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人李瑾的诗论集《谭诗录》，对诗歌创作的探究，视域深广，哲思睿辩，风格别具。《谭诗录》不是通常文艺评论范式中的诗论，而是从心理学、社会学、生存哲学的视域，在现象学、存在哲学的思考方式和语境中，对诗歌创作的一种反思和探寻。他的这种反思和探寻立基于生命的在世状态，对人的精神主体或内在自我的展开、扩张，从不同的层面和向度加以剥解离析和择别，不仅是要辨析、诠释诗歌与生命存在的同一性关联，也意图要在诗歌中检索出生命的超越性展开路径。如果要给李瑾的这个诗论集有一个思想特征上的定性，可以约略地称之为“生命在世界场景中的诗论”。 把通常属于文艺学讨论的诗歌创作问题，转换成心理学、社会学、生命存在哲学和现象学背景及语境中的诗论，李瑾在对事物的认识上采取了溯源和抽离剥取的思维方式——他把诗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文艺学或文学创作的具体形态中抽离出来，抽离并溯源成一种生命在世开显的精神现象，这样，对诗歌本体的审视就转换成了对人心理意识、精神活动的审视，对诗人创作的审视就转换成了对诗歌创作主体心志心意状态的审视，对诗歌种种文化属性或文化关联的审视就转换成了对诗人内在自我的开显向度、呈现面相、价值取向等种种精神（或心灵）建构的审视。上述的种种转换，是解读和领会李瑾诗论的“密码”。 有了这个“密码”，我们便能理解李瑾在文论中何以会如此诠释诗歌：“诗歌即人”“诗歌为即时的思维和情感”“诗歌是内在个我的一种行动”“诗歌此在个体本心，是个体之‘我’察觉世界的情感悸动和隐秘体验”——这些界说或诠释诗歌的表述既“另类”又入木三分。有了这个“密码”，我们也能领会文论中“诗歌和山水”“诗歌和故乡”“诗歌和极端”……这类“诗歌和××”的话题指向、话语逻辑及其话语的意蕴意旨。概而言之，李瑾诗论的要义是把诗歌本己确立在主体的心志心意活动中，把诗歌的生成界定为主体内心的精神事件。在这样的认知视域中，对诗歌的审视与思考就有了许多超越文艺学范式的深识深见。 诗歌中的意境，在传统文艺学范式中，通常被解释为是一种由主观感情和客观景物相交融构成的境界，是“主”“客”相逢相遇发生关联的产物。这种诠释是从读者立场上，把“意境”作为理解的对象，对其结构和表征功能的界定，属于对文学作品的欣赏，而不是对诗歌主体（诗人）内在自我的认识。因为它不是基于认知心理学和心理（精神）分析学的，与探究诗歌主体（诗人）内心世界的开显、精神人格的向度无关。在由心理学和现象学建构的认知理论中，我们眼前呈现的世界场景、种种物象情态，是由认知主体自身的认知机能、条件和认知心态先行决定的。也就是说，离开认知主体参与的纯粹客体世界是什么样态、什么相状，是不能发问、不能描述的。在此意义上，无论是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见、所感受到的“景物”“景象”“场景”，还是诗歌中的“景物”“景象”，都可以说是认知主体的一种心理性建构，进而才可以说“境由心生”。 李瑾在《诗歌和意境》这个话题中，对诗歌中“意境”的诠释，也正是基于认知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认识：“‘境’是‘意’之‘境’，是‘意’造成的精神空间／场域”——这是对“意境”的主体性和精神性的澄明；进而他又断言：“在诗歌这里，这个世界的本源只有一个，即内在个我，或曰‘心’——感受是惟一的存在和实在”。如果把作者上述两句话转译一下，他无非要申明：一、诗歌中的景象或意境，是诗人（生命主体）心理意识状态、精神自我的外向投射所建构的；二、人的生命存在是感受性、体验性的存在——人感受着、体验着什么，就构成他实际、实在的生命世界和生命状态；三、诗歌中景象、意境所呈现的各种审美特征和精神作用力的高低强弱，根源于诗人的精神趣向、人格境界。如果这样理解李瑾的“意境”观，那么，诗歌的生成和主体内在自我的开显又胶结为一体了，诗歌作为社会精神文化产品的价值高低就取决于主体精神品格修养的高低。 李瑾的诗学观中，有一个处于核心位置（也被他在文论中反复申说）的观点，即“诗歌是一种即时的思维、情感”——这等于说诗歌是一种属于时间性的主体心理意识活动或精神情感活动。这自然是作者基于心理学、现象学和生命存在哲学对诗歌进行深度考量后得出的深刻认识。围绕着这一诗学观念，李瑾在书中通过诸多话题对诗歌与诗人展开了多方面的辨析，思维敏锐，思想犀利，揭示出了一些通常被我们忽略的问题。例如，在《诗歌和诗之偏转》一文中，他申明：“必须指出，思维和情感中有地狱，有天堂”——这绝不是故作高深的玄谈之言，而是以人心人性的本来面目澄明了诗歌可以伸张的阴阳两极，是对诗人和读者的醍醐灌顶之语。 “诗歌是一种即时的思维、情感”——李瑾这一诗学观的思想的辐射深度，也足以引发我们这样的思考：如果诗歌是一种即时的思维、情感，那么诗歌创作就是主体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阈中的一种心理意识活动或精神情感活动，即使它转化成语言文字，但对主体来说，它依然是心理性的存在，且在时间中已经流逝成为过去。如果是这样，诗歌就只能是我们生命实存状态的衍生物——我们生命体验、生存感受的自我呈现、自我表征。在诗歌中，诗人求索不到人生的终极归属、开不出生命的超越性通路——这个通路只能立基于超越自我的道德实践领域和把终极价值信仰化的人生实践领域。对于这个问题，李瑾在文论中虽未涉及，但却是他这一诗学观念的深度指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