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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辨体时代：分体凝定与“文学代胜”说的变化 在中国文学史中，明代作为文学复古的时代，其立场和姿态是比较负面的；然而，与文学复古紧密相关的辨体思想，却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得到了正面且相当重要的评价。古典文学中的“辨体”，固然是对文体之结构、仪式、功能的一种综合性思考，但究其最简单的外在表现形式，莫过于不同文体的区分与同类文体的文本汇集。如前所言，在对古典文学文本的“打捞”与整理中，大多数总集以分体总集的面目出现，所谓的“全录”思维，主要体现在作家、作品的全覆盖上，而非文体的合并上。其实，明代亦不乏诗文合编，如以《广文选》《续文选》为代表的《文选》续补系列，希求在《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之文章正典序列中占据一席之地的《皇明文衡》《皇明文征》等，其体例多沿袭前代。这些编者对体制一贯性的认同与继承，压过了明人自己的文体学思考。但更多的没有前贤包袱的编者，则秉持文、诗、词、曲分体而治、各自穷极的总集编纂态度。 传统学界之所以重视明人的文学辨体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许学夷《诗源辩体》等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重要位置。故辨体首先被视为一种观念，而不是一种行为。我们必须承认，文章总集、诗总集、词总集在唐宋早已成熟，作为一种著述形式，不需要明人的辨体思想来发扬光大。故明人刊刻的总集文献，其文体学意义，在于不经意中形成了一种汉魏六朝诗文、唐诗、宋词、元曲各有偏重的编纂姿态。显然，这与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学代胜”观颇为相类。从溯源的角度来说，这个观点在元人文献中已经发端，但阅读所需的文献基石，离不开明清学人对断代文学文本的“全录式”整理。换句话说，从虞集到王国维，这一套学说的不断完善，是通过观念的演变与文本的凝定二维相互作用并合力达成的。如果我们仅从古代的文学批评文献中提取前人说法，勾勒这一观念演变的脉络，仍有脱离历史语境去抽绎学理的嫌疑。适当地考虑论说者所处时代的知识来源与阅读环境，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命题在不同时代的变化。 我们所熟悉的“唐诗、宋词、元曲”说，在元代就有流传。刘祁曰：“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也。” 罗宗信亦曰：“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刘祁和罗宗信的看法，源自他们对文学现场及舆论（“世之共称”）的基本判断。也就是说，元曲可与唐诗、宋词并称的观点，在元曲的发生时期就已形成。对文学现场的体察，特别是对当代文学命运的思考，本应是“文学代胜”说的重点之一，但由于整体学界对文学史观的偏爱，反成为我们较少关注的一块盲区。 现在的“文学代胜”材料中，明人的说法尤为丰富。大体来说，他们的判断由两部分组成：明前文学部分，承接元人观点，再根据自己的阅读经历作出一些调整；当代文学部分，无论他们能否提出观点，都必须面对所处文坛的现场，而对现场的体验，主要源自对原始文献的直接感受（无论耳闻还是阅读），而不像对待明前文学那样，可遵从前人说法，或有一些已经编纂的断代总集可以倚据。二者衔接在一起，形成了明人眼中的“文学代胜”。如果我们只选择某一维度，就有可能对明人说法产生认知上的偏差。如宋代之胜，刘祁、罗宗信皆以为词，同时代的虞集则主张理学，现在学界一般将此中差异，理解为狭义文学与广义著述之别，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只要我们细读材料，不难发现，大多数将理学视为宋代之胜的人，如叶子奇、郎瑛、李开先等，都没有对明代之胜发表意见；而大多数将八股文视为明代之胜的人，如李贽、袁宏道、尤侗、焦循等，都认为宋代之胜是词 （唯一例外是王思任）。