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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矛盾，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基本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杜威的生活美学采取了三种做法：一是取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独立价值，认为它们的基本属性都是由审美而来，从而为二者的疏通提供理论根据。二是取消审美的独立性，强调知识因素对审美的调控与制约功能。三是取消价值理性的独立价值，突出它的工具理性来源。杜威虽然用审美的基础地位来限制工具理性的负面价值，但更看重的是它对现代工业社会推动价值，以及对审美和价值世界的建构作用。杜威的看法增强了人们对工业社会的信心，但也存在忽视超验价值、乌托邦理想及客观规律的问题。 关键词：杜威 生活美学 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 在现代工业社会，最困扰人的，莫过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问题。工具理性代表的是物质文明，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生活富足问题，这不难理解，看看科学技术近几十年来给中国带来的改变，看看高铁、桥梁、网络经济给人们带来的便利，就能明白这点。难以理解的是，物质文明的进步，似乎必然以价值理性的退步为代价，必然会带来田园情怀、浪漫梦想甚至道德人伦的流失。这就是近现代以来西方哲学试图解决的主要矛盾，也是四十年来中国思想界面对的现实问题。 人们想过很多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就是通过审美的途径。这个途径又可以区分为三种做法。一种是黏连，比如康德，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间先是做出严格区隔，再试图通过审美将二者黏连在一起。一种是消灭，比如叔本华、尼采或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等，他们更多披露出工具理性对人性的伤害，并尝试用审美的热度融化冰冷的工具理性。最后是疏通，比如马克思和杜威，他们自然也发现了工具理性的害处，却未因此否定工具理性，而是将其还原为生活行为，通过生活的审美属性来疏通它和价值理性的关系。 本文讲的是杜威的做法。之所以讲他，是因为他没有将工具理性和审美对立起来，更没有像今天的主流做法那样，无限放大工具理性的害处，甚至就此否定科学技术对文明进步的促进作用，而是通过审美，探索工具理性发展为价值理性的可能性。为做到这点，杜威采取了三种做法，一是取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独立价值，说它们的基本属性都是由审美来的，从而为二者的疏通提供理论根据。二是取消审美的独立性，强调知识因素对审美的调控与制约功能。三是取消价值理性的独立价值，突出它的工具理性来源。从三方面的“取消”来看，杜威虽然很重视审美的基础地位，以此限制工具理性的负面价值，但他更看重的是它对现代工业社会推动作用，不但审美离不开它，人们的精神价值世界也要由它来营造。这种理论取向今天很少见，也使杜威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位歌者。 一、工具理性的审美特性 据“中国杜威”吴俊升先生的研究，杜威的被遗忘，其实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了。为什么遗忘？他说是美国人骨子里“好奇笃新”，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欧洲科学哲学一进来，美国学界就把杜威放在了一边。1952年杜威过世后，就不是遗忘了，而是批判，原因也很吊诡，是因为前苏联先于美国把人造卫星弄上天去，美国人追责，说是教育的失败，要教育大师杜威负责。美国人自己不待见杜威，欧洲大陆哲学界就更不用说了。哈贝马斯1998年就直言，“杜威与他的德国同行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似乎颇有不平之意。不过，他更看重的恐怕是“平等主义者”的杜威，对其核心思想，比如实验主义、道德哲学等，还是颇有微词，说明欧洲大陆至少在思想上，目前并没有真正接受杜威。 这当然不公平。美国人自己对杜威的偏见不去说它，单就思想本身而言，杜威其实也在一直探究近现代以来欧洲大陆哲学倍感棘手的核心问题。