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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全集》的编纂方略

http://www.newdu.com 2020-05-20 国学网 韩石山 参加讨论

    《徐志摩全集》(全10卷) 徐志摩 著 韩石山 编 商务印书馆
    用“方略”这样的词,显得口气太大了,好像真的跟打仗似的,讲究韬略,以求出奇制胜似的。现在想起来,是有些可笑,可我当初的感觉,真的跟打仗似的,先谋划方略,再付诸实施,步步为营,志在必胜。
    如此讲究方略,与我当时正在写《徐志摩传》有关。我写“徐传”时,市面上已有好几种“徐传”了,如何能有别于他人,确也动了一番脑筋。能不能在体例上有点新意呢,毕竟是学过历史的,便想到了史书上常用的“传记体”,即将徐志摩作为一个时代来写。写他的一生,用“本纪”(后来改为“本传”),写详细的史实,用“列传”(后改为“交游”),他的生平开列出来,算是“表”,他的著作开列出来,算是“志”。这样纪、传、表、志全都有了。
    
    1997年秋天,《徐志摩传》已完成了“本传”部分。听说我在写“徐传”,天津人民出版社托人问我,愿意不愿意为他们编一套《徐志摩全集》。揣想其思路,该是,既然在写“徐传”,定然已掌握许多徐志摩作品的原本,编一套新的全集,该不是难事。确也是的,此前我已去北京图书馆、山西图书馆查找复印过好多资料。徐志摩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也托朋友复印回来。像《晨报副刊》影印本,干脆就买了回来。是先写完传记再编全集,还是先编好全集再完成传记,我当即决定,还是先编全集。传写得再好,也只是韩某人自己的一本书,而编成《徐志摩全集》,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名山事业。
    写传可以在体例上创新,编全集,能不能在体例上也有一番新的探求呢?能不能,先得想着能。于是一边收集资料,一边想着体例的事儿。
    其时手边有三种《徐志摩全集》,分别由台湾、香港、广西三地出版。台湾出的《徐志摩全集》,不叫卷而叫辑,共6辑。系美蒋复璁、梁实秋主编,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印行。香港出的《徐志摩全集》,是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先是1983年出了《徐志摩文集》,接下来出了《徐志摩文集续编》,再将正编与续编合起来,出版了9卷本的《徐志摩全集》。这个版本,上海书店出版社依次跟进,于1995年出版了内地版的《徐志摩全集》。广西出的,是赵遐瑞、曾庆瑞、潘百生主编的5卷本《徐志摩全集》,1991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有《鲁迅全集》在前而影响广泛,当年编全集的做法,多是仿《鲁迅全集》的路数,即将作家已出版的单本著作,按种类排列,再将发现的佚文接续在后,就是一部全集了。台湾和广西出的两种《徐志摩全集》,基本上都是这个编法。像鲁迅这样的作家,生前作品大多出过单行本,这样编自然合适。对徐志摩就不一定了。即以香港出的《徐志摩全集》而论,收入集子的,不过三分之一,单行本之后接续佚文,必然开成“尾大不掉”的尴尬局面。还有一种,即将所有的作品,均按年月排列,成为“著作系年”的模样。这样的编法,对古代作家最为适用,作品不多,二三十万字,不难办到。对徐志摩来说,上百万字的作品,小说诗歌散文全有,混编在一起,又显得眉目不清了。
    思之再三,觉得还是用“分类编年体”来编,才是正途。在这方面,鲁迅有独到的见识,曾说过:“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若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鲁迅《且介亭杂文·序》)他这说的是只有一种,若两种都顾成,分类而又编年,岂不是两全其美?
    
    分类好说,重要的是编年,我要做的,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编年。年下依月,月下依日,无日有月的,归在月后,有月无年的,归在年后。最最重要的是,我给自己定下一个严格的标准,成书的要找上海出的初印本(徐的著作初印本,全是在上海的),没有成书的,凡是能找到原发表报刊的,一定要找到原发表报刊复印下来,细细校对。实在不行的,也要依据最好的选本。那一段是真的忙,但也真是兴奋。记得在北京图书馆的缩微胶片室里,摇着投影机的手柄,眼睛贴在窥视孔上,一页一页察看《时事新报》上的“学灯”副刊,寻找那篇《雨后虹》时,心里有一种神圣而又亲切的感觉,觉得自己都高大了。
    北京商务版《徐志摩全集》也借鉴了《鲁迅全集》的一个做法,就是每篇文章均写了“题记”,说明此文作于何时,最初发表于何报何刊,最早收入何单行本中,末后还要说,收入全集的这篇,是采自何种版本,以便研究者查阅。再就是,对一些重要而又不易明白的文章,附录了相关的原文。比如徐志摩编《晨报副刊》时,曾发表过一篇《胡适旅苏信件摘录》,徐志摩自己写了按语,名为《“一个态度”的按语》,放在胡适信件的前面,对胡的看法有所批评。当初徐文与胡文一起刊,故而批评时不怎么引用原文,如果只收入徐的文章,很难看出徐的批评具体针对的是什么,只有附上胡的原文方可明白。这样就附上了胡的原文。
    天津人民出版社在2005年出版了8卷本的《徐志摩全集》。《出版说明》,是我代写的。最后两句是:“我们希望初版本出版之后,能得到读者与研究者的批评指正,以期在不远的将来,能出版一部更加完备更加准确的《徐志摩全集》。”十几年过去了,没有动静。到20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建军、徐志东收集整理的《远山——徐志摩佚作集》,所收诗文多达百余篇,我知道新版《徐志摩全集》的时机成熟了。经过出版社两年多的细致工作,终于完成了10卷本、北京商务版《徐志摩全集》。北京商务版全集中,增补佚作自不用说,再一个重要的,就是改正了8卷本中的许多讹误。当然这并不是说,新版全集中,就没有错讹了,这是不可能的。不过多编上几次,总会越来越少。
    北京商务版《徐志摩全集》,令我最欣慰的是,起初设定的编纂方略,还是正确的。定好了体例,多一篇少一篇,不是个事儿。古人说,校书如扫落叶,编全集也是这个理儿。说是全集,很难全的,体例好了,往后不过是增补的事儿。假以时日,离那个“全”字总是越来越近。
      (作者:韩石山,系著名作家、学者、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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