之所以出现理学与八股文较难兼容的情况，当然因为明清的制义写作以朱子理学为思想准的，八股作为一种文体，既是理学思想的文学载体，更为它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提供了制度性的渠道，一旦将八股文尊为明代之胜，与之相类的理学，再视为宋代之胜就有相重的嫌疑。但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多数明人将八股文尊为本朝之胜？这个时候，前代、当代之胜的不同知识来源，是一个可供介入的视角。 将理学视为宋代之胜的学人，如虞集、叶子奇、郎瑛、李开先等，无一例外都是明隆庆以前人物（叶、郎二人，将理学与宋词并提）。郎瑛去世于嘉靖四十五年、李开先去世于隆庆二年（1568）。在八股文发展史中，我们习惯将弘治至嘉靖时期视为明代八股文的成熟期，而视制义为本朝文学之胜的观点，直到万历年间才出现。时间上的错位提醒我们，自我的成长、成熟与被他人所广泛认可、接受是两回事，八股文不同于唐诗、宋词、元曲等音乐文学或口传文学，这一类文体严重依赖于书籍的流通，只有当出版业复苏并发展至一定的规模时，明人才有机会看到当代八股创作的整体面貌。前一类人中时代最晚的李开先，明明身处八股文的黄金时期，依然感慨“不知以何者名吾明”；而万历以后的李贽、袁宏道等人，却给予了八股文“古今至文”“天地间真文”等至高的评价。现在多将李贽、袁宏道、焦循等人的看法，解释为时代局限性下的“功亏一篑”，即使站在思想解放前沿的文学进步者亦未能免，这固然是阐释的一端，但未免有将文学现象简单化的嫌疑。现在对万历时文持批评态度的，大多以为“奇怪之风”，不及早前的王鏊、唐顺之等人典雅端正，这一判断固然成立，但这种奇怪文风之所以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其原因不只是写作者的科举登第身份（历代八股名家皆如此），更在于万历以后勃兴的公共出版空间。 由此重观元人的“唐诗、宋词、元曲”观，如果我们认识到《万首唐人绝句》《瀛奎律髓》《百家词》在元代的影响，就不难理解元人的观点，实为前代文学的文献传播（元代流通的唐诗、宋词总集）与当代文学的舆论传播（元曲作为表演艺术在元代社会各阶层的普及）之合力所致。而明人的“文学代胜观”，较之元人，又分衍为三条线索：（1）进一步加固了唐诗、宋词在文献层面的文本凝定；（2）通过《元曲选》《六十种曲》等文献，将元曲从舆论层面的口碑效应，转变为文献层面的文本凝定；（3）将当代文学舆论中的热门文体八股文，纳入对“文学代胜”中有关“本朝之胜”的讨论中。正因为对本朝文学的批评，大多停留在口碑，尚难倚靠当代文献形成文本凝定，故对何为“本朝之胜”，作家们有不同的看法，或坦言“不知何者”，或以为“吴歌”，或以为“制义文”。但可以看出，时代越往后，随着各类时文别集、总集被大量刊行，“明代之胜为八股”的观念越来越稳固。故清人对此话题的异见反而较少，焦循发表“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可继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立一门户”的意见，正是基于他想编一套反映“文学代胜”的通代总集的构想：“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与其说他继承了李贽、袁宏道等人的相近文学观点，不如说他与李贽、袁宏道等人虽然相隔两百年，但在对明代分体文学之阅读资源的获取方式及规模上，基本属于同一个时代。从公共出版空间的角度来说，李贽、袁宏道与焦循很近，与先前不过五十年的郎瑛、李开先反而较远。 另外，在明代诸家说法中，李贽认为文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 陈继儒认为“唐人诗、小说……独立一代”。唯有他们二人，在前人独尊唐诗的思维定式之外，提出了传奇亦为“唐代之胜”的观点。