他对工具理性的负面价值有同样深入的批判，而且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连通问题上，提供的解决思路独辟蹊径，很有启发。遗憾的是，思想的偏见和杜威本人繁冗的表述遮掩了它。 最迟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杜威就已经发现现代科学技术对人们心灵世界的侵蚀。他说机车、电话等现代技术的进展，以前被人们 “很得意地认为是进步的证明和尺度”，现在却发现不对了，情绪也变得悲观起来，怀疑“这个进步是否到最后会使人类败坏堕落，是否会破坏文明。”四年后，他更是肯定地说，“科学的方法和结论无疑地已经侵犯了关于最为人们所宝贵的事物的许多倾心的信仰。这样所产生的冲突便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文化危机。”现代科学与信仰的冲突问题，背后正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也是现代工业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杜威对此危机本身的认识和描述比较零散，也很难说深入，远不如马克思从异化角度做的系统剖析，法兰克福学派的全面评述，当然更不如韦伯的社会学考察。这或许是由于杜威漫长的学术生涯，正值美国经济与世界地位处于飞速增长时期，对科学进步作用还充满信心的缘故。 为什么现代物质生活的富足会带来精神世界的震荡？或者说，工具理性为何会威胁到生活的信仰价值？在此问题上，法兰克福学派说工具理性具有物化的倾向，让人变成了非人。当然，马克思1844年谈异化问题时早就指出过这点，也说过这是“拜物教”现象，但法兰克福学派却把此问题突出出来，影响也非常大。这是它了不起的地方。不过，工具理性或者科学技术为什么一定会带来物化现象呢？法兰克福学派并未就此问题多下功夫。最早从哲学上给出解释的应该是马克思。他的答案是，一切思维，当然也包括工具理性，就其本身而言都具有幻想的性质。当人们用思维演绎世界的时候，这种思维就是一种“虚假观念”，即虚假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之所以虚假，马克思是用人的现实生活来衡量的。真正的人，应该是自由自觉的全面的人，具有“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可事实上，世俗化的“犹太精神”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却让物性的金钱“剥夺了整个世界”的价值，将金钱的需要当作人的全部需要。由此，实际需要、利己主义便成为“市民社会的原则”，物化的“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意识形态之所以虚假，就是由这种片面的物性而来。马克思后来说，科学技术的发现与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虽然是从结果反推原因，但至少说明了工具理性要为物化世界的片面性负责。 近一个世纪后，杜威不但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还初步探索了工具理性何以会造成如此结果的原因。一如马克思，杜威也认为物化世界的片面性是工具理性的结果。谈及知识和实践的关系时，他说：“不管我们对于行动的地位采取什么观点，行动的范围不能仅仅限于专图私利的动作，也不能局限于专从利害得失打算的动作，尤其不能一般地局限于贪图便宜的事物或有时所谓‘功利’的事情。”做一件事情，无论是出于实用、有用的目的，还是出于“个人的快乐”动机，都是狭隘的。科学知识如果专注于这种“狭隘的应用”，追求物欲，“对于科学和对于人生都是有害的。”杜威的这些话，除了让我们知道他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实用主义者外，其他方面和马克思的意思大致相仿。不同之处在于，杜威初步分析了工具理性为什么催生这种实用的物性。在1925年的《经验与自然》中，他说科学知识的对象是形式、关系、同一性、确定性这类抽象的东西，本身就和物性联系在一起。“心灵和物质乃是自然事情的两个不同的特性，其中物质表达它们的顺序条理，而心灵表达它们在逻辑的联系和依附中的意义条理。”按他的意思来理解，物性不但直接和知识对象相关，而且是人脑抽象出来的。所以人们追求私利，追求实用的目的，是将抽象当作现实。这当然有问题。在工具理性本身具有物性特征问题上，杜威并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做过专门分析，而且分析得鞭辟入里。比如后者说，科学知识将主客体分开，其对象就是“现成存在”、物或实体，讲的就很清楚明确。当然，杜威也没有像后者那样，对工具理性否定得非常彻底。 