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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时期，宁肯把写作兴趣转向了此前甚少涉略的短篇小说写作领域，撰写发表了“城与年”的短篇小说系列。之所以在散文集《北京：城与年》之外，还要专门写一个同样也叫做“城与年”的短篇小说系列，原因在于，这两个不同的文体系列所书写表达的，乃是同一种人生经验。质言之，那些曾经在《北京：城与年》中被宁肯以散文的形式书写过的与北京城紧密相关的少年记忆，又被作家以短篇小说的方式进行了别一种书写。也因此，虽然“城与年”这一短篇小说系列正在写作过程中，但仅只是凭借目前已经发表的若干篇，我们便不难想象，未来完成后的“城与年”系列，将会是怎样一种富有艺术创造性的文学景观。某种程度上，我这篇文章的标题，其实更多地是针对这个尚未全部完成的短篇小说系列的。因为这一系列正在写作过程中，所以在这里权且借来评价隶属于这一系列的一篇被命名为《探照灯》（载《收获》2020年第2期）的短篇小说。 北京，既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更是共和国的首善之区，在中国有着特别的意义。宁肯生于兹长于兹度过了自己的少年生活。宁肯成长相当关键的少年时期，正好相当于“文革”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接近于终结时的稍后一个阶段。我们注意到，虽然宁肯是小说创作经验极其丰富的优秀作家，但也只有在实际尝试了短篇小说写作之后，他才会真切地认识到，虽然都是小说，但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这两种不同的文体之间，其实有着不小的差异：“直到最近，我才想明白一件事，谈小说一定要把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分开，不能笼统地讲小说如何如何。因为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太不一样，它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一套工艺、一套认识、一套独特的操作过程。所以我要谈的仅限于短篇小说，不一定适合长篇小说。”如果说长篇小说因其篇幅巨大可以容得作家充分展示社会人生的话，那么，短篇小说则要求作家在相当短小的篇幅内尽可能地容纳相对丰富复杂的人生经验。尽管我清楚地知道，关于短篇小说，我和宁肯的理解肯定存在不小差异，但还是试图在此说出我对这种小说文体特征的一种理解和判断。关于短篇小说，《辞海》中曾经给出过这样一种相对权威的说法：“篇幅短小，情节简明，人物集中。它往往选取生活中富有意义的片段加以描绘，使读者借一斑而窥全豹。”与此同时，人们在谈到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时候，也往往会引用美国作家海明威那个著名的“冰山原则”。强调作家应该通过露出海平面之上的“八分之一”，把隐藏在海平面之下的“八分之七”充分而艺术地表现出来。质言之，不管是《辞海》，抑或是海明威的说法，都紧紧地抓住了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本质特征，都在强调一位短篇小说作家应该以最简约的文字，以相对短小的篇幅，把较为丰富的思想内涵传达给广大读者。我们平常所谓的“言有尽而意无穷”，乃可以被看作是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一种形象描述。一言以蔽之，短篇小说者虽属短制，亦有深意存焉。 但在分析小说的思想内涵之前，我们却首先应该注意到叙述上的两个特点。其一，是一种频率更替急促而频繁的短句的使用。其二，是一种看似第一人称“我”，其实更多时候却是具有复数性质的“我们”的叙述方式的设定。小说一开始，出现的是单数的“我”，比如：“即使像我这样的小人国（侏儒），祖辈没有任何遗传不也照样生出了？我就不说了，我要说的是四儿。”但很快地，仿佛在不经意间，就被转换成了“我们”：“四儿本来叫小四儿，被我们简化了。”虽然“我”在叙述过程中也时不时地还会出现，但更多时候，作家所采用的，却是复数“我们”的口吻。