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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舍：大先总结得非常好，但是你的认知、批评怎么能让更多的少数民族作家看到和理解？ 刘大先：我觉得作为写作者应该有自觉。其实许多基层写作者经验非常丰富，但是还无法把自己的经验讲述成故事，因此经验是碎片化的。作家应该多读一点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提炼思想，这很重要。 石一宁：大先刚才讲到“少数民族文学叙事的缺席”问题，涉及到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队伍如何建设。我们一方面要培养、扶持少数民族身份的文学研究队伍，同时我们也请汉族的少数民族学者、评论家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目前情况还不容乐观，我觉得需要充分运用体制机制的力量。 陈 涛：阿舍的经历是很传奇的，你的母亲是维吾尔族，父亲是侗族，你又嫁给了一位回族人。你是如何看待民族性、地域性的？ 阿 舍：我个人的生活经历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为我提供了一些感性的内容。我的外祖父是一个山东人，汉族，娶了一位维吾尔族人，生了我母亲。我母亲也是这样，到了我还是这样。我先生出生在一个非常传统的回族家庭，但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态度一开始就是开通和开明的。受生活经历影响，我天然形成了一种开放的民族观，加之又读了一些人类学的书籍，我发现我们家多民族交流、交融的事实正好符合民族形成的本质性——民族的形成本身就是开放和流动的。无论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一直在不停地吸纳、又分支出去，不停地改道，然后又汇入大海，进入一种新的循环。所以在我的作品里可能一开始就建立了一种观念——我不会在人与人之间、生命与生命之间建立高低优劣的区别，不会在自己的民族和别的民族之间故意制造隔膜，这种心态使我处理小说中的人物和观照一些事物时，天然就具有了一些文学本身要求的精神——理解和宽容、宽恕和悲悯，这种精神是生活本身馈赠给我的，我对我的家庭和家族充满感激。我希望各个民族之间互相理解，而不过分强调差异性。在别处，我对不协调的情绪非常敏感，稍有发现就会把它吸纳进来和自己的感性认知两相对照，我用这种判断力和取舍力寻求民族与民族互相理解、互相尊重。 陈 涛：下一步少数民族文学为当代文学还能提供哪些可能？ 石一宁：首先少数民族作家还是要聚焦时代的主旋律，比如现在中国大地上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脱贫攻坚战。因为贫困人口很多是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因此脱贫攻坚战跟少数民族关系非常密切。另外一个就是生态文学作品的创作。少数民族文学跟生态文学创作有很天然的联系。少数民族作家所在的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是有高山草原、大江大湖的地方，风景非常美，怎样让锦绣河山绵延千秋万代，继续造福子孙后代，是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多思考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格局，它还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乃至文化格局。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就生活在丝绸之路地带，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落实和不断推进会给少数民族文学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当然，文学，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应该百花齐放，但是我认为我们提倡多样化的前提还是要弘扬时代的主旋律。这是我对少数民族作家新的空间和可能性的一个期待。 刘大先：我去参加“五个一工程”评奖的时候，赵德发的《经山海》获奖，这是一部扶贫题材的作品。《经山海》写的是海洋，海洋是一个浪漫化的、风景性的存在，但是在新时代扶贫题材的书写里面，就成了一个可认知的、生产性的、日常性的存在，这样的书写就比较新颖。另外，文学要塑造形象，《经山海》这个小说写的是基层女干部的形象，这也比较有意思，关注了一个女干部怎么艰难探索自己的道路，怎么艰难成长，探讨了知识分子、干部怎么跟老百姓结合的问题。 我们这代人亲身经历了城市化的过程，见证了原来的生产方式进入城市怎么产生文化碰撞。真实的经验总是能够打动别人，这是我想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当下的时代是一个融媒体的时代。网络文学影响越来越大。有很多少数民族网络作家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挪用到网络文学里面来，这很有意思。你会发现少数民族文化的遗产有多个开发方式，它既可以写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可以写当代变化，甚至可以完全抛开这些，去写一个架空的世界，世界是敞开的，就看作家怎么取舍。 阿 舍：我想从创作的层面来看少数民族文学可能性的问题。我翻了翻部分回族作家近期发表的作品，发现他们的民族经验、地域性色彩在近期的新作中大幅减少，甚至流失。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首先，一个作家不会仅仅满足于只写本民族的题材，这是一个作家自我成长很正常的诉求，是值得我们大家关注和期待的。其次，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民族经验、地域经验、差异性经验减少和流失是必然现象，是每一个民族、包括汉族作家都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需要接受它，面对它。第三，我觉得他们现在的转型并不代表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而可能是一边思考一边写，在寻找新的突破口和可能性。 一个作家，无论是少数民族作家还是汉族作家，都要去寻找自己观察和表达的支点，这个支点不是固定的，它随着作家的成长不断移动，但是每个阶段都有一个支点。我也在找自己的支点。近两年我把目光和视野放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下，想看看自己在这个历史书写中能走到哪一步，能完成到哪一种程度。我们都在寻找这种可能性。 陈 涛：汉族作家书写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在少数民族文学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刘大先：我的一篇文章《民族生活、民族形式与民族书写的嬗变》，就梳理了新中国70年来的民族书写，这种书写不仅仅是少数民族的，也是汉族的。比如作家徐怀中，他最早的长篇小说是写在西藏地区怎么推广农业技术。再如闻捷，新疆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的诗歌形式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王蒙曾经在新疆生活过相当长的时间，他之后写了大量先锋手法的小说，但是你会发现新疆生活和文化隐含在他创作的文化脉络中。 回首看上世纪80年代文学，比如土家族作家孙健忠的《死街》，你会发现它既有当时先锋文学的影响，又蕴含苗族文化、土家族文化。因此是不同民族的书写，共同表现了我们时代的中华民族的生活。 石一宁：少数民族作家从汉族作家的少数民族题材作品当中能够学习、借鉴到很多东西，能够启发很多思考。这也是文学本身反映生活的事实。我们中华民族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大家庭，各民族都在共享着一种多民族的生活。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鼓励汉族作家的少数民族题材的文学创作，而少数民族作家也应该多学习、借鉴汉族作家创作少数民族题材作品的经验。 （本文根据中国作家网“文学直播间”现场记录整理 整理者：马媛慧） (责任编辑：admin) |