在杜威看来，工具理性之所以带来物化、侵害美好的信仰价值，是它的误用，是它没有回到自己的本质，即生活经验。所谓误用，就是把思维当作存在，“把认识的对象和最后实在的客体等同起来”，这是传统形而上学“最根本的哲学错误”。为避免这个错误，包括工具理性在内的一切思维方式都要采取经验的方法，杜威又称之为“直指的方法”（the denotative method），将反省的结论“放回到它们所由发生的经验中去”。他说只有通过回到经验的方法，“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然主义者，而另一方面仍然维护着许多以往所珍爱的价值。”何为经验？其实也就是人的生活，“生活是指一种机能，一种包括万象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机体与环境都包括在内。”经验、生活、历史、文化在杜威那里基本都是一个意思，都是指人时间性的生存活动。当马克思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的时候，杜威和马克思的意思并无不同，本真的思维是一种生活的力量。 不过，生活也是有基本决定力量的，那便是审美，是工具理性所由源出之所。究竟什么是生活经验的决定因素？哲学家们给出的答案并不一致，比如马克思说是物质生产实践，海德格尔说是诗性的思，杜威则说是“特质”（quality）。特质是杜威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来自英国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或指经验对象的大小、形相、运动等特征，或指这些特征在人身上引起轻重、黑白、快慢等感觉的能力，侧重点在对象那里。杜威改造了这个概念。他不认为特质是对象或主体所专有，而是二者相互作用的产物。 这些特质从不在有机体之内；它们总是有机体外的事物和有机体共同参与的各种交相作用所具有的特质。这些特质一旦予以命名，就能让有机体认识和区分事物，成为下一步更为广泛的交相作用进程的工具。所以它们既是有机体所具有的特质，同时也是相关事物所具有的特质。为便于控制起见，我们可以说它们是这个事物所特有的，或这个有机体所特有的，或此有机体的某一特定结构所特有的。 对这种交相作用的产物，杜威有过不同的称呼。根据其在经验活动中的不同功能，他或称之为感触（feeling）、情绪（emotion）、感觉（sensation），或称之为感知（sense）、知觉（perception）等。从这些称呼可以看出，特质在使用中更靠近有机体或主体这方面，却也离不开对象的特点，所以很难在汉语里找到一个对应的词，译成“特质”，既是从权，也是尽可能突出它在杜威哲学中的专有性。 特质中有浓重的有机体色彩，恰恰反映出杜威哲学的一个主要诉求。和欧洲大陆理性主义传统不同，杜威尽管承认人和动物的不同，说“语言使野兽和人有了区别”。但区别不是根本的，根本的是人和生物的连续性。在《经验与自然》第七章谈特质之前，他就批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神学家们对肉身的贬损，说是一种偏见。数年后的《艺术即经验》第一章，更是用creature一词来称呼人，说高贵的人性任何时候也离不开生物性。而且作为高贵的精神，也正是从这种生物性中生长出来的。他借先民的生活体验，说“感知是直接性思想的前哨和行动的尖兵”；后面又直接肯定说，“观念是经验基础特质的动态变化”，是这种特质“发展的不同阶段”。人的观念如此，工具理性也是如此，都产生于经验生活中的感性特质。当然，感性特质并非不受限制，而是要受知识、观念的制约和调控，否则人就成了纯粹的动物。只要调控得当，人的经验就会成为“整一的经验”（an experience），即有独特个性和感性色彩的审美经验。这时候，将经验统一在一起的力量就是“单一的特质”（single quality）或“基础特质”（underlying quality），所谓“经验的统一性是由某种单一的特质决定的，不管经验的各个组成部分如何变化多样，单一的特质总是会渗透在整个经验当中。”这种特质即为“审美特质”。在这个意义上，工具理性所由源出的，也正是审美特质。 具有浓重感性色彩的审美特质是工具理性通往价值理性的桥梁。按杜威的逻辑，求美、求善，都是追求一种安定感，追求一种满足和享受，这都与人的感受脱不开关系。杜威自己也说“人类道德的先知总是诗人”。这样一来，工具理性在审美经验中扮演的调控角色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扮好这个角色，才能避免物化的倾向，促成精神价值的正常成长。 二、生活审美的限度 鉴于审美特质在经验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萨弗雷曾说，“杜威哲学的王冠就是他的美学理论”。