这一说法出现在晚明，与当时古小说出版的活跃有很大关系。早在嘉靖前期，已出现顾元庆编《顾氏文房小说》、陆采编《虞初志》、陆楫编《古今说海》等多部辑刻小说集。但最大的连锁效应，来自嘉靖四十五年《太平广记》谈恺刻本的问世，此后《太平广记》在隆庆、万历年间多次新刊，并作为古小说的资源库，衍生出更多流行坊间的辑刻小说集，如王世贞编《剑侠传》《艳异编》、陶珽重编《说郛》、冯梦龙辑《太平广记钞》、潘之恒编《亘史》、桃源居士编《五朝小说》等。与断代诗文的“全录式”整理不同，唐传奇作为古小说的一种，出版界的态度相对随意，时有径删割裂之举，由此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即“文本汇集”发生在“文本稳定”之前。在严格意义上，唐传奇的文本凝定尚未完成，却已在时人心中形成了“断代之胜”的文学印象。这也意味着，阅读受众较底层的说部文学，有机会借民间出版的力量“弯道超车”，改变传统诗文一贯的“先稳定、后汇集”的文本凝定模式，走出另一条形塑“经典时代”的道路。 综上所论，古人对“一代有一代文学”的判断，究其来源的不同，可分为四个层次：（1）基于前人已形成的主流观点，通过阅读前人的文学批评文献而来；（2）基于可见的古典文学之整体面貌，通过阅读断代分体总集而来；（3）基于个人对古典文学演变理路的自觉思考；（4）基于个人对当代文学及其舆论的现场判断。在这其中，无论旧元素的调整，还是新元素的出现，只要是明人“文学代胜”观中与前人的不同之处，如理学的淡出、制义文的强势崛起、唐传奇的旁枝逸出等，皆与明人编刻断代分体总集的风气保持了同步。这不难理解，毕竟“代胜之文学”的最好表现形式，就是断代分体总集的广泛流通。而嘉靖出版业的迅速复苏，正好完成了宋前文学遗产之整体“打捞”与凝定的最后一块拼图。 四、印本时代：宋本翻刻与宋前文学遗产的整体“打捞” 在当代的文学史观中，明代一直被视为庶民的时代。与庶民同流的如小说、戏曲、性灵诗、小品文等，是文学史的座上贵宾；与庶民逆流的，如台阁体、复古文学、八股文等，则评价不高，即使不得不出现在文学史的座席上，也用较短的篇幅带过。其实，视明代为“庶民时代”的观点，之所以能占据学界的主流位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将之置于唐宋社会转型的长时段视域下，南宋、元、明、清的文学作品，可以连成一条未有断裂的发展之路，从而完成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理论建构。我们不妨说，为了文学史的顺畅，用“庶民时代”来统摄南宋以后文学，是较清晰、便捷的一种书写方式。但如果我们专注于明代在近世文学中的特殊性，而非普遍性或衔接意义，那么，“庶民时代”并不是最好的标签。前文提到的“复古时代”“辨体时代”，都是更有辨识度的话题；即使我们侧重明代在近世文学中的衔接意义，“庶民时代”也不是唯一选择，“印本时代”同样是重要的话题。以往有关明代出版文化的研究，习惯用“庶民”的眼光来观看印刷业的再次繁荣，更关注日用类书、戏曲、小说等坊刻类书籍，在一定程度上，对官刻、家刻及经典集部之坊刻的发展空间，关注得还不够，这需要我们用“复古时代”的观念，作出适当的调整。 按照内山精也的说法，晚宋以陈起为代表的临安书肆商人，以职业编集人的身份，开始主导民间书籍的编刊与流通。但入元以后直至明正德以前，整整两百年间，不仅书籍出版的种类、数量远不及南宋，连前代已有较大发展的坊刻事业，也近乎销声匿迹。原来遍布苏、浙、蜀、闽的地方刻书风气的消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各州县的官刻本，无关商业盈利，其刻书之盛衰，直接取决于地方教育收入的多寡。陆深《金台纪闻》记载：“胜国时郡县俱有学田，其所入谓之学粮，以供师生廪饩，余则刻书……今学既无田，不复刻书，而有司间或刻之，然以充馈赆之用。”其次，明初对民间出版的管理相当严格，永乐时就有“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挐送法司究治”的禁令。