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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复古时代、辨体时代、印本时代的三重叠加，明代文学有其庶民文学特征之外的另一重要面相，那就是中国古典文学文本的整体凝定。明人的古典宗尚与阅读需求，推动了“全录式”总集编纂事业的蓬勃开展；“分体全录”的编纂思维及事实，既得益于前人的“文学代胜”观，也激发了明人“文学代胜”观的新变；嘉靖印刷业再兴下的宋本翻刻风气，在较短期内完成了对宋前文学遗产的整体“打捞”。汉唐以来的经典文学在明代的文本凝定，与先秦学术在汉代的文本凝定，它们同为“以复古为创新”的思想活动，是中华文明发展在文献史、观念史上的两个重要节点。 关键词：文学复古 全录式总集 文本凝定 文学代胜 嘉靖刻本 作者简介：叶晔，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杭州310028）。 对汉魏六朝隋唐文学研究者来说，明刻本是绕不过的一个话题。除了少数的经典作家有宋本存世外，大多数非经典的作家，他们存世的最早本子，皆在明正德至嘉靖年间刊印。此前的版本流变情况，因没有实物，我们很难探究。而对明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汉魏六朝隋唐的文学作品，更是无法绕过的话题。它们作为明人复古的宗尚对象，在文献层面被不断地搜集、整理、刊印，在文学层面被有针对性地阅读、摹拟，并尝试超越，成为明代文学生态中必须正视的一股力量。通过实在的书籍，汉唐以来的经典文学与明代文学得以交缠在一起。 本篇所谓的“文本凝定”，由“文本稳定”与“文本汇集”两个维度及发展阶段构成。抄本时代的“文本的不稳定性”，是当代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学界分歧较大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的有效性，进入印本时代后，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古典文学文本得以进一步稳定。但只有文本稳定，尚不能解决“经典时代”的问题。经典作家可以通过别集的传播来养成，经典时代必须通过更大型的总集才能实现。受限于刊印能力、崇古风气、辨体精神等多方面的因素，宋代的总集编纂，主要是文学导向式的，即文本的选录重在体现编者的思想及诉求。直到明代，出现了大量以文献为本位的总集编纂行为，“全录式”总集开始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原已稳定的汉唐文学文本，进入了“文本汇集”的新阶段，并在文献文化史的层面，实现了断代文学的“文本凝定”。在此基础上，作为经典的汉唐文学，不仅在观念史层面上，同样在阅读史的层面上，由“经典文本”扩展至“经典时代”。 本篇的目的主要有二：首先，旨在跳出庶民时代的思维方式，通过对明代作为复古时代、辨体时代、印本时代的综合考察，从建设性而非原创性的角度去理解明代文学，更好地挖掘明代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独特意义。其次，关于文本研究的洞见与不见，近年来被学界所广泛讨论，特别是古典文学文本的稳定性问题，引起了学界较大的争议。虽然基于印本文化的近世文学，未必适合介入这一话题的讨论之中，但寻求不同时代的文本稳定问题的共通性，以更完整地建构中国古典文本发生、发展的自足系统；或通过不同时代的文本变异情况的差异性考察，对文本的“稳定过程”作长时段的通贯研究，依然是学界应该努力深化的方向。无论哪一种情况，对明代文学研究来说，都在寻求与其他断代文学形成更深入而有效的学术对话，以建构更加全面且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古典文本研究话语。 