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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念:在消失中被唤醒

http://www.newdu.com 2020-07-01 《人民文学》 沈念 参加讨论

    去年初,在一个“千年瑶寨”住过几天。村子很小,晚饭后,会绕着村道、风雨桥、长廊散步,有时就坐在进行民族歌舞表演的夷勉堂广场,吹风,躲雨,闲话。夜静人空,我们的听众只是那些摆在亭廊角落的长鼓。我想追溯此地的“千年”来历,可原生态民族地域文化少有踪迹,历史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建新如新的旅游景点过于单调,颇有些小失落。倒是因此见识了逢年过节广场上表演的长鼓,大小不一,长短不同,也有几只上年岁的老鼓,算是对瑶族的长鼓实物建立了初印象。
    到了深秋,再次因公前往大瑶山。晴空万里,山水明媚,当此时有人引吭高歌。这也是我所纳闷的,路经之地,瑶民都很内秀,鲜有开怀歌唱之人。行至一个叫文明村的窄窄山路上时,我心血来潮与远在家乡的师姐发微信,顺手拍了几张瑶山风景。师姐十九岁主演的舞蹈《踏水谣》,获过全国大赛金奖。十几年前,她追逐梦想,考研到中央民族大学,做的硕士论文选题就是瑶族长鼓舞。她几次到这里进行过田野调查,走访了几十位民间艺人和文化工作者,写下了十多万字的日志,留存了千余幅图片资料。她很快回复我,文明村有位国家级非遗传人赵明华,是她拜师学艺的民间老艺人之一。
    因了好奇和这层关系,到了文明村,我就迫不及待地问村干部,赵老住在哪里?村干部说,住在西边,不知在家否。后来我坐村干部的摩托去由老村部改成的卫生室,一路上,我连珠炮式地问村秘书,赵老身体还健朗不?村里平时打长鼓的人多吗?长鼓文化活动经常进行吗?……村秘书是位刚从广东辞工回来的年轻人,回答有些潦草,大意是赵老身体大不如以前,有时犯糊涂;年轻人外出务工,会打的人很少了;老村部前坪的文化活动舞台,也多是中老年妇女聚在一起跳个广场舞。
    总之,这个居住着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村庄,我看不到太多长鼓舞文化的痕迹。也许正如村秘书所言,不是过年过节,没人打那东西,我来得不是时候。
    原本看过村卫生室的状况就要返回,村秘书突然指着坡下拐角的一幢砖瓦房,说赵老就住在那里,门是开着的。我兴奋起来,马上说去看看。
    从里屋走出来一个老头,矮个子,戴顶鸭舌帽,满面愁容,其貌不扬。与师姐拍过的他打长鼓的照片比较,苍老了许多。毕竟又过去了十多年,岁月不饶人,人的精气神都被时间蚕食了。赵老对师姐的印象很深,对我的到来也表现出囫囵的热情。我在他家待了差不多半小时,他打开话匣子,翻覆着讲老婆生病住院,差点出了医疗事故,又按瑶人习俗,连夜赶送回家才离世的经过。他声音齉齉的,像是感冒了。这是一次让我感到尴尬的交谈。我目光扫到屋里墙上贴着许多他过去赴外地参加文化活动写的诗词,倒是阳光普照,情绪饱满。其中有一首写与台湾文化考察团交流的诗:“海峡两岸紧相连,炎黄子孙一脉承。咫尺天涯初相见,且将长鼓诉真情。”眼前现实,却有种物是人非之感。
    从山村回城的日子,我耳畔时常响起临走时问赵老还打不打长鼓的回答:“打不便了!”一个“便”字,是许多我们看不到的生活里的曲绕起伏、得失欢悲。后来我与师姐有过几次电话长谈,她告诉我:“赵老十七岁参加工作,当过二十六年的民办教师,一九八一年拜师学习长鼓。那时候六十多岁的他边干着地里农活,边组织村里的长鼓活动。他希望村里能建成一个长鼓风情园搞旅游开发。在大多数人渴望名利带来经济效益的今天,唯有他为了一份承诺、一份责任,义无反顾地为长鼓舞无私奉献。”师姐最后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给赵老写点东西吧。”
    赵老这般具有多重身份的村民,是乡村(民族)文化最本真的践行者、传播者。长鼓舞本是瑶民迁徙游耕、日常起居的记忆呈现,长鼓舞的传承也可视为一个民族历史的传承。也许不是因为长鼓,赵老一辈子也不会从这个山旮旮挪动到别处。在属于他的激情年代,他定是以最朴实、最赤诚的情怀面对神龛前的长鼓,每天唱着同一首赞美诗。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说,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来维护的社会共同经验。如此细思,长鼓舞传承人的“当前”,既有着个人“过去”的投影,也是一个民族“过去”的投影。这种“过去”即历史,不是点缀不是装饰,而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础。过去做记者时,我参加过“送文化下乡”的采访,回想送别时站在山坳上赵老孤独的身影和冷清的村庄,突然有个清晰的理念蹦跳出来:乡村从来不是没有文化,而是文化正在流失。城镇化、文化断层、外出务工、缺少修缮维护链接……在文化消失的过程中,我们回不去的乡土,正一点点地遗弃我们本该丰盈的灵魂、本该视若珍宝的记忆。
    于是,在传承的主动与被动、记忆的存留与舍弃之间,我选择了小说中的“盘修年出山”和寻鼓的故事来讲述当下乡村文化中“三明治”式的尴尬,以及乡村(民族)文化在消失中被唤醒、被推到前台的希冀。
    二〇二〇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外界的纷扰、内心的焦虑,只有在《长鼓王》的写作中得以消弭。因那张时常在我眼前晃动的布满皱纹和愁容的脸,属于大瑶山的长鼓文化被以文字的形式雕塑成型。感谢《人民文学》杂志,小说写完后发给编辑梁豪,履行我们去年在湖北利川活动中初次见面时的稿约,他很快给出了对小说文化意义的认可和修改建议。我又将小说发给师姐,她更是用心阅读并从长鼓舞的专业角度,切中肯綮地说了她的读后感。我反复打磨,山村行走的一幕幕就映现眼前,这个作品也因此成为一段难得的下乡生活的纪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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