甚至寓言了我们说置身其中的时代，他道尽了人世的绝望，也阻碍了人们灵魂的飞行。《奔走的大玉》与卡夫卡的很多小说有着近似的气质：现实与非现实，合理与悖理，常人与非人等诸多几近对立的事体共处同一时空，非理性的存在与理性现实本质有机结合，去尽情感色彩的纯粹叙事等等。所不同的是，王方晨比卡夫卡空灵，他给予了读者延宕精神的逸境，极力构建着直面未来的社会信任度与信心。诚然所有存在或许毫无意义，然而作家就是那些在无意义模式中构建意义的人。 深察《奔走的大玉》文本体式、内质，则有庄子“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寓真于诞，寓实于玄”等多义性无限承载，甚至叙事游弋亦尽得庄子文法断续之妙，时而专注于大玉，时而是村人反应，时而是志良关注，时而时倾力于艾月，转换自然而流畅。卡夫卡也深受老庄哲学影响，从此意义上考量文本，《奔走的大玉》无异于对卡夫卡的同源背反，从绝望到一隙希望的精神跃进。 大玉的存在，是迥乎于众人的存在，是宇宙正动能量的暗自积聚，是心有不甘的一次次爆发与持久的求索。他的出走与奔走，源自生命本体的召唤，他所有的心思都在于对精神性的并不清晰的理想的探索和藩篱桎梏的突破。在每一个艳阳高照的出行的日子，当他把村子远远甩在身后时，他“更像去迎亲，美丽的新娘就等在长路尽头”。他每一次出走奔走，都经历了些什么？这属于具象范畴，不是探究的重点。重点在于他每次出走与回归，所引发的村子的躁动与渐变。 大玉和志良虽然处于各自的永动与安静之中，他们几乎坚守着自我不变的存在方式——阳光祥和，处世不惊，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们是同样的宁静者。相较之下，大玉的奔走有了更重要更广远的意义，不仅关乎他自身，更多的在于对于整个村子的影响。大玉的人生有了更多的人世体认，生命有了斑斓的色彩，而志良的生命只有重复轮回的寡味，如一盏白汤。正如文本所道，“大玉虽然不在村子里，但他是在世界上。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悄给日子带来了一些神秘的念想。村子不是那个村子了，跟远方有了牵连，等于向远方无限延伸了过去。”这是小说的终极意义所在，亦是作家创造力所在——在貌似无所意义中开掘出撼动灵魂的虚无性意义。比如，以村子的未来视野考量，“有这么个人在，日子就总跟晴空万里联系在一起。一年四季，村子似乎都是明亮的。”大玉超乎常人的奔走行为模式，注定了他是一个思想先导者，是一个观念的启蒙者，甚至是布道者。他不仅仅是奔走，亦在以儒家的仁心，佛家的定力，畅享着道家的精神自由与自舒，在进行一场长久的修行，在布道，在不问收获地布道。 与西刘庄二十多年前的少年“长江大桥迷”相比，大玉是幸运的，他依旧全头全尾地奔走在世界上，直到把奔走升华为一种行为艺术。“长江大桥迷”二十多年的奔走与回归，带给村人阴霾很快被大玉的再次回归所荡尽，人们对他的奔走有了更进一层的认知——大玉兄弟媳妇晓雯说他在找命。所有量的积累，最终会引发质的变化。村子数十年所沉积的高度板结，从作为与大玉相对的另一极——持守者志良的家庭内部开始消解。艾月去了一趟大玉所说的鹿泉镇，体认了村子外面的世界，引发了全村人到鹿泉镇体察，而志良依旧不越矩地持守着自己狭隘逼仄的生命空间。持续持久的大雨只是迟滞了大玉再次出发的步履，但最终并没有使他奔走的步子停下来。他不但继续奔走，更是带动了更多村人的奔走。在阳光与大爱浸润下，大玉沉溺在自己奔走的生命世界了，他获得了拥抱世界的生命力量。小说欢乐颂式的结尾，流溢着激情与活力，延宕着梦想与欢悦，给予人们一个和谐温情的精神出口，让生命对本体，对世界充满自信与希望。 阅读《奔走的大玉》，如同灵魂在庄子列子的著作里神游，甚至冰释了现实与梦境的界限，正在行进中的大国大时代清晰的动影，竟然被王方晨如此轻盈地托出。如同庄子在数千年以前或数千以后，蓦然回首，如此清澈地看见自己，这一刻的我们，又何尝不曾想大玉一样奔走过呢？桑塔格曾说，人必须在人的世界里求取意义。大玉的奔走与作家创作，无一不是对此的践行。如果说大玉是固有存在的背反者、破局者的话，王方晨亦是文学特立独行的背反者。他重申了小说无限的可能性，重构了小说的体式和所能抵达的境地。相对于陈规持守，撕裂或许更有意义。同样，文学俗流的逆动者，对于文学而言则是更具意义的存在。此刻，那些所谓的种种相对立的小说概念，早完成淬火共融、涅槃与重生，早已化蝶，飞入碧草青青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