一、从明代的文本文献与明代文学之关系谈起 无论在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文献中，还是在晚清以后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中，无论是西人的观点，还是日韩的学说，不管时代的文学思潮如何风起云涌，普通读者对明代文学的整体认识，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它基本上由两个维度构成，即在传统文学视域下的中国雅文学发展之低谷，及在现代文学视域下的中国俗文学发展之高潮。 前一种情况，来自本土叙事，主要有两种呈现方式，一是继承自《列朝诗集小传》《四库全书总目》而下的清人批评遗产，视明前期馆阁、中期复古、后期性灵、幽孤等为古典诗文“走向何方”的不同面相；二是继承明人提出的“宋无诗”的极端立场，发展为至宋元戛然而止、无问明清的文学史书写方式，不将宋以后的诗文创作纳入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序列之中。如林传甲在《中国文学史》中，认为“元之文格日卑，不足比隆唐宋者，更有故焉。讲学者即通用语录文体，而民间无学不识者，更演为说部文体”， 故只写到“唐宋至今文体”“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连诗歌都不提及。后一种情况，源于西方的文艺精神，继承了欧洲的“中国文学史”观，也包括西学影响下的日本经验。英人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及多部问世于日本明治后期的《支那文学史》，对晚近国人的文学观念影响甚大。如黄人在《中国文学史》中，就认为“合院本、小说之长，当不令和美儿、索士比亚专美于前也”。在过去的百余年中，本土的文学史观经历了从学术到文艺、从杂文学到纯文学的蜕变过程，较之林传甲、黄人等人的开山之说，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依然得以保留了下来；对明代文学的整体评价，亦从贬到褒，渐次升温，但“文学代胜”观念下的择取式肯定，仍是我们理解作为整体之明代文学的主要途径之一。 以上两类评价，其侧重点不同，由此造成了明代文学在文学史中的位置亦不同。但无论古典诗文，还是小说、戏曲，大家在讨论的多是明人创作的文学作品，至于建立在明存文本文献的基础之上的明代文学世界，较少被留意。换句话说，我们关注的基本单元，是作为作者的明代文学家，及作为创造性文本的明代文学作品，文学史就是由这些单元串联而成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由于戏曲、小说的崛起（无论是事实层面的崛起，还是研究层面的崛起），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层累型、衍生型文本在明清诗文中的成长空间；也因为印本时代的降临，我们不再关注前代文学文本在明清两代的存录形态与变异情况。所有这些偏重，都无可厚非，毕竟作为近世中段的明代，理应有它独具特色的文学特征，不应跟着前代文学的特性亦步亦趋。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学中的明代，是一个“复古”的标志性时代，直到“五四”以后，借着俗文学、性灵文学的创作潮流，通过对小说、戏曲、小品文等非传统文类的标举，才在中国文学史中打开了新的局面。“复古”对于明代文学的评价来说，是否沉重的负担，我们且置不论，但对汉唐文学的文本传播与接受来说，处在一个“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时代，绝不是什么坏事。 近年来，随着作品的异文及其改动情况，被解释为经典“变动不居”的一种反映， 明代在汉唐文学之经典化进程中的意义，日益得到学界的重视。以莫砺锋、陈尚君等为代表的唐代文学专家，对明代在唐诗流传纷歧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这一视角亦为海外汉学家所认同，《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晚明文学文化”一章，就以书籍史为书写主线，代表了英美汉学界关注明清出版文化的集体姿态，认为“直到明代中叶，无论是唐诗经典，还是唐代著名诗人榜，人们都还没有明确的共识”，指出晚明是“伟大经典的共识得以确立”的时代。其作者之所以下此判断，很大程度上基于印本的流通传播，“万历以降，印刷工业的发展使得‘古’有利可图”，“晚明成为很多文类经典化的最重要的时期”。