而这，很显然也就意味着，小说中故事的观察与传达者，与其说是“我”，不如说更是“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共同成长经验的少年群体。 关键在于，借助于以上特别设定的叙事形式，宁肯所欲表达的所谓“深意”到底是什么呢？尽管还不可能阅读整个“城与年”短篇小说系列，但依据目前已经读到的零星篇章来判断，作家意欲探寻表现的，恐怕是潜隐于生存表象之下的一脉精神秘史。这一点，在《探照灯》中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具体来说，这一短篇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共有两个人物与一个物像。先是作为重要物像存在的探照灯。小说故事的缘起，就与探照灯紧密相关。“每年一进九月就有探照灯。”只不过这个时候的探照灯已经与军事无关，而与共和国的国庆关系密切：“探照灯很怪，不一起出现在天幕上，而是一根两根地出，要出好几天，快到十月一日才出齐。”“探照灯一出现各学校就开始练队，踢正步，组字，天上也是这样吗？”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我们”对一年一度出现的探照灯充满了好奇心，才会有千方百计地想要亲眼看一看探照灯的积极努力。四儿，正是为了翻墙去看探照灯，最终落了个伤痕累累的“可悲下场”：“他血淋淋的，衣服刮破了，脸、胸前、手臂都是划痕，有的在渗血。双腿更是。”在我的理解中，宁肯之所以要把小说命名为“探照灯”，原因恐怕有二。首先，探照灯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历史的遗物，作家借它而巧妙点明着时代的特征。其次，从象征的层面上说，作家或许是在借助于探照灯的烛照，意欲探究那一特定时代隐秘的精神特征。 两个人物，一个是四儿，另一个是大个子。四儿一个突出的生理特征就是耳背，但他的耳背却并非天生如此：“虽然生在三年自然灾害，但一落生大眼，白净，属于合格产品，要是营养跟上是优质产品，只是学龄前一次脑震荡落下耳背的毛病。”既然耳背，就总是会听不清，就会“老问”，就总是会因此而讨人嫌。比如，“我们”正在紧张地听小栾儿讲故事，听不清的四儿却偏要问这问那，“而且非常固执，不管不顾，我们一次次齐声大喝：‘住口！’几乎要把四儿扔出去。”即使四儿冒着巨大的危险翻墙看到了探照灯，“我们”也总是要一哄而散，不屑听他讲述探照灯到底是怎么回事。到这个时候，被伙伴们孤立了的耳背者其实也就是残疾人四儿，也就只能去找身为鳏夫的大个子了：“无人倾听。我不算数。四儿找大个子讲探照灯的故事。”大个子是谁呢？他是一个鳏夫，一个据说在一个保密单位工作的吃劳保的“废人”：“吃劳保等于废人，是所有人都知道的。”由于身罹重病的缘故，大个子“快要死了，奄奄一息”。被孤立的四儿，之所以要去找大个子，主要因为：“之前，大个子一直是四儿的惟一的听众，现在依然是。”就这样，一个因为残疾（耳背），另一个因为罹患重病而被孤立的人，便处于一种惺惺相惜的彼此呵护状态。大个子，会因为四儿的耳背而刻意放大收音机的声音，而四儿，则“通常在乱哄哄的屋里主要就是给大个子卷大炮。”尤其令人心酸不已的，是叙述者的这样一句话：“如果屋里人少，只有两三个人三四个人下棋玩牌，四儿才会跟大个子大声说点什么，两人好像不在屋里，在另一个世界。”大约只有在另一个世界里，两个被孤立的精神孤独者的灵魂，才能从对方那里获得相濡以沫式的相应慰藉。这样也就有了小说结尾处的凄惨一幕。这边，大个子即将告别人世，那边，四儿却还在喋喋不休地叨叨着探照灯的故事，而且还在不停地提问。“‘不知道！！！’大个子使尽最后的力气坐起来，定住，粥目凸出，几乎悬空，一动不动。”然后，“大个子坐着死了，要是躺着死了兴许四儿还知道”。唯其因为不知道，所以四儿还在不停地叨叨着探照灯的事儿：“探照灯照不到月亮，我看到好多次探照灯晃过月亮直冲着月亮，月亮也没亮一下……”在四儿喋喋不休的“探照灯”的声音里，早已病入膏肓的大个子不幸弃世，在我们读来，既富有反讽意味，又有绵绵不绝的悲悯色彩。 也因此，既然作为单篇的《探照灯》已经如此这般精彩，那么，我们也就有理由期待宁肯短篇小说“城与年”系列的早日完成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