这个评价有道理，因为在杜威那里，所有生活经验都应该是审美经验，而不限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美的艺术”（fine art）；各种审美经验的不同“也不过是材料上的不同”。比如思想经验的材料是符号，美的艺术则是感性材料。在这个意义上，杜威的哲学可以说是一种美学，一种生活美学。不过，就此说杜威是一个像海德格尔般追求诗意栖居的审美主义者，那就错了。在他的生活美学逻辑中，美固然是他追求的目标，但他更注重它是怎样得来的；方式若是不对，他不会认可。正是在这个环节上，工具理性对审美提出了要求，同时也是对价值理性的要求。 审美离不开快乐，追求快乐，在人的生活中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杜威同意这点，说人的经验“最突出的特点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从事其他活动之前，先从事于直接的享受、宴会和庆祝，装饰、舞蹈、歌唱、哑剧、说评书和演故事等。”人追求这些“直接所占有和享受的东西”，是“自明之理”。没有人不想逃脱痛苦，快乐地活着。这个道理人皆尽知。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这便涉及到杜威哲学最基本也是最有特色的一个部分。 有危险才会渴求安全，有痛苦才会追求快乐，这是我们这个生活世界造成的结果。哲学看世界，一般总是寻找一个有规律性的东西做模板，说它是世界的真实或本质。这个模板或者是不动的，如柏拉图的“理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者是动的，如赫拉克利特的“活火”，叔本华的“意志”，柏格森的“意识”，等等。杜威不是这样。他说上述做法是武断的“理智主义”，是“人们把那种对他们有主要价值的东西在当时当作是唯一实在的东西……真实性和高贵价值被等同起来了。”真实的世界是规律和偶然、危险与安全、稳定与动荡混合的状态。 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之中，它既有充沛、完整、条理、使得预见和控制成为可能的反复规律性，又有独特、模糊、不确定的可能性以及后果尚未决定的种种进程，而这两个方面（在这个世界中）乃是深刻地和不可抗拒地掺杂在一起的。它们并不是机械地，而是有机地混合在一起。 这是一个更符合我们生活实际的设定。正因为生活有动荡、危险、艰难险阻的痛苦一面，人们才会追求快乐、享受和满足。哲学对确定性、规律性的钟爱，当然也是这种追求的一部分，本无可厚非。它们的问题是将这种确定性的快乐状态视作一个绝对的终点。李泽厚说，杜威实用主义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时期完败于马克思主义，其中之一就是缺少“乌托邦”。他抓得很准，杜威哲学的确不允许乌托邦的出现，人类历史无论发展到什么时候，动荡永远存在。也正因为动荡的存在，才会有对美、快乐的追求。所以他才不厌其烦地讲，“偶然的和稳定的东西、不完善的和重复发生的东西的这种结合，乃是我们的困难景况和问题的条件，也同样真正地是一切被经验到的满意状态的条件……假使中途没有障碍，假使没有偏差和阻力，满足将立即可得，但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满足什么要求，而仅仅有那样一个情况而已。”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偶然，但正是这些才让我们追求安定并得到真正的快乐。这是杜威的世界观，也是他宣讲的生活信条，一种为他哲学所庇护的冒险精神。也正是由此，工具理性才得以进行对审美生活的控制。 快乐意味着危难的解除，意味着艰辛的劳动和工具的控制。在杜威哲学里，生产劳动的地位没有在马克思那里高，更没有过专门的论述，但不意味着它不重要。生产劳动是快乐和审美的一个重要条件，没有劳动就没有审美的快乐。如他所讲，“在这个世界中大多数理想的实现都是从劳动中得来的”。劳动是有用的，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解除危难，获得生活的满足和享受。但是，劳动又离不开工具，包括哲学、科学在内的一切思维观念，在杜威看来都是生活行为的工具。“科学的对象，和艺术的直接对象一样，乃是一系列关系的一个体系，它们是产生直接的占有和存在的工具。”所以，思维的结论从来就不是抽象的真理，它们只是假设、怀疑、探究，是对生活可能性的发现，它的使命是控制生活的动荡因素。“使用这些有工具性的东西去改变存在”，获得结果，是“结果，而不是先在条件，提供了意义和真实性。”理论的目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这和马克思的意思如出一辙。 审美当然也是一种快乐，它同样需要工具理性的调控。杜威始终反对将艺术和美分开，一旦分开，艺术就不是艺术，美也不成其美。