可见无论本土学者，还是海外学人，大家的关注重点，都在从经典的事实结果，转移至经典化的“发生过程”。 前代文本的经典化，足以在文学思想的层面，与后代的文学创作发生有效的联动。从这个角度来说，留存于明代的文本文献与明代文学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在此前提下，笔者希望退后一步，将关注点停留在文献文化史的层面。在严格意义上，经典化是一个有关读者受众的社会文化问题，经典的意义无法离开读者的阐释而独立存在；而“文本凝定”属于广义的文献学问题，其凝固的状态及程度如何，较少随读者的意志而转移。二者存在立足点上的差异。而且，经典化主要聚焦于优秀文学作品，优秀作品的文本稳定，按理说要早于普通的作品，且经典视角未必关心那些普通作家的作品流存情况，也不关心名家的普通作品的流存情况，但文本的凝定，必须覆盖经典之外更广阔的文本世界。 在立足于明代、寻求内部对话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思考，如何对中古文学文本研究中的疑难问题，作出旁观者的呼应。既然“文本的稳定与否”是这一领域争议的焦点，那么，我们尤需明辨，文本稳定与文本凝定，他们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在笔者看来，文本凝定至少由两个维度构成：一个是文本稳定，既指在印本文化中，抄写、口耳等媒介因素已无法对文本的变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也包括总集的出现、选本的多样化等，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个别选家的擅改行为对文本稳定的负面影响。另一个是文本汇集，在印刷业渐趋繁荣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同质文本，在体裁、类型等文学范畴的规导下被汇聚到一起。百卷以上的大型文学总集的编纂与流通，让很多中小作家的作品，得以有一个相对集中且具口碑的储藏地与展示区，从而超越于经典文本，实现“经典时代”的整体凝定。在古人存在明显阅读局限的情况下，如何让普通读者通过尽可能少的书籍，来认识尽可能全面的前代文学面貌，既是一个知识获取的难题，也是一个知识标准化的难题。这种以书籍为单位的文本凝定，减少了阅读选择中的复杂及不可知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学文本在个体阅读行为中发生变异的可能。以上文本凝定之二维，都建立在印本文化的基础之上，但文本稳定是一种无关人之精神的技术必然，文本汇集则是一种时代风气及读者需求驱动下的使然，不应混为一谈。 近四十年来，学界涌现了一大批极具立体感的明代文学研究成果，我们有理由展望，这是一个具有丰富维度与开放空间的研究领域。但回顾已有的成绩，我们也会发现，细部的不断深化难以撼动对明代文学的整体思考。一旦我们想要将多维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断代文学史的书写，可用的方法并不多，足可信赖的仍是基于文学原创的“作家—作品”串联法。但这样的书写方式，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较少谈及先明文学在明代的传播、接受情况（相关成果难以被安置于断代文学史中），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呈现文学家作为读者、改者、编者的其他面相（明代文学的阅读史、知识史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改写、编选等行为，因被置于文学思想史的框架下，已被基本认同，并被局部纳入文学史书写中）。作家研究一直是明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其有效性已被学术史充分验证，但其偏重面与精细度，尚无法完全澄清文学文本之发生、传播、变异的具体情境。 由此，我们需要一个不断完善的整体文学世界。