总的来说，明前期的坊刻事业颇为萧条，唯有福建地区尚具规模，连曾是南宋出版中心的浙江，当地文人想要刊印书籍，有时亦需求助于建阳书坊。 由上可知，明弘治年间，即“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早期，正是秦汉文、盛唐诗一书难求的“出版之冬” 之尾声。从这个角度来说，明代文学复古思想的发展，与时人对汉唐古典文学的阅读需求，是互为循环的一组关系。复古派领袖之一的康海，对早年访求《史记》全本的经历有一段回忆： 然学者多尊师其文而莫得其书，有志之士憾焉。予曩游南都，睹太学之所积，则年岁久远，刻蚀过半。盖自中统抵今，翻刻者鲜，是以良本绝废，阙漏罔稽，鱼鲁益繁，亥豕靡择，斯固士大夫之责耳矣。于是博采旁搜十又余年，始得斯本，若获珙璧。乙亥冬，将谋于梓，用畅宿怀。然其所有，则但纪、表、世、传，而八书逸焉。虽补之缙绅所藏，差谬又甚，脱简弥滋。 虽然单部书的流传情况，未必反映历史的完整面貌，但这段话至少提供了四点信息：元代以来“翻刻者鲜”，普通读者“莫得其书”，官学典藏“刻蚀过半”，良本采搜“十又余年”。无论哪一点，都指向经典著作之全本、良本难求的客观事实。《史记》尚且如此，其他文史经典的境遇，实可想见。在传统诗文方面，《唐音》《文章正宗》作为馆阁的学习正典，《唐诗三体家法》《唐诗鼓吹》作为三家村的摹写范本，尚有较稳定的读者群可以维系，其他的集部文献，则处境堪忧。连李白、杜甫的诗集，在明正德以前的百余年间，也只刊印了少数几次而已。 然而，自正德后期至嘉靖中期，短短的三十年间，前代经典文集被广泛编印，迅速推广，与正德以前相比，可谓天壤之别。我们以整理基础较好的六朝诗与唐诗为例，相当数量的六朝、唐代诗家在宋代有过刊集，特别是南宋书棚本的流行，让中小作家的诗集整理有了较高的起点。这些在南宋刊印的诗集，经历了14—15世纪两百年的出版大萧条，在明中叶仍有一定的流通。从情理上推断，正德、嘉靖文人面对的前代诗歌遗产，至少由三部分构成：留存至明中叶的宋刻本，流传至明中叶的旧抄本，见存于史籍、类书、选本中的散佚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明中叶应读者需求而生的新刊总集，它被编印的速度越快，规模越大，其中中小作家的比例越高，就越能反映前代诗人别集、小集的保存完好度，及出版者所能提供技术支持的力度。 首先被刊印的，是那些拥有稳定读者群的名家诗集。如《陈思王集》有正德五年（1510）舒贞刻本，《诸葛亮集》有正德十二年阎钦刻本，《陶渊明集》有正德十五年何孟春刻本，《庾开府诗集》有正德十六年朱承爵刻本，《嵇康集》有嘉靖四年黄省曾刻本等。现存最早的《谢灵运诗集》，亦由黄省曾在嘉靖十年以前刊刻。以上书籍，在短短二十年间集中问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选》已无法满足复古诗家对六朝诗集的阅读需求了。 以上刻本中，有的是这位作家现存最早的别集本，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编刻者实有一部可以信赖的宋刻本作为底本。《明史·艺文志》中著录有“何景明校《汉魏诗》十四卷”， 《大复集》中亦有《汉魏诗集序》一篇，既然他重在“校”而非“编选”，那么，很可能手头有一套宋元版的汉魏诗人别集丛编。类似情况不止一家，嘉靖二十二年，蒋孝编刻了《六朝诗集》24种55卷，“其行格与书棚本同，雕镌雅饬，尚存古式。”“实宋末坊本，嘉靖时从而覆刊。”可见在近两百年的出版萧条后，正德、嘉靖文人最容易读到的汉魏六朝诗集，就是晚宋时期的书棚本。唐诗传播的情况亦如此，朱警于嘉靖十九年编刻《唐百家诗》100种171卷，算是明人翻刻宋本唐诗小集的集大成之作，编者自云“先大人驰心唐艺，笃论词华，乃杂取宋刻裒为百家”。虽有学者指出，朱警拥有的诸家小集，未必全据宋末书棚本而来，还有其他的一些来源，但能将上百位唐人的小集一同重印，且大半来源于书棚本，本身就是一个出版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朱警对晚宋商业出版成果的“打捞”与复原，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至少在出版史的层面，意味着明代非官方的书籍印刷，基本上恢复到了晚宋的规模。