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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贵州榕江县城车站边开烟酒店的侗族青年杨芳兰相继在《民族文学》《安徽文学》《长江丛刊》《黄河文学》《辽河》等发表了十余部中短篇小说。她的作品，都与她的人生直接关联，或者是榕江小县城的经济人生形态，或者是以熬村为背景的人生命运形式，或者是县城与熬村间人生的展开形式，描绘的都是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生活与命运，是小人物们在底层社会中的挣扎、困顿、奔走、崩溃、期待、堕落、沦陷、绝望、幻想，是鲁迅在为萧红的《生死场》作序时说的那种“生之坚强，死之挣扎”。鲁迅用“古井中水，不生微波”来传达阅读萧红《生死场》的感觉，读杨芳兰的作品，也浸渍着一份湿漉漉、沉甸甸的人生无奈。杨芳兰的作品能够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就在于她的作品充满的这种现实关怀，在于其对于底层社会人们人生的真实揭示，在于她逼近生存底线的生活叙事。 美国历史学家施坚雅在研究晚清社会转型时，提出中国市场体系结构为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杨芳兰的小说，正是从基层市场来揭示和描述社会转型中普通人的生存、生活与命运。基于“基层市场”这个具有商品社会特征的大背景来书写七街和熬村的人生形态和生活于底层的人们的命运形式，这是杨芳兰小说的最大特色，也是与传统农村题材作品的最大区别。传统农村题材作品，更多地局限于书写农耕生活中人们的刻苦、隐忍、拙直、沉默、抗争，人们的生活与命运，直接与土地和农事关联，农耕是全部故事和命运的背景。而杨芳兰的小说，则将市场这个具有商品意味和由金钱与交易决定的概念引入，自然地获得某种观念上的现代性。商品、交易、金钱，构成了基层市场最重要的形态，而人们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由商品、交易、金钱所塑造和决定的。杨芳兰小说中的人物，就置身于由商品、交易、金钱所决定的市场竞争中。 具有隐喻意味的“七街”是基层市场最典型的一种形态。“七街像一条准备冬眠的蛇，懒洋洋地匍匐在榕城西北边上。”“每逢七街赶场那天，从各个乡镇到七街卖农副产品的人像潮水一样涌来。七街不像新城区那样一律在店内经营，到了赶场天，人行道上还是可以摆农副产品……”。“我们这些店主在七街生活多年，但从没把七街当成自己的家。我们知道在这里生活再久，终究还得离开。”（《七街来客》，《民族文学》2019年9期）“七街”是乡村与集镇间的一个过渡地带，在七街经营的，大多是通过各种形式进入县城的乡村人；来七街购物的，也多是从乡村来的人们。何秀丽、朱景云、吴秀美等，她们的生活与命运，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命运形式。 在西部乡村，对于许多人来说，生存依然是首要面临的人生现实。从“熬村”出来，在“七街”谋生的杨芳兰有切身感受。她的许多作品，直面的都是底层社会的生存现实，描述的都是生存和生活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怎样生，怎样死的人生过程。《龙凤碑》中的杨通林，作为熬村唯一的錾碑人，在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中，他可以维持基本生活。但当熬村置身于转型进程中的基层市场，权利、地位、观念、交易、金钱等因素，使他陷入一个又一个人生绝境：即将出生的儿子被计生干部强制流产，毒杀村长家的狗却让自己成了瘸子，交换来的继子误食鼠药成了傻子，火烧村长的粮仓被坐牢，两个女儿不知所终，妻子突患脑溢血而亡……他的命运，让人不由想起《活着》中的福贵。杨通林的人生际遇，很大程度上，是转型进程中，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生存的缩影。 如果“熬村”没有纳入市场中，人们也不会介意于生存与生活的区别，就像世世代代的祖辈一样，在“熬村”出生，在“熬村”活着，在“熬村”死去。但“熬村”毕竟与外面的世界关联在一起，毕竟与“七街”共同成为基层市场的一部分，而基层市场则与更大的中间市场，更大更大的中心市场联结，因此，人们对于生活的观念就发生了改变，不仅是为了物质而生存，而萌发了为了理想而生活的愿景。《跃龙门》（《民族文学》2017年11期）中的“我”和明珠，就是在基层市场中建立起人生“理想”的熬村人。她们的理想也一如熬村一样朴实和拙直，就是成为榕城居民，有商品房，有户口，在榕城有一个真正的家。为了朴实的理想，她们在榕城市场磨练打拼，做盗卖光碟的小贩，租住最便宜的房子，吃最劣等的饭菜，饱受各种各样白眼、歧视、讹诈、欺辱、驱赶、关押。但她们即便承受了生活给予她们年龄和性别所能承受的一切，理想依然不能实现。 “七街”市场激发起了熬村人的欲望，甚至扭曲和改变了他们淳朴的人性，但他们走不出“七街”，始终是基层市场竞争的弱者。这是他们的宿命。《滨江花园》（《民族文学》2015年3期）是一个具有隐喻意味的标题，象征榕城上流社会的生活。来自于熬村的知识分子的“我”的理想，就是在县城，在滨江花园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过上流社会的生活。作为符号的滨江花园的诱惑越来越不可扼制，“我”的人性开始扭曲，在经历了冷战、争吵、借贷、离婚等一系列事件后，终于意识到滨江花园的生活不属于她。这其实是大部分“熬村”人和“七街”人的命运形式，他们无可逃遁。 杨芳兰十余篇中短篇小说，其空间都是熬村和榕城。熬村是她一开始就有意建构的空间，而榕城这个空间，则是她在创作进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但无论熬村还是榕城，到了2017年《跃龙门》之后，已经成为她创作的一种自觉了。杨芳兰在熬村的空间建构时，一直是以榕城作为参照，让榕城参与到熬村的叙事中。人物从熬村到榕城，或者从榕城回熬村，都被赋予某种意义，更重要的在于，榕城还是熬村人欲望和理想的终极形式。熬村人不但将自己的经济人生与榕城联系在一起，更将自己的价值人生和榕城联系在一起。对于熬村人来说，榕城具有某种符号意义和象征性。也正是作家这样来建构熬村和榕城的空间，就使得她的小说的叙事，在作为一种方法的同时，也无意中具有一种视野上的意义，使她的作品具有了一个相对开阔的视界，有一种更形象化的立体感。作家在有意无意间，通过叙事将“熬村”与“七街”纳入一个共同的现实空间，使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底层社会的容量有了扩展和充实。 当我们将叙事既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更作为一种创作视野来理解和把握的时候，就会发觉叙事对于文学创作所具有和体现出来的决定性意义与价值。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没有叙事就没有文学，没有叙事就无法建构和赋予生活意义。作为一个真正具有文学自觉意识的作家，不但要将叙事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更要将叙事作为一种视野和视界，在叙事中赋予作品和人物意义，在叙事中塑造形象，体现和呈示形象的光芒和魅力，在叙事中表达作家对于人生的悲悯情怀。 严格来看，杨芳兰还没有获得这种自觉的文学意识，创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思想的表达、人性的揭示、叙事的建构、形象的塑造、语言的组织，都还明显地带有初入文学门奥的写作者的那种稚嫩和生疏。由自发的文学到自觉的文学再到自由的文学，这是文学进步的路径。杨芳兰的创作，要到达自觉与自由的文学境界，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但我们可以期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