在这个文学世界中，除了优秀的作家、作品，还有那些未必出色的原创文本及其作者，及前代文本的阅读者、复制者、改写者等。文学史作为一种实物史，有具体的文本及作为其媒介载体的书籍传世，故我们对文学史的理解，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经济史等，满足于线性时间上的认知。明代文学与前代文学的互文性关系，以及前代文学在明代的实物生存态（非观念生存态，此在政治史、经济史中亦可成立），同样是明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这些，与明人的文学创作一起，构成了整个文学世界的复杂网络。即使我们秉持原创至上的批评标准，也有理由相信，建立在书籍阅读与知识建构之上的原创研究，比架空于物质媒介与阅读行为之上的文本分析，更接近真实的历史。 一旦认识到在无关姿态的文学世界中，前代文本的意义未必逊色于原创文本，那么，我们在对“前代”概念予以重视的同时，也需要留意，任何时代的“前代文学”，都有“被阅读的前代”与“被保留的前代”之别。明人眼中的先明文学，是“被阅读的前代”；而今人眼中的先明文学，它在明代的处境，是“被保留的前代”。“被阅读的前代”与“被保留的前代”的重合程度，取决于文献的整理完整度与书籍的出版、流通密度。现在的普通读者，可以轻易地读到《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宋诗》《全元诗》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全宋文》《全元文》，那么，被当代人阅读的先明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被保留至今的先明文学。然而，这种便利性，不是自古以来一贯如此的。唐人对先唐文学的了解，除了名家别集外，主要来源于《文选》及各种类书；宋人对先宋文学的了解，除了唐人的阅读遗产外，还有一些宋人新纂的类书及《万首唐人绝句》等诗歌总集。这就意味着，中小作家的文本留存，或通过稳定、完整的别集形式，但他们的文本受容，却是通过“类”或“选”的方式，经由普通文人的阅读而达成的。而且，在印刷业尚未充分成长之前，刻本书籍的流通密度，其实相当有限，不应乐观估量。虽然南宋后期出现了坊刻商业行为，但类似情况对整个文学世界中的普遍阅读到底有多大影响，尚可商榷。至少在明代中前期，文史经典无处可寻的情况，经常出现在文人的笔下。普通士大夫的阅读局限，及其可阅读文本在“被保留的前代”中的比重，需要重新经受考验。 综上而论，明代的整体文学世界，至少可以分为三个维度：一个是明人的文学创作世界，即我们日常所说的明代文学；一个是明人的文学阅读世界，涉及前代文学文本在明代的受容情况，这属于阅读史、接受史的双重视域；一个是明代的文学留存世界，虽然大多数不以藏书、学问见长的明代作家，未必有机会读到这些作品，但它们确实借一些学人的编采及刊刻行为，以文本文献的形式，被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得以在一定的文化空间内传播。这个“文学留存世界”，在严格意义上，是明代的而非明人的，是学者视角的而非读者视角的，但它又非一蹴而就，确实由作为作者或读者的明人持续建设而成。其中所体现的“全录式”（却未必严谨）的文献整理精神，实得益于明代延绵持久的文学复古生态。上一个文学复古期（中唐至北宋），因尚未发生印刷革命；上一个商业印刷的发展期（南宋中晚期），因没有文学复古之氛围，都不足以完成古典文学文本凝定的时代使命。 二、复古时代：古典宗尚与“全录式”总集的编纂 如前所言，以明人原创姿态出现的文学世界，作为明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向无异议；但前代文学在明代的受容情况，此在明代文学研究中的位置，学界有不少争论。过去的二十余年中，在接受美学理论的影响下，学界出现了一批有关经典文学受容的研究著述，究其发生，大多由接受对象的研究者发起，而不是由接受发生时代的研究者发起，这一点早就引起了学界的省思。总的来说，多数明代文学研究者无意过多地介入此领域，因为在他们眼中，前代作家、作品在明代的受容，并不是上乘的选题。现在的困局在于，经典作品在后代的接受史价值，已不再不证自明；但将前代文学的接受研究，纳入明代文学的研究体系之中，同样需要经过论证，这多少有些进退维谷的尴尬。