他在《艺术即经验》中将艺术界定为“做”（doing），“生产”（production），美则是“受”（undergoing）或“知觉和享受”（perception and enjoyment），说英语中没有一个专门的词表示二者合在一起的情形，“是一种不幸”，因为“艺术作为生产，知觉和欣赏作为享受，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如果以美为目的，这说明了艺术、生产劳动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它们的工具性。艺术之所以能行使这种工具性，是因为科学，“科学是艺术所具有的工具，而且也是达到艺术的工具，因为它就是艺术中的理性因素。”没有这种理性因素，就不会有艺术，不会有美。 然而，我们的哲学和现代工业却时常轻视生活的动荡性，忘记科学认知、工具性的一面，由此助长了错误的生存态度。这些生存态度主要表现在现代娱乐工业、审美静观传统和“为艺术而艺术”三个方面。 首先是娱乐工业。杜威承认，“人本来就比较注意于结局，而不是那么注意于准备；”更关注快乐，不大关心它是怎么来的。人类的历史也表明，“人是善于攫取他的享受的，而且是尽可能走捷径来取得它的。”因此，人们都非常注重闲暇和假日，“任何事情都可以作为放假的理由”，且尽可能让假日的时光充满表演的形式，以便更多地沉湎于这段“丰富迷人的生活之中”。杜威觉得这种现象本身并无问题，有问题的是就此轻视乃至否定劳作和工具的方面。娱乐工业就是这个问题的产物。杜威说，“我们已经将娱乐职业化，使它成为我们逃避和健忘的机构。”逃避和忘怀的正是生活的危难、劳作的艰辛及科学的工具性。所以杜威和阿多诺一样，不主张用艺术来装饰闲暇时光。只是二人给出的理由不同。阿多诺更多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利用艺术来为自己服务，“让艺术像双休日这类休闲制度一样，提供一块儿净土，给人慰藉。”杜威则更侧重于哲学本身，断定靠增加休闲时间来解决社会问题是“荒谬的，它只能延续劳动与休闲之间旧有的二元对立。”他强调的是工具对目的的重要性。 其次是审美静观传统。这个传统在西方最早由毕达哥拉斯开始。他曾用摔跤比赛做比喻，说场边小商小贩牟利的功利主义不行，摔跤手的实践行为也不行，只有“进行欣赏”的“旁观者”（spectator）行为才是“最好的”，因为他们是观看并反省着的“哲学家”。这种反省就是“静观”（contemplation）。自此之后，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审美静观一直影响着西方的哲学和美学。杜威说，静观“显然是属于旁观者的一种反省，而不是生产过程的参与者的一种反省。”其错误的根源就是“把知识和美感的静观等同起来”。其结果就是对劳动实践的轻视和否定，其实也正是对知识、观念的工具性的否定，将本来是工具性的东西误作为享受性的目的，即美感对象。而只有从完美静观的“状况之下解脱出来”，让工具理性发挥自己的工具功能，现代科学才会“成为可能”。 最后是为艺术而艺术。这种盛行于19世纪英国的理论和“美的艺术”观念一样，都主张艺术和生产劳动、工具理性隔离开。其代表人物戈蒂耶就讲过，“只有毫无用处的东西才是真正美的；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因为它表现的是某种需要，而人的需要是龌龊和令人作呕的。”如此轻视生产实践和生活实用，杜威自然难以接受。他说艺术和生活利益的密切联系在古希腊就得到过证明，“‘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放在当时会让人无法理解”。他还指出，“只是美术的艺术，也不成为艺术，而只是消极的娱乐和消遣，其所不同于其他的纵情享乐之处，仅在于它还需要一定的锻炼成‘修养’而已。”沉湎于消遣，满足于摆放在博物馆，不动手，不用工具，只是动动嘴、动动脑就行了，这样“大量生产出来的‘艺术’根本就没什么价值”，甚至不是艺术。杜威的批评不能说不尖锐。 杜威的批评目的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是将审美的快乐从消遣性的传统艺术观念中解放出来，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生活之美，特别是劳动者。这也正是其生活美学的核心观点。其二便是用工具理性对“美感主义”进行限制，以免人们耽于审美享乐，妨碍社会文明的进步。威廉·詹姆斯曾在《心理学原理》中说，情感、美感方面比较发达的历史，是贫乏而失败的历史，因为这样的历史不重视工具理性。杜威引用了相关这段话，就是在肯定科学技术对人类文明更为基本的作用，说明“在维护人类的幸福方面，艺术是比较无能的。”他甚至相信，这种工具理性的社会应用，不但能将人们从美感慰藉中解救出来，不会侵害人的精神价值世界，反倒能为这个世界提供一个更为坚实的世俗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