甚至较之宋刻小集的单行流通，《唐百家诗》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刊印完成，并作为一个整体来流通，此事即使放在晚宋的书坊业中，也是较难想象的。 以往我们一直将晚明的出版文化，视为晚宋之后的又一高峰，偏重考察小说、戏曲、类书、评点等著述形式，以探究近世出版文化中的世俗面相。但如果我们摘掉“通俗文学”“原创文学”的眼镜，那么，在万历年间的出版繁荣之前，如嘉靖年间《六朝诗集》《唐百家诗》等对宋本小集的汇编式刊印，其实是一种有明代特色的大型古籍“影印”行为。设想当今学界对“《四库全书》系列丛书”的倚赖，就不难想象明人的这一波出版事业，对于宋前文学文本之保存及整体凝定的重要意义。而建立在此“旧籍新刊”丛编行为之上的对前代文献更广泛的“全录式”整理，作为明人的一种创造性实践，又体现了明嘉靖以后文学出版物规模化、学术化的新兴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说，南宋后期与明中后期所表现出的出版兴盛之势，是有差别的， 前者是作为作品、作家个体的古典文学文本“走向稳定”的阶段，后者是作为时代整体的古典文学文本“走向凝定”的阶段。 由此，明中晚期作为印本时代的第二个发展期，有责任也有能力将第一个发展期的刊印成果，用更低的成本，以更新的形式，大批量地保存下来。而且，由于之前出版业的萧条时间太长，在嘉靖时期，从文物角度收藏宋本的文人风气开始形成，江南地区出现了一批将宋本视为赏鉴对象的新型藏书家，甚至一些艺术家、社会权贵也参与其中，进一步减缓了宋版书籍在后世的流通速度。一旦某些书籍不再是常见的阅读物，那么，就需要有新的书籍来替代其输出文学文本的原初功能。嘉靖年间作为翻刻宋版的重要时期，其仿刻浙本一路，或出于对宋版艺术精美的追求；但其仿刻书棚本一路，更可能是体会到了在先前出版大萧条、当下宋本文物化之双重压力下的书籍流通危机。 通过对宋代商业出版成果的“打捞”与复原，明代出版界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旧籍新刊”的事业，为后人全编“新籍”（如《唐音统签》等）铺平了道路，这是古典文学之文本凝定的重要一环。但宗尚唐诗的明人，显然并不满足于此，经过了嘉靖年间近半个世纪的行业发展，他们明白当代的出版能力已经超越南宋，因此，较少依傍地编印当代原创的大型出版物，成为他们尝试的方向。如嘉靖三十九年编印的冯惟讷《诗纪》，以“全录式”总集的形式，推动了先唐诗歌的进一步凝定；与此同时，以“宗唐”为准绳的明代诗歌的汇集，也开始进入复古诗家的考虑范围。从嘉靖四十二年起，无锡人俞宪效《唐百家诗》的做法，陆续选辑明人诗歌，刊为小集，聚沙成塔，总题曰《盛明百家诗》，至隆庆五年，共辑得前、后编331人324卷。我们现在因为存世明集的丰富性，在文献学的层面上，对《盛明百家诗》等早期明诗总集并不重视。但身处十六世纪中叶的俞宪，没有能力预知明集在后世的流传竟与宋本的情况大不同。如果他从先辈那里听说过曾经持续两百年的出版大萧条，那么，借着嘉靖出版的复兴之势，敏锐地抓住出版动向，效仿南宋模式，推动当代诗人小集的丛刻，是足可理解的一种行为。 《盛明百家诗》是否如南宋书棚本那样，具有商业盈利的价值，恐怕未必， 但随着出版成本的降低，大型丛刻作为一种书籍出版的形式，已经被江南的出版人士所广泛接受。他们既然愿意推动这一事业，至少认为不会承担太高的风险负担。这些“全录式”总集能否被编纂出来，或由编者的整理热情决定；但它们能否从抄稿本转化为刻本，需要出资方来决定。期待读者之多少，出版成本之高低，都是出资方需要考虑的问题。从现有案例来看，至少在嘉靖中后期，持续的复古风尚与渐趋低廉的出版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出版者的顾虑。在读者需求（市场）、思想潮流（舆论）、物质技术（载体）等的综合作用下，古典文学的文本凝定成为现实。 余论 在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中，南宋的江湖诗人与金代的《董解元西厢记》，被视为中国近世文学的重要开端之一。