在明人常规阅读范围内的经典受容研究，尚且如此待遇，未必能进入普通明人阅读范围内的非经典文本，其作为明代文学研究的合理性，就更要经受重重考验了。 经典受容之所以在明清文学研究者的眼中居于二等，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我们对作家之创造力与能动性的优先认同。虽说受容与创造、读者与作者是一体之两面，很难割裂开来，但我们难免偏爱能动性更强的一面。由此造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即经典受容的研究到底有多大意义，取决于后世作家的创造力。如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现在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是在经典宗尚之上的文学创新行为，至于这条创新之路走得有多远、是否成功，或许有不同的声音，但其建立在崇古的姿态之上，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历代学人中主张七子“蹈袭”的不在少数，也有人对李梦阳、何景明的文学实验予以同情之理解，但无论哪一种情况，他们的关注点都在复古作家的能动姿态。运动之成败关系于此，似乎汉唐经典一直在那里，不需要经过宗尚人士的宣扬，便可傲立行世。而事实上，无论是经典的观念，还是经典的文本，都有一个经后世崇古行为而不断凝定、升级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作家的创造力让经典的再生乏力（这是已经知晓历史结果的我们，用全知之眼在设定批评的方向），而忽略了这一时期经典发展的其他维度。 文学宗尚中的经典，至少可分为经典文本、经典作家、经典时代三个维度。其中的经典作家、经典时代二维，便涉及某一类型文本的凝定。我们以前更关注经典文本从“不稳定性”到稳定状态的变化，对经典作家、经典时代的文本凝定情况，因其数量更大，面相更复杂，很难通过少量的个案分析，完成一整套经典生成机制的建构，故鲜有涉猎之人。但从古人的言说习惯来说，“宗李”“宗杜”“宗唐”“宗宋”等，才是古典诗学批评中的常用语与关键词。已有的研究，多倾向于从古代文学批评材料中直接抓取“已凝固观念”，这样的做法很好地凸显了李白、杜甫、唐诗、宋诗的特有面貌，为后人树立了一个立竿见影的素描形象，但对此“典型化”材料背后将作家诗歌“类型化”的倾向，我们亦须反思。事实上，在观念的凝固之外，还有更实在的一种凝固，那就是文本的凝定。它之所以未被重视，一在其较大的文献覆盖面，稀释了学界以经典作品、经典诗学为核心的问题导向；二在其研究方法的复杂性，没有个案研究那么容易被学习与复制。 经典文本的形成，诚然是文学史的重要一环，一旦离开了文本，就有蹈空走向历史研究的嫌疑。但从当事的现场来说，作为经典被学习与效仿的，并不是作为文学基本单元的作品，而是反映为至小某一作家、至大某一时代的宗尚风气。如果说经典文本的形成，可以有口传、抄写、石刻、书画等多种途径，那么，经典作家、经典时代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书籍的刊印与传播。尤其是“经典时代”观念的强化，不得不倚赖于历代学人对“全录式”总集的编纂。而有一个文学事实，在明代文学世界中的存在感尚不够突出，那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全录式”总集，究其源头性的整理工作，皆始于明代。 对先唐文学的整体整理，《文选》《玉台新咏》珠玉在前；唐宋两代，则有《初学记》《艺文类聚》《文苑英华》《太平御览》等大型类书。前两部经典，对汉魏六朝文学文本的凝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中等的文献体量，在“复古时代”的思想心理与“印本时代”的技术普及下，已满足不了明代读者日益增大的阅读需求；后者因鲜明的类编性质，缺乏保证文本完整性的自觉意识，且没有按照“时代—作家—作品”的经典层级来编排作品，故在经典宗尚以“作家”“时代”为单元的观念模式中，其体例的错位，注定无法形成文本文献的有效凝定。对此，明人做了一些由浅及深的尝试。