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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长篇报告文学《种∙梦》的灵魂。 报告文学素有“文学轻骑兵”的定位，与其他体裁相比，它是与现实联系最为紧密的文体。是不是密切关注现实，能不能主动介入现实，在林林总总的社会生活现象中敏锐发现问题，深刻揭示问题，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向，是报告文学作家水平高下的分野。可以说，报告文学作品的分量，来自报告文学作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总是把目光投向关系国家、民族、社会、民生的重大问题，并以雄健笔力为之提供“试摹的社会的画稿”。报告文学文体形成初期的许多名家名作莫不如是。瞿秋白创作《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为的就是“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夏衍的《包身工》，叙写上海等地包身工的种种遭遇，意在揭露和铲除产生“包身工”非人制度的社会土壤。西方报告文学作家也不乏问题性书写。《红星照耀中国》不仅向世界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而且深入探究了“红色中国”产生发展的原因，其以西方视角对中国当时社会生活处女地的开垦和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准确预见，使之成为报告文学史上的名篇。新时期以来，伴随思想解放的洪流，报告文学浪潮汹涌，蔚为壮观。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以强烈社会参与意识和宽广视野，瞄向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等重大问题，创作出一大批以问题为中心的报告文学作品，产生重大社会影响，有的甚至直接推动了社会进步。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何建明的《落泪是金》、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杨黎光的《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等等，领时代风骚，成就一时繁华。 报告文学作家李桂华接续“问题报告”的精神血脉，直面社会重大问题书写，锐笔开掘“种子问题”这个“事关国家命运、民族未来的世纪命题”。一部新中国的民族种业历程，就是一部艰难发展、不断探索的历史。从“就地选种、就地推广”，“家家种田，户户留种”的小农生产，到“依靠群众自繁、自选、自留、自用，辅之以必要的调剂”的育种模式，从三级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建立到实施“种子工程”，向育、产、销一体化乃至向市场化、国际化转变，种子始终联结着吾国吾民的生活。特别是随着市场开放、外资进入，生机勃勃的种子市场，成为你死我活的竞争战场，民族种业陷入“大产业、小种子”的尴尬境地。面对这个事关国运存亡的大问题，作者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以对现实世界的刚性介入展开时代叙事，产生了较强震撼力。 塞尔维亚著名报告文学作家T.巴克在《基希及其报告文学》一文中谈到：“在小说里，人生是反映在人物的意识上。”“在报告文学里，人生却反映在报告者的意识上。”“小说有它自己的主要线索，它的主角们的生活。而报告文学的主要线索就是主题本身。” T.巴克一语道破报告文学重要的文体特征，即报告文学的主体性和思想性。报告文学作家李鸣生也说：“什么是思想？就是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作家如果停止了对历史与现实的质疑与发问，便停止了思想，也等于停止了生命。” 事实上，报告文学作品之能提出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根本取决于报告文学作家的思想力。而思想力的强弱，又突出表现在对重大社会现象社会事件中的“优”与“劣”是否具有清醒判断，以及在此基础上能否具有“破”与“立”亦即“批判”与“建构”的自觉担当。 报告文学优秀作品，无不熔铸着报告文学作家“批判”与“建构”同在的进取精神，倾注着他们对革除旧制、开辟新境的理性思考。“批判”本是知识分子的人格道义，“建构”则是优秀作家的社会责任。