但其后元代的诗文创作，仍延续了唐宋诗文的强势传统，刘基、宋濂、高启这一批由元入明的作家，非但没有成为中国文学近世化道路上的重要坐标，反而是中国经典诗文的最后黄金一代。置于长时段的视域下，明代文学既是经典时代的终结，又被视为“新经典”时代的开端。尽管不同的学者，对近世文学发展的起落节点有不同的理解，但在本质上，都表现为以原创文学为基本单元的“演变式”文学史观。 如果我们将“经典的终结”的衔接对象，视为“凝定的开始”，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古典文学”从鲜活的生长者转变为稳定的宗法对象的过程。传统视野下古典文学的核心板块，如秦汉文、魏晋南北朝诗、唐诗、宋词、元曲等，都在明代得到了充分的整合。类似的思维方式，有其学术上的渊源，“所谓文学史的框架，从一开始诞生，就不是为宋代以后的正统诗文准备的。早期的文学史一般讲述诗文到唐宋为止。” 这种轻视明清诗文的姿态，虽然早被新时代的学术所舍弃，但它确实指出了一个问题，即汉唐经典在明清人眼中是一座圣碑，而在明清文学研究者的眼中，由于宗法者面相的错综复杂，反给明清文学的批评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我们现在的主流做法，或靠“文学代胜”的策略来转移焦点，或将明清诗文的书写比重不断增加。从文学史书写的角度来说，这无可厚非，但无法解决明清诗文在研究深度上不甚理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现在的明代文学研究，存在一个“作者—编者—读者”的优先级顺序，其背后隐藏的，是我们在研究思维上对文学原创的偏爱。现在的局面，并不是没有人去研究读者接受，有关明代唐诗学或作家接受史的研究成果不少，而在于我们的作家研究，很少将其作者、读者两种并存的身份，放在一个均衡的位置上考察。不仅明人的个体阅读经历与知识结构未被探究，而且能代表明代“标准读者”的普遍阅读书籍与常规知识体系，亦知之甚少。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明清诗文研究中采用的，仍是汉唐文学研究中“先作者后读者”的传统范式，强调经典的生成与流变，重视作品与其作者、读者的关系。而事实上，中国文学发展至明清时代，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前代文本完成了整体的凝定，丰富的当代史料得以重构历史现场，文学宗法的自觉及学理探究趋于精微。在历史学界，时代材料之多寡，是造成不同研究范式的重要原因，而文学研究界对此的认识稍显不足。笔者认为，强调经典的习得与新经典的生成，重视读者、作者之身份在作家文学行为中的相互作用，不失为改变明清文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新思路。 其实，有关“经典终结”与“凝定开始”的话题，明代并不具有唯一性。在某种程度上，汉代同样是一个“经典终结”与“凝定开始”的时代。西汉五经博士的设立，以及刘向、刘歆等人的古籍整理活动，让经历了秦火的先秦文献，得以较好地保存下来。无论《诗经》《楚辞》，还是各种经部、子部著述，我们看到的都是经过西汉学人重新编定后的文本。以上文献特别是经部著述在汉代的凝定，深刻地影响了先秦学术在后世的传播与研究，这已是学术界的常识。而事实上，集部文献在明代的凝定，对汉唐文学之批评系统的建设与完善，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明代诗学之所以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仅靠观念上的复古、创作上的摹拟，是不可能达成辉煌的，我们理应看到凝定背后更深层次的追求。 汉唐学术的发展，固然有玄学、佛学等儒家以外的思想资源，但其中最根本的一维，是通过对“五经”的注疏来实现思想的发明。从这个角度来说，明清文学的发展，在已有经验的层面上，面临着一个似曾相识的场景。即通过对已凝定的古典文本的摹拟学习，探索出一条创新之路。