首先是《文选》续编之法，刘节的《广文选》、汤绍祖的《续文选》、周应治的《广广文选》等，都是这一编纂思路下的产物。较之萧统编纂《文选》时详近略远、薄古厚今的当代文学观，在明人的眼中，无论两汉还是南朝，都是遥远的古代。故在当代复古思潮的驱动下，他们的编选重点之一，是补遗汉魏遗篇，表现出一种厚古、求全的编纂倾向。已有学者指出，《文选》原典和广续本分别侧重于“选”与“集”，其根源在于二者编纂目的有垂范性与资料性的区别。明人在《文选》增续上的资料意识，其本意在整理出更多的汉魏诗文，以满足整个复古文坛的阅读需求，但从客观效果来看，确实为后来《赋苑》《诗纪》《文纪》等先唐分体总集的编纂，做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工作。 当然，受限于著述体例，这样的经典续编之法，仍存在将作家、时代切割重组的痕迹。同一位作家，既因不同的文体、文类创作，被归入不同的卷帙；也因不止一次的续编工作，出现在多部“文选”的递补事业中。这个时候，对断代文学进行分体整理，将单个作家的作品归并在一个较集中的文献空间内，开始被一部分学者思考。虽然有《文选》这样的经典著述可以作为便捷的文献蓝本，但从《初学记》《艺文类聚》《文苑英华》等大型类书中辑佚散篇，仍是相当艰苦的一项工作。先唐赋的整理，李鸿编《赋苑》收875篇作品，兼收全篇、残篇，是清编《历代赋汇》的重要文献基础。先唐诗的整理，有冯惟讷编《诗纪》156卷；先唐文的整理，有梅鼎祚配《诗纪》编成《文纪》226卷，皆筚路蓝缕之功。以上二家成果，被晚明张燮的《七十二家集》、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广泛采纳，为晚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虽有学者指出，正是明人贪多务全、剪裁拼凑的编纂原则，导致今人对汉魏六朝文学的局部认识出现偏差，但这是基于复原研究的学者视角，若从普通读者的角度来看，没有这些断代分体总集，仅靠居于金字塔尖的以类编排的《文选》，及曹、陶、谢等少数名家诗集，对“经典时代”之完整面貌的认知，终究是有偏颇的。 在早期的唐诗总集中，如果要找一部在明人眼中类似《文选》的经典总集，那么，首推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不仅因为此书在嘉靖年间被较早重刊，而且从编者洪迈的态度来说，他“搜讨文集，傍及传记、小说，遂得满万首”，确实在尽力求全。当然，《万首唐人绝句》存在与《文选》类似的遗憾，那就是以体类分卷的编排体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经典作家”的整体凝定。后来杨士弘编的《唐音》、高棅编的《唐诗品汇》，虽被纳入明代馆阁诗学体系之中，得以借官方的制度性渠道，制造出更有声势的舆论效果，但也以时代、诗体分卷，仍不便于“经典作家”的整体凝定。更何况二书在选篇数量上不及《万首唐人绝句》，杨、高的编纂动机主要在“选”，并不具备“全录”的精神。 “经典作家”的形成，在文本形态上，取决于作品的汇集。其中最高效的汇集路径，自然是作家别集的编定与流通。但别集单行并被多次刊印的诗人，毕竟是少数，更多中小诗人的作品汇集，倚赖于以作家为独立单元的断代丛刻。而比“经典作家”更复杂的“经典时代”，其文本的整体凝定，则取决于断代总集所制造的集体亮相机会的多寡。而集体亮相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对中小诗人作品的“全录式”采集。在当代学者的眼中，《万首唐人绝句》虽然不全，但洪迈本人意在全面覆盖。从这个角度来说，明代接续了洪迈这种“全录”精神的，是嘉靖十九年（1540）朱警编刻的《唐百家诗》。作为一部侧重中晚唐中小作家的唐诗丛刻，此书在对“经典时代”的扩容改造上，可谓成效显著。对普通读者来说，它打破了明中叶“近体宗盛唐”的观念导向，及《唐音》《唐诗品汇》等偏“盛唐”选本所造成的阅读局限，给热衷复古的诗人们带来了阅读与学习上的新鲜感；对研究者来说，它与同时期的《唐五十家诗集》《唐四十七家诗》等同类文献，开启了晚明胡震亨《唐音统签》、季振宜《唐诗》等的编纂模式，共同构成了一个关于唐诗全编的文献序列。通过数代明人的层累努力，为清代官修《全唐诗》的集体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对唐诗的狂热相比，明人尚没有能力汇编宋代的诗歌，也未必有意去汇编宋代的诗歌。