“批判”与“建构”是辩证的统一，“批判”是“建构”的前提，“建构”是“批判”基础上的拔升，没有基于理想愿景指引下对现实不合理现象的清醒否定，就没有改变，没有未来。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体现出的是“批判”和“建构”民族国家的双重心理特征，涵蕴深沉的思考力量；范长江的《万里关山》、肖华的《前线一日》等延安时期文艺作品，以纪实笔法揭露战时黑暗，歌颂解放区生活，“批判”与“建构”的理念贯穿其间；刘白羽的《漂河口杂记》，孙犁的《游击区生活一星期》等解放区报告文学作品，则以“黑暗”和“光明”作为两轴，表达了对旧中国黑暗现实的摒弃，对理想中的新社会到来的喜悦。新时期以来许多报告文学作品也体现出鲜明的批判性和建构性品质。何建明《共和国告急》，鞭挞乱采滥挖矿山造成矿难频发、生命丧失的乱相；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将笔锋指向毁林事件愈演愈烈的背后领导干部带头违法的事实；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深刻揭露了医疗领域的腐败问题。在批判丑恶现象、触及社会痛点的同时，报告文学作家也以前瞻性视野，或直或曲、或隐或显建构起理想社会理想状态的美景，给读者以深切的感染和思考。事实证明，优秀报告文学作家不仅是重大事件的“在场者”“记录者”，能够深入社会生活现场，细腻刻画描绘客观存在，而且作为社会问题的“思考着”“行动者”，他们总是以独立、高远、深刻的思想照亮现实、指向未来。 在长篇报告文学《种∙梦》中，作者以崇尚真理、揭露问题、寻求梦想的精神，敢于批判，不回避矛盾，秉笔直书种子业存在的问题，揭开民族种业“小散乱”，育繁销脱节的“致命伤”；大胆披露某些龙头企业与国家政策反向而行、背道而驰，甚至套取国家扶持资金，造成国家资源浪费的事实；揭穿某些企业因一己私利，打压同行，巧取豪夺行业利润，致使民族种业陷入纷争，从业人员人心惶惶的行径；揭露某些国际种企从新品种研发、繁育到生产、销售等方面掌控中国种业命脉的野心；深入揭示了国内种业投入能力不足，研发能力不强，市场竞争力弱的主要原因；明确指明民族种业面对全球开放，坚持内生发展，依靠法律保障，改革科技体制，提高创新力、竞争力的方向。尤为可贵的是，面对有人要对作者报复的扬言，作者直抒胸臆：“一个关乎民族情感、关乎国家安全的行业，一个发展阶段中的、不得不令人关注的话题，一个我们的国家正在大力扶持、不断出台政策措施完善的大战略，一个与所有人息息相关、生存繁衍为继的生活资料——种子，难道因为我去关注、去书写、去揭示，就会受到报复吗？我触动了谁的利益？我违背了谁的原则？这根红线，因谁而划？因谁而无法触动？”她坚信，“我的书写是与国家政策相向而行的，是与所有遵纪守法的种子生产者、经营者的利益高度一致的，是与国人的所思所想所盼出于同一个声音的。”其情其志其言其行，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的良知和品性。 近年来，报告文学创作保持兴旺发展势头，涌现出一大批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具有鲜明历史感、时代感的优秀作品。但不可否认，思想性缺失、问题意识淡化、批判锋芒弱化也成为报告文学创作的痼疾。有的迷失在“世俗化”浪潮中，以 “歌颂之名”、“正能量”说辞，作谄媚之态、行“广告”之实；有的跌落在“市场化”泥淖中，成为金钱的奴隶，靠报告致富，以文章发财，丧失了一个作家的尊严。有的对社会现实中的种种问题视而不见，漠然视之，只会假定现实、粉饰生活，不敢揭露矛盾，干预生活，使创作失去了立场，文学失去了重量。还有的以偏概全，偏离真实，甚或抱着个人一己之私，胡编乱造，抹黑现实，走上了邪路。在这种情况下，报告文学《种∙梦》作者守望理想，坚守崇高，排斥流俗，深怀忧患意识，秉持批判风骨的写作，就更值得提倡、更有意义。 当前，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生产力发展，民主法治建设，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还有不少短板，这都会带来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报告文学作品必然与生活相随，同矛盾相遇。报告文学作家只有贴近现实，贴紧人心，善于理性观察社会，清醒发现矛盾，如实描绘正在发生的人间故事，以前瞻视野破除制约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问题，才能创造新时代报告文学新的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