我们一直强调的明人“以复古为创新”，正是古人经学思维方式在文学上的一种自然投射。一旦我们如此理解明人的文学复古行为，那么，他们的“复古”，不仅是复“汉唐文学”中的古诗文，还在复“汉唐学术”中的古法。而清人之所以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比明人更高的成就，与他们大量注释六朝唐宋诗集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注诗”行为本身，就是“以注疏实现思想发明”在文学领域的一种变体。 由此来说，汉代和明代，作为中国古典文本凝定的两个重要时代，有其独特的文化史意义。它们分别借大一统国家图书管理、印刷业繁荣这两次人类文明发展的契机，促成了中华文明在文本文献上的整体凝定。发生于明代的古典文学文本的凝定，固然与汉代的情况、类型有所不同，但其凝定背后的诉求，却有相似之处：不只是通过文献层面的全面整理，维系中华文明的宝贵精神遗产；还要以回溯文献的方式，推进相关部类的学术研究，达成面向未来的创新。在此比较视野下，明代文学与汉唐经学，既可以是平行研究的对象，也可以是影响研究的对象，同置于中华文献之文本凝定与思想再创造的历史长河之中，或许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理解了文本凝定及其意义，再重观顺应文学史潮流的那些“新经典”，或许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我们以前讨论晚明文学思想的兴起，主要关注他们对复古文学思想的批评，是如何打破长久以来的摹拟习气与僵化思想的。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那么，明人对古典文学文本的全面整理，正是其文学复古追求不断深化、做到极致的一种表现。古典文本的凝定越彻底，可以提供给读者的资源就越丰富，而古典资源丰富的另一面，就是通过多元的面相将潜在的文学开放性摆在新一代读者的面前。从这个角度来说，晚明是一个凝定与解放共存的时代。我们以前对晚明出版文化的理解，一般认为繁荣的出版业为俗文学读物的流通提供了宽广的媒介平台，而事实上，在此之前还有几个循序渐进的环节尚需完善：繁荣的出版业首先促成了对古典文学文本的全面整理，而读者又在远胜前代的文本文献中发现了新的文学元素，这些文学元素促成了文学复古之外力量的兴起，而新兴作家所创作的新式文本，又借商业出版的渠道，得以迅速地推广开来。这一段遗失的中间环节，覆盖了相当多的明代士人作家，或可对晚明文学的发展，作出更加周到的解释。那些自觉拥抱“通俗文学”“性灵文学”的作家，固然是晚明文学的重要一面，但我们不应该因为他们的闪耀，而让传统的面相在文学史中“隐身”，否则，读者与作者依然处于一种断裂的状态。 最后要说的是，无论分体凝定，还是断代凝定，在严格意义上，都属于某一种类型的文本凝定。文本凝定所包含的“稳定”“汇集”二维，固然都在文献研究的范围内，但它之所以形成，终归是读者需求的反映。只不过当代的古典文学知识体系以时间为主、以文体为辅，让我们将文本凝定中的体裁、朝代等元素视为合理，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宗唐或宗宋、古体或近体在古人创作观念中的差异。相反，像《经世文编》这样以题材定类、分类的文学总集，因为有明显的编者意图，存在随时重组的可能，我们一般不会纳入文本凝定的范围内。换句话说，在文本凝定的过程中，行为人到底持“全录”的学术性思维，还是“应用”的功能性思维，成为判断其凝定是否走在正确方向上的重要标准。这其实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凝定的意义”。本篇的目的，只限于在文献文化史的范围内提出“文本凝定”的概念，并作出较合理的论证；但从更宽广的文学文化史的角度来说，文本凝定所造成的整体知识储备及阅读方式的变化，及其连锁影响下的“意义的凝定”，是更具开放性的话题，或有可能为近世文学研究打开一个新的窗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