但对唐宋词的汇编丛刻，已渐有自觉意识。明代的词籍丛编，前有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中有旧题李东阳的《南词十三种》、紫芝漫钞本《宋元名家词》、石村书屋本《宋元明三十三家词》等多部辑本，后有毛晋的《宋六十名家词》。特别是吴、毛两部大型丛编，在选录词人及存词数量上，基本上奠定了存世唐宋词的主体版块。当然，朱祖谋《彊村丛书》、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在文本校勘上，唐圭璋《全宋词》在文献的覆盖面上，体现出更自觉的学术精神，但这不能掩盖吴、毛二书在特定时代的词籍整理之功。如果说《唐宋名贤百家词》有可能摘抄南宋坊本《百家词》而来，且未有过刊印本，没能为明代词坛的宗尚风气提供一个普遍的学习范本，那么，明末毛晋编的《宋六十名家词》，无疑为明末清初的词坛中兴，提供了相当充分且权威的阅读与学习文本。 甚至连戏曲这种仍处在上升期的通俗文学样式，也出现了“宗元”的复古主义倾向。杜桂萍指出，由于受到明代文学“以复古为创新”之主流形态的影响，“复古的观念、知识乃至思维方式都反射到关于元曲的多元理解中”。在戏曲文献的整理上，明后期出现了臧懋循《元曲选》、沈泰《盛明杂剧》、毛晋《六十种曲》等汇编工作，并非偶然。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些总集就是元明戏曲的全貌，但不可否认，当代的元明戏曲史书写，所涉经典基本上未溢出以上明人刊印总集的范围之外。而且臧懋循、沈泰、毛晋等人，皆有职业出版人的背景，其对书籍出版、流通机制的理解及实际运作，有别于传统文人圈内的张溥、朱警等人。这些职业出版家的介入，为“经典时代”的文本凝定，创造了两个传统路径不具备的优势：一是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体，将文学复古的理念，推广至更普遍的读者群中；二是借坊本书籍在刊印数量及频次上的低成本优势，提升书籍的市场比重，消减因不同书籍之异文而造成的“文本的不稳定性”，进一步提升了文本凝定的效应。 以上《七十二家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唐百家诗》《宋六十名家词》《元曲选》《六十种曲》等丛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全录式”总集，他们较之同时代其他集部文献的长处，在于采编甚至复原了一大批中小作家的别集。古代的读者，对“经典时代”的认知方式，大致有“以偏概全”“以小窥大”两种路径。所谓“以偏概全”，即通过阅读较少数的名家别集，以“经典作家”覆盖“经典时代”；所谓“以小窥大”，即通过规模偏小但流通较广的文学选本，以“经典文本”覆盖“经典时代”。以上两种学习行为，受困于时代的阅读局限，本无可厚非，且经典作家、经典文本作为经典时代的核心内容，有其合理的一面，但由此形成的认识偏差，也是客观存在的。如何有效地改善读者的知识结构，是文学复古走向深化的重要一步。 在今人看来，明人的辑采、编刻行为，是对前代文献的一种深度“打捞”与全面整理；但明人的本意，是对文学复古的一种深化与扩张。冯惟讷、梅鼎祚、张溥等人，之所以在先唐诗文的整理中投入那么多精力，与他们文学复古的身份直接相关， 他们希望通过“著诗体之兴革”“罗古什之散亡”，来纠正一些诗人未能深刻领会复古要旨的遗憾。而且就接受效果而言，《唐百家诗》在编纂策略上的调整，确实打开了嘉靖以后诗人的阅读范围，让他们有机会更便捷而全面地了解中晚唐诗歌的面貌，提升了明后期复古诗人对中晚唐诗的包容度。如汤显祖的诗歌创作从“宗初唐”到“宗中晚唐”的转变，就与他接触过《唐百家诗》有一定关系。应该说，汉唐文学文本的凝定，固然是由各方面原因综合而成的，但追求“以复古为创新”的明代作家们，他们作为读者对更大量古典文学文本的阅读需求，以及编纂者、出版者出于各自目的（推广文学思想、树立文学权威、谋取商业利益等）对这一需求的尽力满足，形成了复古思想与现实利益的联动，这是古典文学的文本凝定发生于明代的根本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